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粮票从泮溪酒家开始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取消粮票，深圳人率先过上不用粮票，粮食敞开供应的好日子。而深圳勇闯物价关，这一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也折射出深圳特区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口述

每月粮票都用完

排队三天买不到一块扇骨

廖国良：粮票是物资极度匮乏、市场非常萧条的产物。因为物资匮乏，所以通过票证来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我还记得，作为国家干部职工，我当时每个月有３０斤粮票，而一般的居民，１６岁以上的轻体力劳动者每个月有２６斤，１６岁以下的根据年龄分不同的等级。那时候饮食中没有什么油水，所以大家的饭量都比较大，那些家里有大孩子的，家里的粮食更是捉襟见肘，因此家家户户每个月都得精打细算——吃多少顿干饭，多少顿稀饭，什么时候要向农民买点红薯补充一下，都要规划好。但是不管怎么精打细算，几乎每个家庭到月底还是吃得一点不剩，根本没法顾及有什么特殊情况时的特殊需求。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孩子过生日，吵着想吃碗面，但是，家里却一点面都没有，也没有粮票再买了，因此在孩子又哭又闹的情况下，她只好奔波于几个好友的家中去借，到天快黑时，才找到一小袋面粉，最后让孩子吃上了一小碗面条。这个经历在２０多年后，朋友还是记忆犹新。

当时，除了买米买面难，买肉也特别难。有一次，儿子生病了，医生说是体虚，要用扇骨煲北芪补补身体。于是我太太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排队买猪骨头。但是，没想到，连续排了三天队，她都没买到扇骨，因为当时的猪肉、猪骨头大部分让酒楼买走了。最后，太太去求酒楼的人，看能不能让一点扇骨给她，但还是没有求到，只能伤心地回来了。

在那样一个粮食、日用品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如果有亲戚在香港或者国外，就会感到非常幸运——香港或者国外的亲戚寄钱回来，可以拿着汇款单领到相应金额的侨汇证，然后到华侨商店去买各种米、面粉、油、猪肉等物品。还有一些从香港回来的亲戚，带了香港面包店不要的面包头回来，拿到的人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即使是别人不要的面包头，那时候也是美味，更是“医肚子”的珍贵之物。

大胆卖“高价饭”

解决来深建设者吃饭问题

李定：粮票时代的状况，可能全国都差不多。但是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后的情况却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原来深圳只有两三万人，但是建立特区后，到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３０多万人一下子涌到深圳来，这些建设者大多没有把户口迁过来，第一个月粮票随身带，第二个月家里寄，到第三个月就接不上了，没有粮票，就无法买粮做饭，到饭店没有粮票也吃不到饭，他们在深圳就无法生存。

有一天，泮溪酒家总经理跑来找我诉苦，说有些没粮票的客人来了，吃不上饭，客人只好离开。脾气稍大一点的客人，临走还愤愤地甩下两句：什么特区？连饭也吃不上算什么特区！因此，他希望市里允许泮溪酒家买一些高价粮，做成“高价饭”，让没粮票的客人也能吃得上饭。

来深建设者没饭吃，就留不下来。这对特区的建设非常不利。但是让没粮票的建设者吃上饭，势必是大动作——不牵涉全国的问题，比如提高荔枝收购价，放开猪肉供应，我们都试着做了。但是粮票是全国性的事，不用饭票卖高价饭的口子能开吗？我当天就把这个问题拿到财贸办的会议上讨论。讨论结果是支持和反对的两种意见各半。但是我是支持的，所以我就去请示时任深圳市副市长、主管财贸的周溪舞。听完我提出的泮溪酒家不收粮票作为试验的建议，周溪舞当即拍板，表示同意，但要求不要大开口子，先试一下。

得到了市里的许可，泮溪酒家开始从农贸市场购买高价米做饭。主食、点心卖给没有粮票的客人时，价格要比交粮票的客人高。比如当时一碗米饭，有粮票的卖５分钱，没有粮票的收５毛钱，价格翻了整整１０倍。但却没人嫌贵，反而一片叫好。试行几天，泮溪酒家总经理就满心欢喜地跑来告诉我：“没粮票也能吃饭，大家都说好！”

泮溪酒家的口子一开，示范效应非常大，不久其他饭店也都开始卖“高价饭”。后来，连企业单位的职工食堂也开始有了“高价饭”，没有粮票不能吃饭的情况逐渐就少了。

副市长出面四处买粮

市民吃上泰国米

李定：没有饭票的建设者吃饭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不用粮票能买饭的地方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引发了粮源问题。国家调拨给深圳的粮食就是原来登记在户籍册的几万人的口粮，自由市场上流通的高价粮数量也实在有限。所以我就找到周溪舞，让他带我四处找粮。我们先跑到江西、湖南、湖北等产粮地区的驻深圳办事处，问能不能在当地买一些粮食，价格可以高点，但质量一定要好。人家说，粮食有，但是国家统购统销，管得严，大批量运不过来。我们就磨着他们，希望他们帮我们到农村去高价收些粮食，不装大包装小包，不搞大批量调运，几包几包地小批量运过来。几个省驻深办的人也犯嘀咕，开始是不支持的，觉得深圳买高价粮是违法行为，违反了国家统购统销的政策。但他们还是偷偷地按照我们的办法，通过出口猪只、果菜、杂粮和土特产到海外时，偷偷“夹带”粮食到深圳，这样终于解决了当时深圳的部分粮食短缺问题。

