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兴、景维民：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的再考察

——基于思想引进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走过三十年的辉煌历程，在这些年里“中国奇迹”始终在考量着学者们的智慧，无论是我国还是世界各国的研究者都在不断地反思和修正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解，其中多数学者着重从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构建等角度勾画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取得的成就。本文试图进一步从思想领域开发开放的视角解读从改革开放开始(1978年)一直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最终确立(1992年)的宏伟航程，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脉络。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一)国际历史背景

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变迁都不是孤立发生的，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民族、社会性质等的界限而变得日益紧密。无论是苏共二十大在社会主义世界乃至其对立阵营掀起的滔天巨浪，还是苏联最终解体所引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都昭示了当今时代的改革具有一种独特的“联动”效应。因此，研究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国际性的宏大视角下进行系统考察。

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序幕远在我国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以前就早已拉开，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改革呼声从未停止。根据法国著名学者夏旺斯的观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共经历了三次改革浪潮：第一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50—1960年，这次改革浪潮发端于南斯拉夫，浪潮的核心是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并开始尝试改革本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60—1970年，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都参与其中，但一些国家的改革发生了部分退却(如波兰)或受到了遏制(如捷克斯洛伐克)，而另一些国家的改革则坚持下来(如匈牙利1968年的“新经济体制”)；在经历了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所造成的改革低潮后，80年代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波兰、匈牙利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国也从1978年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二)国内历史背景

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相呼应，我国也一直在认真思索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与波兰和匈牙利相似，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开始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一时期主要提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行政分权的思路，以图缓解僵化的计划体制导致的紧张状态，增加经济的活力。但是由于特定的国内外政治条件的制约，改革并没有坚持下去。

根据毛泽东1940年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设想，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我国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因此，在建国初期我国并没有立即废除私有制，而是一方面把官僚资本改造成国营经济，实行计划管理；另一方面对私营经济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使其行为受市场调控，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混合经济模式。但随着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我国迅速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向，原本计划15年左右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仅用了三年就宣告完成，随后我国形成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全面建立起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体制在建立的同时其弊端就立即显现出来，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孙冶方就提出应提高利润指标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地位，并设计了一个类似波兰布鲁斯的体现分权思想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顾准更是直接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废除了市场制度，进而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对于计划体制的弊端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进行了相应调整。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实际上宣告了我国对市场社会主义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正式开始。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我国政治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其对轻重工业比例关系、中央地方关系等的认识在现在看来是很具有前瞻性的，其中蕴涵了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他明确提出中央应该下放更多权力给地方，以此来调动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这实际上用市场手段减弱中央统配，由部门间的准市场互利关系来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过于急切地想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行政性分权”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全面实行。各地区和部门之间开始互相争夺资源，盲目扩大投资，浮夸风盛行，正常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最终酿成了一场经济危机。

从1962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恢复和重建阶段，重新收回了大部分原来下放的权力，对金融、财政等实行中央垂直领导。这一时期虽然仍保留了人民公社制度，但农户开始被允许拥有一定的自留地，这种措施类似于1978年改革开放后所实行的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积极性。但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一些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很快发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又重新出现，于是改革的呼声再次出现。1966年我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又出现了多次分权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形成了“放-乱-收-死”的循环。

文革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但也使我国呈现出与苏东国家不同的特点。与苏东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计划模式由于这两次运动的冲击而发生了长时间的断裂和破坏，以至于文革结束后一个有效的计划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实际上仅是一纸空文，年计划有时甚至在事后才宣布。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情况也在客观上为我们在文革结束后对计划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减少了阻力，使我们能够解放思想，进而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市场社会主义的新路。

