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六次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

采写：王启军

采访时间：2008年5月4日

采访地点：罗木生家中

讲述人：罗木生，男， 1946年10月生，江西省高安县人。197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党刊编辑兼记者、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秘书。1986年5月任广东省经济特区办公室处长，1995年1月任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00年2月任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经济特区的调研、协调、服务工作，并致力于有关研究，先后发表有关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研究文章50多篇，已出版《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稿》、《广东开放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思考》等书。

内容丰富的特区理论研讨会

王：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标志着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了。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回过头去看，特区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在这条荆棘遍布的发展道路上，理论界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十年来，广东经济理论界共组织了6次研讨会，为特区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罗：是的，从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广东理论界围绕着特区的方方面面先后召开了六次研讨会。我是1985年6月到省特区办工作的。除第一次理论研讨会外，第二至第六次研讨会我都参加了，并且也都参加了会务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第一次研讨会的情况与相关资料也都留心收集。这六次理论研讨会都是由省的有关单位和特区的有关单位联合主办的，由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轮流坐庄”承办会务工作的。六次研讨会共收到350多篇论文和各种调研报告，先后参加研讨的的专家、学者、政策研究部门人员、实际工作者有540多人次。每次研讨会都邀请了北京、上海、福建等地的专家、学者参加。这六次研讨会分别主要讨论了特区的性质、目的、意义，特区的计划与市场，特区货币的发行，特区经营中土地生产要素的使用问题；特区的再评价，宏观管理，价格体制，经济管理机构，外汇管理；外向型经济的内涵、目标、模式，构建外向型经济体系，特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总结特区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探讨下一个十年发展路向问题；经济特区如何增创新优势等问题，研讨的内容非常丰富，每次研讨会之后，都正式出版了论文汇编。

姓“资”还是姓“社”

王：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新生事物，它和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此在特区成立的初期，就出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什么“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卖掉了”，“深圳除了海关的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这些观点和看法成为当时阻碍经济特区发展的障碍，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罗：举办经济特区在这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不曾有过的，而且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骤然开放之后，一些人对于这一新生事物的认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对试办经济特区不甚理解，因此产生了一些对经济特区的非议。这次争论发生在经济特区创办之初到1984年，争论的内容是“特区该不该办”，核心的问题是经济特区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当时听说一些老干部到特区看了以后，就发出了你讲的那些所谓痛心疾首的评论。一时间，类似议论非常多。而另一方面，1982年前后，东南沿海刮起了一股走私“洋货”之风，经济特区有个别单位也利用开放政策，倒卖“洋货”，这在社会上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一些人又认为“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大批干部烂掉了”。1982年3月某报更是公开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影射经济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同年4月，某报又在《读史札记》栏目上刊登《痛哉！〈租地章程〉》，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担心经济特区沦为租界。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广东经济理论界的同志经过对经济特区认真的调查研究，在省委的积极支持下，召开了第一次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会议于1982年6月7日至14日在深圳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深圳市经济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4人，参会论文75篇，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关于经济特区的性质、目的、意义和作用；关于特区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关于特区经营方式和特区货币发行；关于特区的土地使用费的性质和计算问题；关于特区的立法、仲裁及精神文明。

因为当时对特区性质议论比较多，所以关于经济特区的性质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和重点。对于经济特区的性质，有的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有的人认为是双重性质，既有社会主义性质，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由于其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的，因此社会主义性质是基本的。也有部分学者从特区的主要经济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因此认为基本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

关于特区的目的、意义和作用。大家比较一致认为：特区已经并将继续达到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扩大出口、增创外汇、增加就业等目的；还有一些同志主张从战略上去认识设置经济特区的意义和作用，认为特区应该成为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中心和枢纽。

王：这次讨论会围绕着经济特区建立初期所遇到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讨论和不同意见的争论，在理论界逐步形成了共识，有力地支持特区建设者们“理直气壮办特区”。而接下来中央领导同志视察特区，充分肯定了特区的建设，对此算是彻底平息了这次争论。