在请几个兄弟省帮忙的同时，我们还把目光瞄准了国外的产量区——泰国。当时我们利用手头的外汇，开始了粮食进口，每年从泰国进口大批大米。所以说，上世纪８０年代，深圳人就吃上了泰国米呢！

除了粮食，我们也开动脑筋，多方动员，利用国家给的特殊政策四处筹措各类短缺物资，以满足特区建设和百姓生活的需要。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市政府两次组团参加广交会，用手中掌握的外汇从广交会上采购到约合人民币３亿元的商品，对缓解深圳的物资紧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取消粮票

粮食供应足不怕抢购

李定：在卖“高价饭”让粮票制度开始松动以及深圳的物资供应逐渐充足后，粮票的取消就水到渠成了。１９８４年末，时任深圳市长的梁湘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是否彻底取消粮票，敞开粮食供应。而此前的试验给出了答案——大家一致认为可以大着胆子试一试。同时，大家也考虑到，如果取消粮食定量供应，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引来抢购。怎么办？会上决定，通知各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粮食，提高粮食售价。若发现周边地区来深圳抢购，再想其他法子应对。

于是，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日起，深圳开始取消粮票，粮食价格也上调，如三号大米从０．１４６元，调高到０．２９元。与之相应的，是工资的提高——每个人的工资里增加了粮食补助。

廖国良：听说要取消粮票，群众有些想法，主要是怕出问题。很多人说，全国都没取消，深圳取消行不行？这样的政策是不是能长久？出了问题老百姓会不会饿肚皮？但是，市里召集粮所的负责人开会，向我们说明市里的决定，并且也下拨了大量的粮食过来。我们为了安定民心，就在粮所外面贴上告示，告知周边的居民粮食充足，敞开供应。同时每个来买粮的人，我们也都向他们保证随时买得到粮食。

记得当时确实有不少市民排队抢购粮食，像东门那边的粮店，有人凌晨四五点钟就去排队，粮店一开门，所有人就都涌进去。有的粮店准备不够充分，还起了一些小骚乱。而我们蛇口粮店，由于居民数量没那么多，而且我们的告知、安抚工作做得很充分，再加上我们的粮油备得非常足，所以所有居民在买粮时发现确实是随到随买，也就打消了疑虑，高兴地接受了取消粮票，可以放开买粮、敞开吃饭的事实。

李定：有人说，取消粮票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因为它终结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近４０年的票证制度。那么深圳为什么能在全国率先取消粮票呢？我认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有敢闯敢试的氛围，所有在这片热土的人，都有敢闯的基因，都铆足劲地去闯、探索改革的路径；也因为政府部门愿意听取群众的呼声，对于群众提出的想法，敢于承担责任，愿意试验，在试验成功后再推广。就是这样，深圳在取消粮票、放开物价上，为全国带了个好头。

险些断粮

深圳粮食供应体系在风浪中完善

李定：深圳粮票取消不久，也发生过一个惊险的“小插曲”——深圳差点断粮了！那是１９８５年夏天，深圳粮油公司向市里汇报，市场上的存粮大约仅够供应五六天了！造成这种险情的原因是当时广东省普降大雨，许多公路被冲坏，运粮车赶不过来。一开始，我们还觉得问题不是很严重，因为从泰国进口大米的订单已下了，按照预订的日程，马上就要运过来了。只要这批大米一到，供应就又充足了。哪知道，天公不作美，当天海上起了台风，这批进口粮、救命粮也没法按时运到！

这下子，我就急了。我赶紧跑到粮油公司一看——情况真的很危急，满打满算也就是三四天的量。心急火燎的我马上要求在海上的泰国运粮船１小时报１次位置。那一次等待非常煎熬，但是幸运的是，在存粮见底的最后一刻，运粮船抵达了蛇口，我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

后来我们总结，那个时候大家确实是没有经验。我们为了满足市场的供应，在粮食上是有一定存量的。但是却没有预计到有意外和紧急情况。应该说，过去计划经济不用我们在存粮上多操心，到日子了，就向上级供应部门打电话：什么时候到呀？但一旦取消粮票，需要自己操心了，却发现有很多实际问题没有考虑到。

但是深圳的粮食供应体系，也正是在这样的风浪中逐渐完善起来。大家慢慢有了采购、供应、应急、储备的经验，深圳的粮食供应没有“掉链子”，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意外和事故影响深圳粮票取消的创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