二、西学东渐：理论和思想的引进

1978年是我国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分界线，在此之前虽然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和陈云等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萌发了要改进计划和运用市场机制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只是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得到了执行，因此总体上这一阶段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只是初步的，没有跳出苏东国家经济改革模式的“改革上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一方面，由于文革对经济生活的严重破坏，人民对经济发展的诉求日益高涨，为加速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解放思想，我们对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从制度环境上为突破原有的桎梏做了充分准备。在这一经济转型的“准备”阶段，我国的改革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论断的那样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理论引进与实践发展是交互行进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尽管我国的领导人以及很多学者对进行经济领域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已经形成共识，但由于长期封闭，我国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进展是有限的。另外，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国的理论界和决策层还不可能跳出“计划”的整体框架，只能寻求在计划框架内增强市场的作用，在这种条件制约下，我国的领导人和学者首先想到的是从苏东国家的改革中汲取经验，我国改革早期的思想和理论引进过程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简单地勾画出来：

(一)邀请东欧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我国早期的理论引进多以邀请东欧的著名改革理论学者来华讲学或讲座的形式进行，当时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是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和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他们的很多观点对我国的理论界乃至决策层都产生了潜在的重要影响。

1.弗·布鲁斯来华讲学。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与兰格和卡莱斯基齐名，曾亲自参与起草了1956年的波兰改革方案，是一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学者。他的主要思想最早是被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的刘国光引进的，而另一位所长董辅礽则于1979年底正式邀请布鲁斯来华讲学，这可以视作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思想引进的开端，影响了一大批致力于推动我国改革理论发展的中坚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布鲁斯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仍然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如竞争消除后所产生的垄断和创新不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紧张关系；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与劳动激励不足等。他特别强调了在生产资料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央集中管理与经济民主之间的矛盾，并主张通过在中央计划当局与企业之间分权的模式来克服上述矛盾(在宏观决策层面集中，在家庭和企业层面分散)。布鲁斯在当时总体上还倾向于认为市场是完成计划的一种工具，并不主张完全市场化的改革，同时他还强调整体改革的必要性，反对零敲碎打地进行单项改革。布鲁斯长期流亡英国并任教于牛津大学，因此也把一些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介绍到了中国。譬如布鲁斯在讲学期间介绍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概念，提出了买方市场在转型时期的重要性，这一概念和理论一直被中国经济工作者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布鲁斯以流亡者的身份受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接见，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传递的是非同寻常的信息，其主要论点随后被赵人伟整理并报送到中央主要机构以及各学术单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奥塔·锡克的中国之行。由于布鲁斯的讲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的刘国光决定再邀请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来华讲学。锡克同样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经济理论家，并且也是一位流亡者。与布鲁斯相比，他提出的改革设想曾在捷克得到过更广泛的执行。锡克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首先来自于企业的全面而可靠的信息，因此也就不可能制订出在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条件下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最佳生产计划；而在排斥市场机制的条件下，计划机制又不可能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从而导致了经济的低效率。

锡克反对斯大林主义中类似社会均一化和普遍利益至上的教条，他指出了社会主义中个人和集体利益存在的多样性和潜在分歧，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协调机制以满足“普遍的社会利益”，而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正是在这样一种目标下结合在一起。锡克主张的改革方案特殊性在于把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经济改革进程相结合，这一结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当时改革的“上限”，也最终导致“布拉格之春”被苏联直接扼杀。由于锡克具有更丰富的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当时中央政府更加重视他的到访，吴敬琏负责全程陪同，期间还安排了与马洪、薛暮桥等多位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座谈活动。在来访期间，锡克向中国政府和学者传递了价格改革的思想，提出中国的价格改革可以效仿捷克以前的做法，采取“先调后放”的手段，利用投入产出表来计算价格。锡克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吴敬琏所评论的那样：“这使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接触到一些真正改革实务层面的东西了”，在锡克离开中国后国务院又继续和他保持联系，并通过锡克介绍了两位专家帮助我国培训物价改革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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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请国外学者参与重要会议的讨论

布鲁斯和锡克的中国之行为进一步从国外引进先进思想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以此为契机，吴敬琏和刘国光等学者开始寻求进一步促进此类交流活动的方式，因此召开有国外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被提上日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上，从思想引进的角度看，有两次会议起到了非比寻常的作用，后来被学者们所一直津津乐道，这就是分别于1982年和1985年举行的“莫干山会议”和“巴山轮会议”。

