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开放15周年赵启正:推开"浦东逻辑"的历史之门

上海浦东开发已届15年。正是由于这一跨世纪战略的成功实现，新世纪的上海，承担起了平等参与国际经济对话的世界级大都市的职责。而自浦东开发早期开始步入“中国国际公关之旅”的上海市前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第一任主任赵启正，已将浦东经验带到更广大的国际舞台。 

浦东开发更像是一个“传奇”，人们迄今仍在探究早期决策和拓荒历程背后的故事以及逻辑。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独有的记忆之窗，为我们重新梳理了“浦东逻辑”。 

造就一个“可以参与全球经济对话”的新上海 

记者：作为中共上海浦东新区工委第一任书记、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第一任主任，您亲身经历了浦东新区开发的最初历程。您认为，当初决定开发浦东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是怎么确定的呢？ 

赵启正：战略目标是把上海建成我国面向国际的、较强大的经济城市之一。然后成为与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平起平坐的世界级的经济中心之一，这得需要努力。 

当时，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意识到，必将兴起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迫切要求中国有几个能够与世界经济对话的国际大都市。 

国际的交往需要两种“对话”，一种是政治对话，一种是经济对话。政治对话是在首都进行，比如北京怎么说，华盛顿怎么说；而经济对话则不同，是具有世界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的大都市代表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当然，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首都同时也是世界经济中心城市。也有的国家不只有一个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除了上海，至少还有北京具备这样的资格。 

一个国家，特别是大的国家，没有这种世界级的大都市参与国际经济对话，所谓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十分困难。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除了还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初具这种功能外，中国实在还没有哪个城市具有这种地位。 

小平同志说“再造几个香港”，意在掌握面对全球经济的发言权 

记者：小平同志当年“再造几个香港”的谈话精神最终落实到浦东开发的实践上，现在已经过去15年，您能够谈谈当时的背景吗？当时对“再造几个香港”的理解和今天有什么不同？ 

赵启正：当时，“全球化”这个词至少在中国媒体上还使用得较少，但小平同志对中国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是有深谋远虑的。比如他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 

正是基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争取一个有利位置这一战略思考，邓小平才提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当时我们对这段话不是很懂，有的同志问：造几个“香港”是什么意思？20世纪80年代后期香港还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是个自由港，简单地说是不是造几个自由港？ 

我的理解是：小平同志的话是有深意的，其实就是说，在国际经济发展格局中，中国需要有几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中心城市，这样的城市在全世界是屈指可数的。中国的香港，它在回归以后是“一国两制”下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当然我们还需要“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中心城市，与香港形成互补之势，面对全球。 

当时中国哪一个城市最具有这种潜力呢？首先是上海。邓小平在1990年3月初指出：“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1年初，他更加明确地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因此，浦东开发一开始所确定的最终战略目标就是建设一个国际经济对话中心城市。 

开发浦东晚了吗 

记者：小平同志曾经表示“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他老人家在表示遗憾。但您曾说，这是小平有意激励上海和浦东的领导班子，是这样吗？是否可以说，在小平同志的筹划中，上海浦东开发的时间点“正逢其时”？ 

赵启正：小平同志当时讲，“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其深刻含义是什么？的确曾是一个引起人们纷纷探究的话题。 

让我们回顾一下当年开发深圳和浦东的基本背景：深圳是1980年开始开发的，浦东是1990年宣布开发的。也许可以问，浦东为什么不可以早两年开发，或者早三年开发？但是不可以问“为什么不可以早十年开发”。上海和深圳毕竟不同。在开发之前，深圳不过是一个小渔村，以它为试点，即使遇到重大困难，甚至失败了，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影响甚小。 

而上海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前，上海就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这个城市所提供的税收，曾占到全国的1/6或1/7。以此为试点，一旦失败，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在深圳开发积累了十年经验的基础上再开始浦东开发，披荆斩棘的是深圳，而不是浦东。深圳开发时，我们有多少观念是落后的，如土地不能批租，不能实行股份制，与外商合作是不是让他们占了便宜，能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都是问号。这些问题都由深圳开发解决了。 