罗：是的。经过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争论的局面正在向着有利于特区建设的方面扭转，中央领导同志的视察，更加坚定了广东办好经济特区的决心和信心。1983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经济特区时强调：特区工作要“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明确提出特区不仅要办，而且明确要求用改革的精神把经济特区办好。1984年春节前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杨尚昆、王震等领导同志视察深圳、珠海、厦门。邓小平认真考察了工厂、企业、农村、城市建设、旅游景点，并对三个特区进行了题词，对珠海特区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对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对厦门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是小平同志对特区建设的肯定和鼓励。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座谈，讨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问题，并提出了特区“四个窗口”的作用，开放开发海南岛等问题。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深圳经济特区及所属蛇口工业区的经验，受到与会者的普遍重视。会议决定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中央关于扩大开放的一系列部署为经济特区的第一次争论划上了句号。

“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王：特区发展可谓一波三折。正当结束第一次争论，大踏步前进的时候，第二次争论又开始了。这次争论首先从香港掀起？

罗：第二次争论发生在1985年，这次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特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事情是这样的：1985年初，香港《广角镜》杂志先后刊登了一位香港年青经济学家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深圳特区向何处去？》，尖锐地指出深圳经济特区前5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深圳的经济结构，不如官方报刊那样宣传的，是以工业为主的，而是以贸易为主”，内地资金“就投资于深圳的比重而言”比起外资还大，“深圳的经济不是出口经济”。也就是说，认为深圳经济特区违背了国家关于经济特区的“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利用外资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方针，其结论是：“与其说办经济特区是成功的经验，不如说是失败的教训，深圳的发展违背了中央的‘三个为主’的方针”。随后，香港的刊物更是开辟了《深圳问题大论战》，这就引起了更大的争论。

王：这场争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有很大影响。客观地讲，当时的深圳特区确实因为国家政策的调整并没有实现“三个为主”的战略目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好借助这场讨论使我们对经济特区的建设有了更高的认识？

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兴办经济特区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中国经济特区当时的历史并不长，因此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引起争论也是正常的。而且从整个国家来说，当时正好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时期。1985年国家为了克服“经济过热”，加强了宏观调控，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措施，如加强外汇管理、紧缩银行信贷，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等，这些措施也对特区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三个为主”是经济特区的战略目标，要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必须有一个过程，而搞房地产和发展商业，则是经济特区在初创和奠基阶段，积累资金和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必要手段。因此，不能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来给特区下这样的结论。

王：对于这场争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是比较关注的，而且多次在外交场合，谈到经济特区的情况，这对稳定特区的“军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罗：1985年6、7月间，小平同志先后三次分别在会见阿尔及利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日本客人时谈到对经济特区的评价。他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试验嘛！”“不过，特区开始才三年多一些时间，再过三年总会找出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对于经济特区我还是两句话，第一，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试验，从世界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的态度。”这说明小平同志对这场争论是很关心的，而且他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给予发展的时间，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王：对这场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广东经济理论界密切关注，而且积极进行实事求是的调研，并形成了一系列调研报告和论文，这促成了第二次经济理研讨会？

罗：第二次理论研讨会于1985年12月16日至20日在珠海望海楼召开，会议由省经济学会、省社科院等单位联合主办，出席会议的有110多位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经过专家组评审，共有79篇论文入选。这次会议主要围绕着经济特区5年来取得什么成绩？对经济特区建设如何评价、存在什么问题？今后的路向如何等等进行研讨。经过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按照曾牧野同志在闭幕会上总结，主要是在三个大方面形成了共识：正确评价了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提出了今后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的意见；促进了经济特区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包括特区的体制和法制建设，特区的产业结构以及特区对外和对内的联合。关于经济特区5年来的成绩，大家一致认为，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的建设成就是巨大的、显著的。评价特区建设，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成绩，特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也初步发挥了四个“窗口”与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吸收辐射的作用；为沿海开放地带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初步经验；对内地各方面的改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培养了一批建设人才等。这就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对经济特区“失败”的看法。通过研讨，人们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兴办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坚定了对外开放和办好经济特区的信心。

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王：经历了两次大的争论，对经济特区的一些模糊和不正确的认识基本上是澄清了，这也使得特区建设者们能集中精力研究特区发展的战略问题。关于特区发展战略问题，其实早在特区建设初期就已经明确，只是因为早期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这个还不是很迫切，或者是特区将来的一个目标？

罗：是的，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是经济特区创办开始就明确的。中央反复强调：经济特区的建设资金以利用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第一条也明确提出“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强调：“经济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经济特区企业的产品供应国际市场销售”。这些政策和规定就是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只是当时并没有用“外向型”这个词来概括。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发展外向型经济不是能一步到位的，而是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因为特区建设初期还有很多的基础性工作要做，也就是有一个“筑巢”的阶段，只有筑了巢，才能引来凤凰嘛！