1.莫干山会议。1982年7月，国家体改委以中国物价学会的名义在杭州莫干山召开了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这次会议被一些学者称为莫干山会议，会议邀请了以布鲁斯为首的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匈牙利和世界银行的众多知名经济学家，他们与以薛暮桥、廖季立和刘卓甫为首的中方经济学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

在这次会议中，布鲁斯等专家深入批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即借用高速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来进行价格调整。这次会议可以视作是中国本土学者对苏东改革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思索的开端，我国学者以及中央领导对靠计算机这种工具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行性非常怀疑，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体现了中国改革前辈们的睿智。在这次思想的交锋中，中国的改革家最终说服了来自东欧的专家。通过讨论，这些专家们开始认识到中国与东欧的国情存在很大的差别，即“中国经济体制实行基本消费品严格配给制，人才流动很受限制、经济生活全面由国家掌控，这是一种极端的‘指令性经济’。在东欧，市场机制比较发达，企业和家庭消费层次有更大的自主权，具有较成熟的信息和管理系统。”从实践上看，即使在东欧这种条件下，改革的结果仍然是失败的，所以继续沿用其改革理论是否必要值得深思。根据林重庚先生的记述以及世界银行年底发布的“比照东欧经验的中国经济改革”报告，这次会议最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莫干山会议中，东欧专家全部赞同“一揽子”改革方案，但在会后对中国几个城市进行实地考察后，他们普遍认识到了我国的区域差距，对我国的国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于是他们转而支持中国的改革要分步进行的观点，最终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取得了共识。会后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撰写了《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并上报国家领导，此报告得到了薄一波、万里等国家领导的充分肯定，并指示应对照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巴山轮会议。莫干山会议使中国学者认识到东欧改革理论的局限，如何突破“苏东”模式的限制，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成为理论界和政界思考的核心问题，于是更广泛深入地听取其它国家学者的意见被提上日程。事实上，巴山轮会议的召开同时还有其特殊的实践背景。1984年第4季度，我国出现信贷失控、投资和消费迅速扩张、物价急剧上涨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我国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准备，也基本没有相应的公认的理论工具进行解释，迫切需要引入外部理论进行支持。1985年初，廖季立与林重庚协商传达了国家体改委的意见，建议世界银行组织一次国际会议，围绕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相关问题、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同年9月，会议在重庆一艘名为“巴山”的轮船上召开，因此称为巴山轮会议(正式名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邀请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在内的数十位国内外顶尖经济学家参加，这些学者来自中英美德波匈等多个国家，这在当时无论从规模和影响上都是空前的。与其他会议尤为不同的是，这次会议是问题导向型和需求驱动型的。

在巴山轮会议上，尽管这些国外学者来自不同国家，各自属于不同理论流派，但他们在中国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上却达成了惊人的共识，并一致认为应该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缩”的政策(托宾教授提出收入政策也应紧缩)。在转型方式问题上，与会国外专家多认为应该采取“一揽子”改革方式，并且应该以价格改革作为核心，根据张军的论述，他们的意见对我国1988年6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的价格-工资改革的“闯关”决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次会议最终使得我国的政府以及学者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原则和具体措施路径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使得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了初步的理论依据。时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的洪虎评价说“这是我国举行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很多基本观点都是那次会议提出来的。后来的很多研讨会和这些年来所走的路，只是那些基本观点的一些阐述或者是具体化。”这次会议在思想的传播上起到的作用尤为深远，参与这次会议的我国中青年一代学者如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项怀诚、洪虎、楼继伟、郭树清、高尚全等都在以后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引进学术著作

