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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性质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的过程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它是毛泽东在“大跃进”的浪潮推动下为中国设计的一个中国社会新模式,其目的主要是为解决当时的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试图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依靠不断扩大各产业的公有制程度,缩小商品生产、自由买卖,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以迅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同时快速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达到对社会主义社会最高目标的快速实现。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其主要内容为国家将全体人民编入一个公社,统一口粮分配,用彻底、完全的“平均”——这个量尺来衡量人民公社中每个人的行为表现,每个家庭的收入均是按工分领取。这种极端的平均主义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其所带来的结果页是相当严重的,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持续进行,严重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生产力被破坏严重,国家正常生产秩序被打破,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做法大肆泛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可以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期望而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
根据相关材料的搜集,我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形成原因归纳如下:
(一)国际因素
就“公社”——这个名称而言,“公社”一词“原出自欧洲中世纪,指的是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1]
而另一方面,中苏关系的不断变化也是导致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中苏两党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一直保持着团结的革命盟友的关系,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时常帮助作为社会主义新生力量的中国,双方为社会主义的共同进步一起努力,呈现一个和谐、向上的发展趋势;而这样的关系自1958年后就发生重大转变:“1958 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里,在苏共主席团长桌背后台上突然发现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装置的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写着‘解冻’。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要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了。”[2]苏联的这一行为,十分明显的显示本国要走出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探索发展本国的新道路:在所有制方面,改变过去那种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允许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在经济的计划化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在管理体制方面,强调部门、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重视利润、价格等经济手段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人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提倡创作自由;在外交政策方面,与西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从而实现和平过渡。
此时的中国也在摸索社会主义新道路,在吸取“斯大林模式”的经验教训后,《论十大关系》这一伟大著作更是相继出世。两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各自独立改革,使得他们在国家发展指导思上出现分歧,苏联的这些改革措施和主张更是被中国共产党斥之为“修正主义”。因此,中苏的友好关系逐渐瓦解,双方开始进行激烈的竞争:“当1957 年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得知苏联准备用15 年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赶上或超过美国时,当即就提出了中国要用15 年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表面上这是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竞赛,实际上隐含了中国与苏联的竞赛。”[3]中苏两国均为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发展实力上的竞争其实质就是对本国在走出斯大林模式后发展新模式的检测。两国之间的非理性竞争,给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中国在当时各方面实力并不成熟,想要短时间谋得巨大的成就,就必须对本国进行一些非正常的改造,这也促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终发生。
(二)国内因素
1.“大跃进”运动的作用
可以说,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大跃进”在生产力上的急于求成,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生产力的急于求成导致了生产关系的急于过渡。自1957 年的反右派扩大化后,很多领域均出现了“跃进”的局面,特别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作了15 年赶超英国的宣示后,广大农村在1957 年冬和1958 年春掀起了以兴修农田水利、积肥和深耕改土为中心的生产建设高潮。
根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原理,当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时候,只有新的生产关系才能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在“大跃进”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凭着尽快富裕起来的强烈愿望,劳动的热情和干劲在一个短时间内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农业劳动生产力在“大跃进”之初也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这种群众热情的短暂性决定了其所带来的提高并不长久,而领导层在当时对这一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单纯的认为群众的干劲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只要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了,生产力就会得到极大的解放,共产主义就会提前到来。也因此,人民公社化这一运动也普遍开展起来。
2.中国国情的侧面促进
新中国成立后,其在各方面均有着明显的学习苏联发展模式的痕迹,因此,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是中国学习的重要内容。而“为了适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政府对传统的农村社会组织也进行了适当的重建和再造。”[4]然而我们清楚的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庞大的资金以及丰富的资源做为发展准备力量,当时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期阶段,工业落后,农业也不发达,如此艰难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从农业入手,而人民公社制度为国家找到了一个有效降低国家与农民交易的成本,防止政权内部发生动荡的制度化的办法,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基础。
3.领导人的作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未来制度理想化的追求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重要力量。
首先,社会主义应该是由初级的、不发达的阶段逐步发展到完备巩固、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继而发展到共产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应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逐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在1956年以前是符合马列主义原理、合乎中国实际的,因而取得了重大成就。而在1957年后,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看法出现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他错误地理解中国社会一穷二白的特点,无视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不足,选取了靠政治挂帅搞群众运动,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和人为拉平的“捷径”,在低生产力水平下,想一鼓作气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决战的胜利”,来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共产风”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了全国,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成为向“按需分配”过渡的试验场。其次,中央领导层的错误还在于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了。毛泽东通知在北戴河会议中一再讲到,“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是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的。”“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他在这里赞美的是战争年代实行过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很大程度上又得到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这种方式在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实行,对我国革命的胜利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建国后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原来在一部分人中实行的供给制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企图在全体人民中普遍推行这种制度又怎么能行得通呢?
