专访赵启正：“惜土如金”开发浦东

专访上海市原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赵启正

改革开放三十年周年之际，循迹改革先行试验区，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上世纪90年代的浦东，确实带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段难忘岁月，《第一财经日报》与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专访了上海市原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赵启正。

1 惜土如金

《第一财经日报》：从提出浦东开发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赵启正：浦东开发应当认为是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伟大实践。这个实践是成功的，比预期还要好。在这种实践当中，我们边摸索边进步。可以说国内外都是十分肯定的。

《第一财经日报》：能否介绍一下当年浦东开发的市场运作模式？

赵启正：浦东开发是在1990年提出来的。这时我们国家已经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浦东在建设过程中，克服了原来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换了一个轨道来思考。从建设的资金、方法上看，是以社会经济为主，到后期完全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运行。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例，在浦东整个开发投资中，政府的投资大约占10%，其余90%是国内外资金的汇总。

开发浦东的资源是什么？首先，理论上的资源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次，中国人有几千年文化做背景，缺少的是资金和现代高科技技术。当时浦东和浦西相比，就是土地资源比较丰富。在开发浦东的同时改造浦西，现在看来这个方法是对头的。浦东有什么？当时有的是土地，但是土地也不能浪费。当时浦东的面积是500多平方公里。我们很珍惜这些土地。

当时，我请上海一位书法家写了一幅字是“惜土如金”，一直挂在办公室里。有的投资者说，你们的土地很贵吧？我说，不仅很贵，而且你买了以后，一定要有足够的投资，无论是商业区、住宅区，还是工厂区，要符合我们的规划。细节你可以设计，但不能破坏土地。“惜土如金”有两个含义：一是土地有价值，比较贵；第二，土地要用好。

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国际造纸集团，它希望在浦东建造纸厂，我们说不行，因为造纸厂容易对水产生污染。该集团的负责人说他们在外地做好纸浆运过来，我们仍旧不同意，因为还是有污染。还有一个国外投资者，想来这里开设一个大的显像管厂。我们也没答应。这个概念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工业化比较晚，很多国家工业化曾经有过污染的过程，比如英国和日本，后来再治理。如果不顾污染，GDP值看着很高，但最后付出的代价也高。所以，我们很怜惜这5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一开始就拒绝了一些利润高但有污染的项目。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经有一句名言说，要站在地球仪旁边考虑浦东的开发开放。当时就已经站在全球化的视角来思考了。如今，浦东开发开放也走了很长的路，有新的发展。你觉得目前浦东可以代表中国全球化最前沿吗？

赵启正：至少提到中国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市场的发展，是不能不提上海的。当年要对很多外国投资者说明浦东建设的目标，一定要用比较简单的、他们容易懂的话来说。我这样对外国人说：世界各国的政治对话是通过首都进行的，而经济对话是通过领土中的几个特别的经济发达城市。在中国，香港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它的地位已经比较重要，至少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之一。在我们内地，具有后备资格的有若干城市，首先想到的是上海。因为邓小平同志说过，在历史上它就是金融自由兑换的地方。在党的报告中也说，上海要率先建成面向国际的金融和贸易城市。如何振兴上海，使其成为一个能够与国际对话的城市呢？就是开发浦东。上海具有这样的经济力量，当时是这么考虑的。

2 投资办，而不是招商办

《第一财经日报》：在浦东开发中，你一直强调，高楼大厦等硬件很重要，同时软实力可能更重要。当时是怎么把软实力建设起来的？

赵启正：当时有一句话就是，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上海不仅是中国的重要城市，也是世界的重要城市之一。什么才是重要呢？是功能。它能做什么事情，扮演什么角色。它是一个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也是物流航运中心，甚至于应该是一个通讯中心。应该先考虑功能，为了功能设计城市。功能设计、开发，应领先于形态设计和开发。所谓形态就是楼、路、电、厂。当时有一个很通俗的比喻，我们要修建一个足球场，为什么？为了世界杯，为了足球赛。修建这个足球场，铺绿地、修看台，就是形态建设。最后用国际规则，国际裁判，国际球队都来比赛，这个球场功能就发挥出来了。浦东开发就是这样设想的，盖楼、盖工厂、修道路，最后运行起来达到我们预期的，成为中国经济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一般来说各个省市都有招商办。浦东新区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即没有招商办，只有一个投资办。这种思路看起来非常超前。能不能谈谈为什么没设立招商办？

