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借走私问题发难 任仲夷唯一一次写检讨

那是1982年的早春二月。 

广东率先放开物价等几项大胆的经济改革引起了各地恐慌，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国内流通渠道里原本十分匮乏的商品物资纷纷流向广东，周边几省惊呼“广东是特区，我们变灾区”，于是在省界各路口设立岗哨，严查过往物品和商贩。财政、经委、计委、税务、工商、外贸、物资等国家机关也叫苦不迭，因为当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而广东的市场经济是对全国一盘棋的巨大冲击。还有意识形态的开化和自由，也让内地省份视若洪水猛兽、瘴氛瘟疫。这一切，都使得中央高层屡屡震怒，某领导人曾严厉斥责：“任仲夷还是共产党员吗？” 

风暴在云层里剧烈地酝酿着。 

伴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广东沿海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走私现象。于是，走私事件便成了这场风暴的导火索。 

1982年1月11日，中央以2号文件形式下达了一个《中共中央紧急通知》，矛头直指广东，言辞之烈，让人心惊肉跳：“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文件下达后，中纪委主要领导立即带队进驻广东，调查办案。 

不难想象，此时的南粤大地已是山水战栗，群鸟惊飞。 

事态还在继续恶化。2月上旬，中央书记处紧急电令广东所有的省委常委立即进京开会。接到通知，任仲夷大惊失色！本党对某一个省委采取如此特殊的严厉措施，在建国之后还从未有过。 

会议气氛极为严峻，中央大员纷纷发言，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因为“文化大革命”后已经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所以就讲这场斗争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决不能手软！”由于过去对走私罪没有规定死刑，会上就有人提出要修改刑法，要准备枪毙一批人。某领导人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广东已经变了颜色，过去的租界就是糊里糊涂送给外国人的，经济特区就像当年的租界。还认为，广东这样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熟门熟路，不应当用思想解放的人，必须用金刚钻。 

任仲夷两耳轰鸣，五脏俱裂。 

会议结束后，他扛着一颗覆满白发的沉重的脑壳，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广州。可刚刚坐稳，胡耀邦的电话又急急火火地追了过来，说书记处将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思想还是不通，有些问题还没讲清楚，明确指令任仲夷一个人马上再次回京。 

这就是社会上传说的所谓“二进宫”。 

见面后，胡耀邦代表政治局常委再次对广东进行严肃批评，并希望他站稳立场，明确表态。最后，责成他给中央政治局写出一份书面检查。 

任仲夷呆若木鸡。 

胡耀邦摊开双手，同情却又无奈地说：“我都（口头）检查了啊。” 

当天晚上，任仲夷回到宾馆后，枯坐无言，感慨如海。参加工作近50年，他还从来没有写过检查。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受到过一千多次万人以上的残酷揪斗，鞭鞭见血，唾液满脸。一年冬天，红卫兵把一桶臭臭的墨汁兜头浇下，棉袄棉裤全湿透了，他彻底被涂成了黑人。虽然皮肉受苦，脸面受辱，可他的心底是坦然的，清白的。但这一次，他是违心的，扭曲的。作为一个历经政治运动的省委第一书记，他清楚这份检查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不承担这一份责任，不仅自己过不了关，整个广东的干部都难逃一劫啊。 

夜色如铁，冷月如冰。昏黄的灯光，映照着任仲夷乱草般的白发，和乱草般的愁绪。47年前，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北京，自己还是中国大学的一名学生，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舍生忘死，投身战火。建国后，从最北端的黑龙江，又到最南端的广东，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一辈子，总还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吧，难道中央真的要开除自己的党籍吗？他的心在颤抖，在泣血，他哆哆嗦嗦地拿起了笔……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挂念着这一份沉痛的检查。退休后，他曾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想复印一份，留作永远的纪念，但至死也未能如愿。 

书面检查虽然交上去了，但另一道难关却在广州等待着他。 

如何向全省传达会议精神呢？广东的各项改革刚刚开始，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如果把会上实况全部传达下去，势必会浇灭大家的热情。还有，会议明确指示要查处一批干部，但他坚信，广东的干部除极个别害群之马外，绝大多数是清白的。面对这些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的亲爱的可敬的勇士们，他如何能下手呢？ 

几天之后，全省三级干部大会庄严肃穆地开幕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路诸侯早就闻知了中央会议的内幕。不少人战战兢兢，如临大难，有的人干脆带来了行李，准备接受随时可能到来的审查和询问。 

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在会上，任仲夷仍然轻松自若，谈笑风生。他在强调“打击经济犯罪”的同时，重点强调的仍然是“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希望大家进一步放开手脚。别的省领导私下劝他：“都什么时候啦，还讲这些，最近北京的报刊都不讲啦。”他说，中央文件并没有不让讲啊。 

讲到大家最为关心的干部处理问题时，任仲夷霍地站了起来，深深地注视着在座的各位，双目炯炯似火，然后，慢慢地却是庄严地、斩钉截铁地承诺：“只要没有往私人腰包里装钱，而是按照省委部署抓工作的，即使出些问题，也由省委负责，主要由我负责！” 

这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旋即掌声雷动，泪飞如雨。 

广东的那一批干部至今都在感谢任仲夷。他们说，如果任仲夷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官僚，或者是一个胸怀野心的政客，他完全可以顺着高端的旨意，严厉清查干部队伍，进行人人过关，撤职一批，判刑一批，甚至杀掉一批。他自己不仅可以金蝉脱壳，顺利过关，而且还可以博取上悦，邀功讨宠。如果那样，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广东就没有今天！ 

这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但是，有谁知道任仲夷为此付出的是一个怎样沉重的代价。 

那一年的秋后，中共“十二大”即将召开，以他的资历、能力、政绩和威望，本来已经被列入中央领导班子的考察人选，并很有可能出任十分重要的职务。但他到广东后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太多的是是非非，惹恼了一个庞大的保守派群体，他的名字最终被删除了，并且永远地被删除了。 

历史上的改革者大抵如此，他们在革除社会痈疽的同时，也往往革除了自己。 

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 

在这香香臭臭、坎坎坷坷的雾途中，是任仲夷和岭南人倔强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