所以，在改革开放历时10年之后，在深圳开发已经获得基本成功之后，中央才下决心开始浦东开发。这实际上是邓小平对中国的责任心所致，浦东开发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说浦东开发晚了？我理解，这无外乎是邓小平对我们的激励，鼓励我们后来居上。他本人也确实讲过：“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我在1993年访日时，日本记者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就是像今天对你一样的回答。日本记者听得很明白，第二天就见报了。 

“功能开发概念”和“球场之喻” 

记者：当年您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浦东开发要注重功能开发，这是最早提出“功能开发”的概念，后来您又将其延伸为“球场之喻”。经过多年的实践，功能开发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念已经被广泛运用。您当初是如何考虑的？ 

赵启正：当年，大家讲开发通常强调“筑巢引凤”，主要指先进行“形态开发”，就是有多少路，有多少楼，有多少基础设施。这样，如果引不来“凤”，开发就失败了。换个比喻，建成一个绿草如茵的足球场，这只是形态开发，如果没有国际规则、国际裁判，没有国际球队常来赛球这样的功能，这个球场就白开发了。 

我想，形态开发就像计算机的硬件，而功能就是这些硬件，是拿来做什么用的，要在开发前就设计好。没有软件或没有使用场合的计算机，只能是一件摆设。1992年下半年，在新区筹备期间的一次会议上，我们提出要注重功能开发，反复强调形态规划必须服从功能规划。浦东就像一个功能完备的大球场，一年要赛几十场，这个足球场才发挥了功能，实现了功能，最好能举办“世界杯”。 

我们请4个国家的专家规划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给他们一张地图、一份说明书，说明这个地方将来是一个金融中心，是外国商社的中国总部所在地———当然，这是在请国内外专家分析“凤凰”能不能来，能够来多少的基础上，进行充分论证之后作出的功能规划。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不仅是一个与浦西连接的区域，还是与世界的交接面，我们预定总的建筑面积是400万平方米，这些简约的说明，实际上就是功能的说明，以功能带动形态规划和建设。 

江泽民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定位 

记者：小平同志提出“再造几个香港”，您能否谈谈这些话的背景和深意？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赵启正：我曾经把浦东开发比喻为一支交响乐。乐曲的总谱是邓小平写的，党中央是乐队指挥，而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则是有幸参加演奏的成员，这个乐队的演奏员有几百万之多。 

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上专门提到了浦东开发，他说：“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实际上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确定了浦东开发的战略目标。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具体部署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这还是第一次。 

此后，江泽民同志对于浦东开发的进展非常关心。1996年4月，他视察浦东，在审阅陆家嘴中央商务区规划图时，看得非常认真。他问我们，这些规划的高楼，到香港回归时都能建成吗？我们回答，现在已经在建的，到明年大多数都可以封顶，陆家嘴的中央商务区可见雏形。他听后表示非常满意。 

一年多以后，党的十五大闭幕不久，江泽民同志再次来到浦东，见到中央商务区初步形成规模，高兴地说：“浦东开发不容易，每年都有大变化。”他还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题词：“努力把陆家嘴建设成为面向国际的现代化金融贸易区”。这个题词，可以说是把小平同志关于上海建设的战略思考具体化了———当年邓小平只是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金融中心；而此时已经非常明确，这个中心的核心就在陆家嘴。 

1990年宣布浦东开发是对外也是对内的庄严承诺 

记者：199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处于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还是走回头路，国内外都很关心中央下一步的动作。 

赵启正：当时的严重困难主要是：一、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价格闯关导致一场建国以来罕见的抢购风潮，为防止许多国家曾发生的经济失控局面，中央不得不作出对国民经济实行“治理整顿”的决策。结果是制止了经济过热现象，但同时也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GDP增长速度放缓。二、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挑起了一场“制裁”风潮。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慎重稳妥而又高瞻远瞩的浦东开发决策，上海也走进了改革开放新阶段。 

邓小平提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重点的地区一般都在边境前沿及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其原因就是前面所讲的，尽量减轻改革的风险。而浦东的开发则具有更深刻的含义，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拿出中国最发达、最富庶的区域来继续改革开放的试点。这一重大举措足以证明中国把改革开放推进到新阶段的义无返顾的决心和信心。 