王：特区构建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央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当时分管特区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更是多次在深圳调研和主持召开座谈会，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罗：针对当时对特区“失败”的看法，中央也积极地进行了回应。1985年2月，国务委员谷牧在深圳召开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他强调：在新形势下，经济特区应在继续完善投资环境的同时，把重点转向增加工业生产，积极扩大出口创汇方面来，…尽快建成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农牧鱼和旅游业同时发展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经济特区，并要求各经济特区要朝着这一目标，下大力量“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受国务院领导的委托和深圳的邀请，率领10多名研究人员对深圳经济特区进行调研，形成了《深圳经济特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报告》。报告认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目标应该是外向型的，以先进工业为主，工贸并举，工贸技结合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同时，广东省委也加强了这方面的调研，并总结出“蛇口模式”的“三个为主”，即“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这样经过上下互动，逐步地摸索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思路。

在此基础上，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经济特区举办以来的工作，集中讨论了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目标和重要的政策性措施。国务委员谷牧同志在会议在会议讲话中强调，经济特区经过5年多的打基础建设，在“七五”期间，应当把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来，并明确了对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鼓励政策。

王：至此，关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问题已经从上到下明确了，但是对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具体措施，理论指导等还需要进一步地探索和细化，在这方面，广东第三次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罗：中央对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决策进一步明确之后，广东省经济理论界就这一问题积极地开展调查研究，纷纷对发展外向型经济提出思路、出主意。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了广东省第三次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会议于1988年5月24日至27日，在汕头龙湖宾馆召开，有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共收到53篇论文和调研报告。这次会议主要是围绕着经济特区如何进一步推进、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加快特区发展的步伐。会议主要讨论了：外向型经济的内涵、目标、模式；对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评价；特区在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位、作用，经济特区在全省综合改革试验区中的地位、作用；特区在全国扩大开放的形势下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特区建设提供了什么经验，各个经济特区如何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应该采取什么战略、策略；如何将特区的企业推向国际市场；特区进一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需要解决哪些政策、体制问题；等等。经过与会学者的讨论，对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指导。

　特区十周年评说

王：1990年对于经济特区来说，意义非凡。作为长期关注特区建设的您，是如何看待的？

罗：广东三个经济特区起步时间不一样，所以十周年的纪念时间也不一样。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经济特区来说，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平凡的十年。特区建设的十年，是艰苦创业的十年、开拓创新的十年。十年来，特区从小到大，不断成长。因此，在特区十年来临之际，对特区的建设进行总结和思考，既是对过去努力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在深圳特区建立十周年招待会上，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可以看出中央对特区所取得的成就是满意的，对特区未来十年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经济特区要在过去十年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不停顿地把各方面的工作推向前进，…特区已经有一个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初步基础，今后的任务是提高水平、增进效益，要提高技术水平、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知识水平、提高政策水平，总的来说，也就是要求经济特区做到邓小平同志所期望的那样，充分发挥“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的作用。

王：在深圳经济特区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夕，广东经济理论界召开了经济特区创办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也就是第四次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这次探讨对未来特区的发展，提出了哪些建设性的理论建议呢？

罗：第四次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是1990年11月8日至11日在深圳新园宾馆召开的，会议由省特区办、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省社科院等单位联合发起。参加会议的有120多位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人员等，会议共收到论文94篇。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总结特区前十年两个文明建设的经验，着重探讨下一个十年特区发展的路径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与会人员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互相切磋，集思广益，确实把研讨会开成了一个生动活泼、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会议。会议认为：特区十年建设为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面对着新的环境、新的矛盾，只要特区建设者们以及有关部门同心协力，认真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举办经济特区的方针政策，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把特区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会议在四个大方面形成了共识：

（一）会议高度评价了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特区十年来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成为全国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完成了小平同志对特区“四个窗口”的定位和要求，这也证明了小平同志倡议举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特区未来的发展还是要以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为立足点，谋发展。

（二）会议认为经济特区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经济特区初步建立起了特区本身特色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促进了特区经济社会事业的顺利协调发展。大家认为，经济特区是国家整体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特区；特区运行机制最主要的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与计划指导下，引入市场机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对生产、流通的调节作用，并已初步形成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运行机制，同时认为，特区应该在原有市场调节为主的运营机制的基础上，根据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进行市场国际化的探索。