4.人民群众的推动作用
“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成为一场运动, 还在于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传统农民的均贫富小农意识是人民公社产生的社会心理条件。”[5]中国历来是一个追求“平均”思想的国家,《礼记》等书籍、太平天国各运动均是平均主义思想在各方面的体现,大同社会的理想也一直是历代广大人民的追求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也提出的这样的目标,他们大力宣传人民公社制度的优点,向广大人民描述了一幅平等美好的生活蓝图,给予了人们极大的希望,鼓舞了极大多数人加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队伍;同时,当时人们对毛泽东有着超乎想象的爱戴和信赖,毛泽东是人们心中的“神”,是真理的拥有者和诠释者。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的,因而它是绝对正确不容怀疑的,人们会无条件服从、遵从,这种盲目狂热的个人崇拜和巨大的社会遵从心态也是人民公社得以实行的重要原因。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
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实行过程中给对社会各方面均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表现的主要特点为"一大二公"——即规模大(一般为两千户左右),公有化程度高。将其具体过程总结如下:
(一) 萌芽阶段
关于在我国广大农村建立公社的细想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初见萌芽。
1956年中国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在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又出现了联队、联社等现象。毛泽东出于对大搞义兴修水利为主的农业生产建设的考虑,觉得需要办大社。人民公社的想法由此萌芽。
(二)开始阶段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1958年6月,查岈山人民公社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1958年9月,蚂蚁岛人民公社成立。
(三)高潮阶段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的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的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
(四)结尾阶段
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经多次调整后,1962年起实行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以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制度。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照各人所得劳动工分取得劳动报酬。社员可种植少量自留地,并经营少量家庭副业。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改变人民公社制度下存在的平均主义和社员缺少经营自主权的状况,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制定的宪法规定,农村建立乡政府和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基层政权机构和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分开设立。至此,以政社合一和集体统一经营为特征的人民公社逐渐解体,人民公社体制随之在全国逐步废除。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的一次失败尝试,其造成的具体影响如下:
第一,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束缚了广大农民的自由。首先是广大农民的人身自由,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一种盲目变革生产关系的穷过渡形式, 其特点就是:一大二公。“大”是公社规模大;“公”是公有化程度高。在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 普遍实行了组织军事化, 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同时实行政社合一, 分级管理。农民加入人民公社以后, 自己的生产资料变为集体所有, 生活在人民公社这一相对封闭的组织内, 公民都是社员, 没有退社自由, 没有迁徙自由。换言之, 没有谋生自由, 没有改变身份的自由。在人民公社时期, 农民依附集体、依附国家, 人身自由受到了严重束缚。接着是束缚了农民的经营自由。人民公社以生产队(自然村)为单位, 集体吃饭, 打钟上工, 一起下工。一年四季, 何时下种, 种什
么, 何时收割, 怎样收, 一切听从公社指挥。那时候,农民务工经商, 会被当成不务正业遭到批判, 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都被作为“ 资本主义的尾巴” 割掉。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 有的地方农作物的行距、株距都规定得很细, 必须严格执行。在这种制度下, 农民成了公社的“ 奴隶” , 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被剥夺了。最后,人民公社化运动束缚了农民的财产支配自由。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 农村还刮起了“ 共产风” , 有的地方任意到群众家里收“ 金、银、铜、铁、锡” , 除“ 一铺一盖, 一碗一筷”之外都要归公, 公社把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家禽等财产都收归公社, 国家按计划进行生产、配置资源, 统购统销, 向农民抽取剩余充作工业积累, 农民失去了对财产的处里权。
第二,人民公社化运动消灭了竞争, 影响了农民对技术进步的追求。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 在“ 共产风” 的影响下,许多地方实行贫富队拉平, 平均分配, 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偿上调。公社内部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 片面强调“ 一大二公” , 没有生产中的责任制, 劳动纪律废弛, 经济核算制度被抛弃。集体劳动, “人多力量大” 的思想降低了对技术的要求,实行计划经济, 取消市场经济, 也消灭了竞争, 影响了对技术进步的追求。