就国内而言，1990年正是改革开放进入第十年的时候，改革可以说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有两种改革的思路可以选择：第一种思想是放慢速度求稳定，推迟与减轻改革开放的进程与力度；第二种思路主张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深化改革。启动浦东开发开放，也是对国内疑虑的回答。 

遗憾和经验 

记者：您当年曾经推动迪斯尼公司落户浦东，能否介绍一下当年的情况？这是否您的一个遗憾？ 

赵启正：那是在1993年我访问美国时，在迪斯尼公司洛杉矶总部，迪斯尼总裁福兰克·韦尔斯在听了我对浦东开发及上海发展的介绍之后，他同意，“迪斯尼若要进入中国，最好的地点是上海。”随即在一周之内，韦尔斯先生就派出先遣小组到浦东考察。不幸的是，几个月后，韦尔斯总裁因飞机失事而丧生。由于突发事件，韦尔斯先生把迪斯尼建在浦东的愿望没能及时实现。人走事凉，一拖就是十多年了，但他对浦东的热情和向往，却令人难以忘怀。 

记者：1994年，我国台湾地区也曾提出建立“亚太营运中心”的计划，但现在已无人提及；而浦东开发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启动，今天已经成功。浦东的诀窍在哪里？ 

赵启正：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优势。上世纪90年代初，在浦东开始开发后，我国台湾地区搞了一个与浦东开发决策有点相仿的“亚太营运中心”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著名的美国麦肯锡公司替台湾做的，论证相当完备。1994年，台湾公布了这个计划，也轰动一时。当时在开全国人大时，有一位台湾大报的记者问我：浦东开发如何呼应这项计划，我告诉她：“浦东开发已经起步了，‘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刚刚宣布，应该问后者如何呼应前者，然后再互相呼应。我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成功。”没想到几年过去，“亚太营运中心”计划云飞雾散了；而浦东新区则崛起在东海之滨。 

两个看起来有些类似的计划，竟有如此不同的结局，确实令人深思。这一对比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可行性和生命力。同时也说明，台湾“亚太营运中心”的规划看似完备，但忽略了大的前置条件。这个前置条件就是不能脱离强大的祖国大陆的经济支撑。 

浦东经历对现任工作的帮助 

记者：从事浦东开发开放的主政经历，对于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做好对外宣传，向世界推广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有怎样的帮助？ 

赵启正：浦东开发期间，我接待、结识了大量的外国政要。当时到北京访问的外国政要，其中70%以上的都要到浦东参观访问，其中包括亚洲、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澳大利亚、拉美国家的多位总统。 

当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汤臣国际酒店演讲说，“我愿意在这里演讲，因为这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会议休息时，他又对我说，“大运河是历史，长城是历史，浦东也是历史。”说完，希拉克要和我合影，可是摄影记者黎自立相机里的胶卷只剩一张胶片了。希拉克说：“你装胶卷吧，我们等一下。”可见他对于浦东开发这一历史事件的热情。 

在路过进才中学时，我告诉他，这是伴随浦东开发而诞生的一所中学。希拉克对这所学校很感兴趣。我告诉他：“遗憾的是这所学校没有法文课。”希拉克当即指示法国驻华大使帮助寻找法语教师和安排教材，后来，这所学校很快开了法语课。去年，我访问法国时，告诉希拉克，进才中学已有了法文课。 

我离开上海到北京上任时，整理名片时发现仅日本客人的名片就达3500张。应当说，在浦东工作时，我不仅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还结识了众多世界各国的企业家和学者，为我今年做好“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工作提供了基础和方便。 

浦东开发和我今天从事的对外宣传工作，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国际公共关系。基辛格博士参观东方明珠电视塔时，居高临下，一览浦东颇有感触，他说，你们这些大楼和高科技工厂都很成功、很宝贵，但更宝贵的是你们的国际信誉。当初人家敢到那样偏僻的浦东来投资，是对你们的信任，这比这些大楼和工厂更宝贵。你们的国际公共关系是成功的，这是最重要的成就。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到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在促使这一转折的关键环节中，浦东开发的决策和行动是很起作用的。 

从我现在从事的外宣工作来说，也借助了已有的和新建立的广泛的国际公共关系。在国际公共关系舞台上，和我们打交道的都是“公关老将”，都是左右平衡有致的人物。我们要善于使用国际化的语言，表达我们的声音，维护我们的利益，但是又不伤害对方，争取双赢。这样才能建立有利于我们的国际舆论环境。 