学术著作是思想的载体，与讲座的形式相比，它能够起到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思想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思想领域逐步放开，引进了一批国外经典的理论著作，其中东欧改革家的学术著作在当时备受推崇。这些学术著作包括锡克的《经济—利益—政治》、《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和《第三条道路》，布鲁斯的《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增长、短缺与效率》等等。在改革开放早期引进的诸多学术著作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当首推科尔奈教授所著的《短缺经济学》。这是一部揭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特征的理论著作，其深刻的思想影响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短缺”、“软预算约束”、“父爱主义”等名词风靡一时，其中一些时至今日仍然是很多学者研究的对象。

科尔奈是哈佛大学教授和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高级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的主要贡献包括：第一，认识到了短缺是计划经济中普遍和长期存在的现象，无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感受到。区分了纵向、横向、内部和社会生产能力四种短缺，认为摩擦和吸纳是短缺的直接原因，软预算约束是根本原因。第二，提出了软预算约束和父爱主义这一创造性的概念，在传统体制下企业的预算具有可伸缩性，根源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国家同时对企业加以控制和保护，企业不承担风险。这种现象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使其具有天然的投资扩张冲动，进而创造出无限的生产资料需求进而是消费资料需求。此时对企业的约束已经不再是我们熟知的需求约束，而是变成了“资源约束”，最终造成了普遍短缺。第三，把短缺条件下企业的行为具体归纳为强制调节、数量冲动、囤积倾向、扩张冲动与投机饥渴等几个方面，其中企业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又使得短缺不断地被再生产，资源不断地被错误地配置。第四，认为短缺具有连锁效应，一个企业或部门的短缺往往会导致一系列部门的短缺，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因此短缺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和不稳定性。该书在我国出版后盛况空前，有媒体报道说在书店中《短缺经济学》出现了真正的“短缺”，一时间重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

除了东欧学者的著作以外，我国在同期还引进了一些欧美学者的经典著作，如1982年我国翻译出版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我国学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为我所用具有重要意义。

三、理论与实践的冲突、耦合与突破

东欧经济学家的思想在很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改革经验理论极度匮乏，东欧学者具有与我国相似的学术背景，他们的理论能够更容易的被我国学者理解和接受。很多东欧学者具有丰富的改革实践经验，他们的一些见解能够使我们避免走很多明显的弯路。其次，很多东欧学者由于政治原因长期流亡国外，因此吸收了很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念，这些理念对促使我国摆脱苏东模式传统框架的束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再次，东欧学者的来访以及学术思想的引进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学者的研究热情，促使我国学者更深入地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学术研究的浪潮，这种浪潮与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相互推波助澜，为形成一种紧密结合我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实用导向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东欧改革学派的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其理论在我国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实践中很多理论不能契合中国实际。由于深刻体会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东欧经济学家们都曾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来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并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如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波兰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模式，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模式等。但是，伴随着东欧经济改革的整体失败，东欧改革学派中的一些经济学家(其中以科尔奈最为典型)放弃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想法，而成为了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坚定支持者。可见，东欧经济理论本身并不能完善地解决自身出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筛选地应用这些理论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必然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事实上，东欧改革理论引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我国学者逐渐打破其理论桎梏的过程。这种突破早在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上就已初见端倪，但一直到80年代末期，东欧的经济理论一直持续保持了强势的影响。

对东欧改革理论局限认识的加深使得欧美经济学理论加快了在我国的推进步伐，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的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演变中明显地观察到。改革开放初期，在我国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西方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不但仅仅是介绍性的而且只是选修课，所有课程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之下。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种情况开始出现巨大的转变，政治经济学相关课程的比重被大大压缩，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开始大量引入，并且开设了一些数学方面的课程，形成了在专业课程建设上两种范式并驾齐驱的状况。经过逐渐的变革，西方经济学相关课程的受重视程度进一步上升，最后形成了目前的格局。西方经济学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但本质上它与来自东欧的理论面临的是相似的问题，即如何应用于中国这样的特殊环境。例如，市场化改革尽管已经成为当时改革者的必然选择，但在如何市场化的关键问题上，西方学者提供的意见明显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苏东国家在转型早期最终采用了西方学者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得到的却是“有休克，无治疗”的惨痛结果。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准备阶段，从思想传播的角度来看，来自国外的理论与我国转型实践的冲突与耦合部分体现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的争论上：