（三）关于特区的未来发展，会议集中讨论了特区与港澳台的经济关系问题。大家认为，发挥毗邻港澳台的独特区位优势是特区十年建设成就的重要因素，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进一步发挥这一独特优势，应该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官方、半官方、民间等多层次的合作，在产业、金融、科技、大型基础设施上加强协调与互补，防止重复建设和浪费资源。

（四）精神文明建设成为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会议认为应该坚决贯彻落实中央1986年《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特区是经济的特区，不是政治上的特区。多数学者认为，为了顺利推进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既排“外污”，又清“内污”。“外污”是那些伴随着对外开放混进来的各种杂音和腐朽的东西，而“内污”主要是封建主义特权思想的残余和旧体制下形成的各种僵化、半僵化的观念。既排“外污”，又清“内污”，实质上涉及如何全面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问题。会议认为：特区应该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规划；要把现代商品经济观念系列教育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要继续推进思想道德建设的载体建设，注意运用企业文化、经济管理、文体活动这三个载体开展工作，寓教于乐，寓教于各种生动活泼的活动中。

再造新优势与“第二次创业”

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对外开放的区域也进一步扩大，经济特区过去那种“独领风骚”的地位被打破了，一时间很多同志感到经济特区失去了优势，“特区不特”的议论很多。对此，您如何看待？

罗：随着经济特区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逐步进行了调整。这其中包括财政上缴方面、外汇留成方面、自用物资进口方面、金融政策方面等都作了调整。另外，随着沿海城市、沿江、沿边的开发，对外商投资工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的政策大大增加了，也就是说经济特区原有的政策优势弱化了，必须再造新优势，才能使经济特区在我国的开放改革中继续发挥“排头兵”作用。这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广东省召开了第五次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

王：第五次经济特区研讨会，主要讨论了哪些内容？

罗：第五次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由广东省经济特区办公室、省社科院、省社科联、省经济特区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于1993年12月7日至9日在珠海望海楼召开，有90多位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参加。参会论文45篇。这次研讨会以建立特区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议题，着重研讨如何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来再造经济特区的新优势；如何加速特区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完善；如何转变特区政府的职能，健全特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如何改革和完善特区的企业制度，使之现代化；如何改革和完善特区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完善特区的法制建设等等。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和思路。

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王：第六次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

罗：就在第五次理论研讨会不久，1994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广东视察期间，就经济特区的发展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他要求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1996年4月初，国务院在珠海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李鹏总理在会议的讲话中又再次重申了中央对经济特区“三个不变”的方针，再次要求经济特区要“曾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广东三个经济特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研究如何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问题。广东省第六次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王：这次研讨会的大概情况是怎么样的？

罗：第六次特区理论研讨会于1996年6月4日至6日在汕头特区的龙湖宾馆召开。主办单位与第五次相同，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及经济特区人员有60多人，提交的论文有40多篇。与会人员围绕特区增创新优势的问题展开讨论，思想解放、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和思路。从所提交的论文看，主要观点有：要增创经济体制新优势，要增创产业的新优势、要增创现代化管理的新优势、要更好地发挥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专家们对特区增创这些方面的新优势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思路。有的文章认为，增创新优势的关键在于先行改革实验，如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试验，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的试验、口岸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地方税制的改革试验、政府管理机构的改革实验等等。通过这些改革试验，广东特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推进一大步，广东特区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专家学者的意见，为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路，起到了引导和推动的作用。

特区的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王：伴随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特区逐步走向辉煌。从最后一次理论研讨会到现在也有12年了。12年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更是日新月异，对此您认为特区是否需要进行新的理论探讨呢？

罗：经济特区的理论研究是随着特区的产生、成长而逐步向前发展的。经济特区是新生事物，在前进中总会遇到新的情况和新的课题，都需要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呀就和探讨。尽管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已经有12年没开过这样的理论研讨会了，但没有研讨会不等于没有理论探讨。事实上，许多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同志，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报刊上也经常有这方面的研究文章。研讨会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实际工作总是要有理论来总结、指导和摇旗呐喊的。经济特区的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希望省的理论或社科部门适当的时候，再召开这样的理论研讨会，以推动经济特区的理论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