赵启正：我们觉得招商办这种表达不够全面，投资是一个更现代、更能为外国人理解的概念。所以在引进投资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讲清楚投资环境是什么样的，在上海、浦东投资环境有哪些优点，有哪些不足。这样，人家就比较放心。比如，一家美国公司来，我说我们投资环境还有些不够的地方，比如办事效率尚待提高，规划已经做了，我们认为比较完美了，你们还可以提出意见。在运行中，我们的银行还不能做全部的外汇业务，在所有的产品中，还有些项目受到约束，等等。他们说这些缺点不算多，我们愿意来。

3 “小政府大社会”改革还得继续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英国有家电视台采访时问你，当浦东真正建好繁荣的时候，是不是腐败也就来了？

赵启正：我说浦东发展很快，你可以跟踪观察。浦东有句话叫“勤政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浦东的干部有一个教育，叫做养成教育，养成勤政廉政的好习惯。当时提出三条“八一线”：一、土地批租中，浦东的领导不直接谈地价，由专门机构、专门小组去谈，你只对公正性负责。第二，在工程招标方面，有专门的专家小组负责，并且专家小组还不是固定的。我们只对规则负责。第三条，就是关于大量的动迁。浦东居民动迁，如果是你的同学、部下或者朋友，绝不可以打招呼写条子。

“小政府大社会”倒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上海市委提出来由我们去施行。它的意思是政府该管的一定要管，属于注册性的、备案性的或者不涉及政府核心功能的，可以交给社会管理。可以有一些协会、一些民间组织。比如人才交流，政府不要管，可以由人才交流中心做。在建筑行业，可以组成协会对建筑质量或者价格进行协商。关于药品，当时也有一个交易中心，是一种公开的交易，直接上计算机公布。当时说“小政府大社会”是这个含义。

也做了一些试验，但看来比较困难，比如有些局当时就没建立。一个区的改革必须得到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同时跟中央机构也得对应。所以“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还得继续进行下去。所谓综合配套改革，这是主要的内容，目的是提高效率。

《第一财经日报》：浦东开发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十六字的概念，即“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这是一层一层向外拓展的框架。不久前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当时浦东设计的角度，包括今天这样一个视角下，怎么看待联动呢？

赵启正：关于联动，当时有多种提法，但都是不矛盾的。比如，浦东开发和浦西的旧城改造要联动。另外，浦东有大量农村的土地，城乡要联动。更重要的是中央给的任务，带动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这是长江三角洲的联动。在初期，这个联动也有困难。因为我们并没有经济力量到那里投资和开发项目。但是有软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大量投资者到浦东，我们不能全部容纳，有的需要土地面积大一些，或者与上海已有的项目有重复，就应该到苏锡常，或者到长江三角洲其他地方发展。昆山当时有一条标语，昆山和浦东相比，距虹桥机场更近，这也是事实。有不少投资者，特别是台湾商人，觉得这里的土地还是贵一些，我们主动提出相对较近的昆山。所以，对周围的带动是一种软带动。

4 发现“亚洲经济走廊”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提出一个概念叫作“亚洲经济走廊”，当时是什么样的背景下，和浦东开发怎么衔接在一起的？