(一)激进与渐进的争论

从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和随后的巴山轮会议中可以看出，东欧学者一般倾向于实行一揽子式的改革，而欧美学者一般也倾向于进行激进式改革。来自国外学者的建议在我国学者以及政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这种争论早期主要体现在如何进行价格改革上。1984年举行的另一个“莫干山会议”(全称是“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集中展现了国内存在的这种分歧。这次莫干山会议同样在我国改革开放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会议人选以全国征文遴选的方式进行。通过这次会议，我国的年轻一代学者走上了舞台，开始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并在以后的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周小川、李剑阁等人在会上提出了价格小步快调的方案，田源则提出了国务院价格办的大步调整方案，提出了放开价格的主张，还有同志主张学习西方全面放开价格，于是形成了“调”、“放”两派。后来华生等人又提出了“调放结合，稳住存量，发展增量，两条腿走路，走双轨制”的方案，最终在价格改革方案上形成了三派。这次会议为我国价格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我国的青年学者并没有片面采用东欧和欧美学者的观点，而是结合我国实践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改革方案。会后形成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等七份报告上报中央，对我国的经济决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关于价格改革方式的争论实际上体现了我国本土学者对来自国外理论和思想的批判和扬弃精神，这种怀疑精神是最终我们能够突破原有的桎梏的先决条件。所谓“双轨制”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同一商品中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国有企业仍然可以按照以前的计划价格按照分配的数量购买投入品，每个企业都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购买额外增加的投入品并且销售超过定额的产出。双轨制严格来说并非我国的独创，东欧一些国家早已实行过类似的举措，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就曾实行过固定价格、限定价格和自由价格三种价格。但我国理论界并没有完全沿袭以前的做法，而是进行了自己的突破。东欧的改革多数把价格多轨制限定在生产投资品领域(也包括少数消费品)，而我国则突破了这种限制，把它们扩展到了消费品领域，从而更加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的要求。“双轨制”的实施虽然滋生了寻租等问题，但客观上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渠道和空间，使得计划体制外的部分蓬勃发展，最终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二)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

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一直是改革开放的争论焦点，东欧的理论家有的试图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引入市场机制，有的试图引入某种“自治”的中间手段，有的试图首先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而欧美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学派)一般都主张全面实行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的激进举措，迅速使市场机制占据主导地位。在复杂的理论背景下，我国政府和学者对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存在争论，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这一阶段性演进过程完整体现了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对东欧以及欧美学者观点的吸收、扬弃以及整合。

我国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是谨慎和渐进的。在改革开放之初，苏东改革理论和经验对我国的影响较大，因此在较长时间内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早期并没有突破原有的改革“上限”。从官方的正式表述来看，1982年中共十二大把二者关系阐述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十二大的提法。这一阶段的思想交流活动(主要与东欧)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变化产生了间接的影响。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思想上作了进一步的突破，此前于1985年举行的巴山轮会议所探讨的内容对这一提法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在1989年，由于政治形式的影响，我国审慎地回归到党的十二大的提法，但理论界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最终的突破实际上一直在酝酿。

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的指引下，经过对苏东以及欧美经济思想的引进，我国的政府和学者们更深入地认识到了现有理论的优点和局限，最终形成了我国的改革必须紧密结合我国实际、不盲目照搬现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识。经过长期不懈的摸索，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终于以一种务实的精神彻底突破桎梏。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经验基础上，1992年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此，从思想和实践领域上看，我国终于彻底突破了原有苏东改革模式框架的限制。

回顾这一段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思想领域的解放、融合和自我创新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思想的开放和引进并不是不加辨别的吸收，而是一种扬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原有的认识高度，进而指导实践的进程。从思想解放的角度回顾改革，其意义不仅在于解释过去，更重要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在思想领域上继续保持这种求实精神是推动经济转型继续前进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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