第三、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 由于农民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 更没有对产品的自主权, 因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降低。社员们虽然在一起劳动, 但许多人出工不出力, 农村生产力大大下降, 农产品很快被消耗一空, 一些公共食堂办了不久就垮了。社员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 祸不单行,1959、1960年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 农业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陷于空前困难, 粮食严重缺乏, 中国人民的生活十分窘困。
五、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国情,避免做那些超越阶段的事情。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 除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以外, 与我们党对形势错误判断有很大关系, 当时我们估计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诚然, 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人奋斗目标总是希望它是早日实现,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如果脱离实际, 把未来社会的一些抽象原则当作现实生活中的律条, 这样不能实现美好理想, 反而会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其次,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6]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 本来就存在转变过急、工作过粗的毛病, 不适宜将初级农业合作社快速转变为高级农业合作社。而普遍建立高级社以后, 其根基还没得到巩固, 生产也没得到发展,便要大办人民公社, 并想通过它很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就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 这一要求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不适应,也因此人民公社在其实践的过程中处处碰壁, 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不得不从成立之初阴公礼所有制后退到生产大队所有制, 再后退到生产队所有制, 仍然回复到初级社的水平。
第三,国家的工作开展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在农业合作化开展初期, 中共中央是强调调查研究、典型试验、稳步前进的。但是当运动开展起来后, 就不是依靠办好合作社来吸引群众目愿参加, 而是靠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 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以后, 又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但实践已证明, 这种通过群众运动,寻求捷径来实现社会变革的方法是不成功的。欲速则不达,真正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才是实现国家发展的正确道路。
其四, 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 发现了缺点、错误要及时改正。人民公社发展后期,毛
泽东对于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态度强硬,一味坚持个人想法。彭德怀在庐山真实地反映群众呼声, 中肯地提出批评之后, 毛泽东完全没有理会,继续坚持“ 左” 倾错误, 加剧了当时已经充分显露出来的严重困难, 邓子恢提出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毛泽东却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 大加批判, 井提出狠抓阶级斗争。这些都是对倾听群众呼声的最好实证。
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过去,但其对于如今中国的发展仍有极大的借鉴作用。作为如今日益向上发展的中国,必须时刻谨记曾经的错误,用深刻的历史为今天的进步奠基。
参考书目:
《略谈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及思考》:甘毛文,《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2 期。
《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郭德宏、孟庆和,《党史研究与教育》1992年第5期。
《人民公社运动兴起的历史探寻》:王青山、臧玉梅,《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第1期。
《浅析人民公社化运动》:马力、侯晓晶,《才智》,2011年第4期。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原因研究述评》;马晓兵,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1期
《怎样理解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郭友刚,《历史学习》,2008年第1期。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和伟大》王志恒,《华商》,2008年第12期。
[1] 《浅析人民公社化运动》:马力、侯晓晶,《人文社坛》
[2] 《浅析人民公社化运动》:马力、侯晓晶,《人文社坛》
[3] 《浅析人民公社化运动》:马力、侯晓晶,《人文社坛》
[4]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原因研究述评》;马晓兵,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1期
[5] 《人民公社运动兴起的历史探寻》:王青山、臧玉梅,《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第1期。
[6] 《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郭德宏、孟庆和,《党史研究与教育》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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