在国际交往中特别要恪守信誉。在谈判过程中，宁肯谈得慢一点，也要把我们的主张讲充分、讲明白；而一旦达成协议，就要讲信用，严格按照协议去办。做好外宣工作要求我们“内知国情，外知世界”。 

记者：您在浦东开发历史上的阅历，对您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显然是有益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当您出席外事外交场合时，人们介绍说“他曾经是浦东开发先行者”，从而把您个人作为一个宣传的“符号”。 

赵启正：这样的情况不少。特别是到了国外的一些场合，人家很注意我的这个经历。但是，我还是要说，浦东是上海的浦东，是全国人民的浦东。浦东开发成功的功劳是大家的。我要感谢邓小平同志先瞻先瞩，感谢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感谢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支持，感谢上海市民和全国人民的支持！ 

我以为，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去说英语、日语、法语时，只用语言翻译语言，不能够很好地表达中国的声音。 

外宣工作需要的是“文化的翻译”，是我们按照对应国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市场经济的方式去表达中国的声音。概括说，就是要用国际语言表达中国立场、中国观点，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我现在从事对外宣传工作，还要结识和熟悉各国主要媒体的社长、主编、评论员。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不同于政要和企业家，和他们成为朋友，熟悉他们的工作方式，这样，才能施展我们的工作，传达我们的意见，以适合他们的方式表达中国形象。 

我们国内的媒体在“向世界说明中国”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此，我也要感谢包括国际金融报在内的所有国内媒体朋友的支持！ 

赵启正回忆 

用世界智慧规划陆家嘴 

现在，我们站在黄浦江边眺望浦东，都会为那一幢幢大楼的精美形态所折服，更为那众多楼宇错落有致的组合而击掌。浦东向人们展示了现代国际城区所应有的整体建筑岁月。这正是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则，在开发过程中十分注重城市整体功能目标而要求现代形态规划的结果。 

开发浦东，我们不仅面对长江流域，还必须面对太平洋，吸纳世界的智慧、经验和财力。早期的一个例子：为了把陆家嘴地区建成世界一流的金融贸易区，我们利用了世界智慧对它进行整体规划。有4个国家的著名设计专家参加了规划工作，最后由中国专家统筹诸方意见，提出整体规划方案，然后呈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定。浦东的土地批租遂由“被动批租”变为“主动批租”。 

投资者需要土地，必须严格按照规划进行选择，而不能随意变动规划。在严格控制整体规划和个体主要参量，保持政府主动性、避免被动性的同时，我们对投资者的每一单体设计不随意干预。 

浦东后开发的优势 

上海浦西的开发和建设，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了。当浦西已经发展成为繁荣的著名大都市、享有“十里洋场”、“东方巴黎”之称时，与之一江之隔的浦东却依旧是一派荒凉景象。 

当然，浦东开发前，并无“浦西”这一称呼，那时说“上海”主要是指现在的浦西。虽然至上世纪30年代其局部景象颇似国际名城，但其功能却相距伦敦、巴黎、纽约甚远。 

在世界上，建立在河流两岸的国际大都市不少，如纽约、伦敦、巴黎、布达佩斯，皆有一河穿越，但都是两岸兴旺。像上海浦江两岸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别如此巨大，可以说是罕见的。 

面对这种强烈的反差，中国近百年来都曾有人筹划开发浦东。从孙中山先生到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再到国民党政府，都曾经有过开发浦东的打算，但都没有成为现实。 

有些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细一想，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假设（其实是不可能的）浦东与浦西同时开发了，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下，它就会像浦西一些地区一样，建设得杂乱无章。那么，现在面临的任务，首先就不是开发，而是旧城改造。旧城改造，比建一座新城，要困难得多，有的问题子孙几代都改不过来。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中说：改造旧的东京，比在平地上建设一个新的东京要多花9倍的价钱。他所估的数字未必准确，但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要拆多少旧房？道路怎么打通？大规模的公园怎么有地方安排？ 

由此看来，我们倒是应该感谢我们的前人，在上海的宝贵地域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白纸，好画最新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