赵启正：全球三大地区，它们当时的GDP约各占世界GDP的20%到30%，一是美国，一是欧盟，在亚洲并没有亚盟，但亚洲有一个经济发达地带，就是从日本东京、阪神地区，经过韩国首尔，再经过上海和台北、香港，到新加坡等。在这个经济走廊中，每若干公里（500到1000公里），相当于高速公路每一段有一个路灯。这一串“路灯”亮下来，它占的GDP总额可能会达到世界总值的25%，事实上现在看来就是这样。有香港朋友说，上海会不会跟香港形成竞争，会不会影响香港的发展？我说，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飞机场，飞机是没用的，只有飞机场多了，飞机才有用。上海和香港相距1000多公里，正好是经济走廊的两盏灯，两盏灯比一盏灯亮，相映成辉，可以形成互补。当时英国议会，我去访问，有人问我这个关系，我就说，你们大厅里这么多灯，我们多几个灯怎么不可以呢？在欧洲，有法兰克福、伦敦甚至爱丁堡等多个经济中心，我们亚洲也应该有多个经济中心。有个搞开发出身的英国副首相，到上海来访问，问我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功能有什么不同？我说，香港相当于批发型的金融中心，如同伦敦；上海是零售型的金融中心，相当于法兰克福。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怎么发现“亚洲经济走廊”这个概念呢？

赵启正：我们接待的商人、投资者，都是哪里来的呢？我们分析一下，发现他们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正好是这一带。

《第一财经日报》：你有非常多的国际友人，基辛格博士可能是其中跟你最好的朋友，他对浦东开发开放有什么样的评价？

赵启正：浦东开发以后，他已经由政界退下来了，他是美国许多大公司的经济顾问。他每次来，都有一次谈话，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上海的情况。他有几句话还值得一提，一是，他说当年提出浦东开发，许多人说你们这是口号，不是行动。而他的判断是行动，现在证明他是对的。浦东开发取得初步进展之后，他在东方明珠顶上看周围一片工地，建好的楼房和工厂，他又说，你们浦东开发最大的成就、最宝贵的，并不是这些大楼和高科技工厂，而是你们的国际公共关系，你们被信任了。你们最初提的计划是纸上的，最初的几个投资者风险很大，因为你们说有道路、有机场、有通讯，但如果半途而废，那么最初的投资者必然破产。回顾的时候，还得说基辛格这些评价是正确的。基辛格比较热情，介绍了一些投资者。

5 综合性配套改革是一个链条

《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浦东新区已经被确立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如果说有一个竞争者，那么有可能是天津的滨海新区。有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浦东新区先行先试的步伐迈得似乎没有滨海新区这么大。浦东新区在未来面临一些挑战，你怎么看待这些挑战呢？

赵启正：综合性配套改革，在全国四个城市（展开），有上海、天津、重庆、武汉。综合性配套改革，不是简单地改一件事情，而是改一个链条，相关的齿轮都得变。不能说上海现在就慢了，因为我也了解其他几个城市怎么做的，都是在探索阶段。这有一定难度。刚才我举过例子，如果上海市或者某一个区，或者浦东某个地方对某个机构功能改革，有可能和市里或者中央某个齿轮对不上，这就需要上海市给予一些支持。据我所知，上海市委市政府给浦东十七八项可以先行试验和放开的项目。中央各部委，他们也要做一些改革，对地方怎么管理，给地方授什么权，或者想改变什么，大概也有30项左右在浦东试点。邓小平同志说过大胆和谨慎相结合。综合性配套改革特别强调谨慎，因为一错，不是一件事错，而是一串。

（本文由本报编委杨燕青电视对话赵启正录音整理成文，袁飞整理）

赵启正

●1940年1月生，北京市人

●1958年至1963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学习

●1982年至1984年，任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副厂长

●1984年至198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1986年至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2年10月，兼任浦东新区（筹）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浦东新区筹委会主任

●1993年1月起，任中共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

●1993年2月至1998年2月，任上海市副市长

●1998年4月至2005年8月，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2005年11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