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大跃进与人民公社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以前人们把它称为“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改革开放后，人们又将它改称“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但是，无论称谓怎样变化，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这三年里，全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都陷入了极端的困难之中。“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原因导致新中国陷入长达三年之久的极端困难之中？一九五八年，新中国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紧接着，就出现了连续三年的严重问题。因此，有些人自然而然地就把“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联系到了一起，但它们之间到底有哪些必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一些人根据大跃进运动期间，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严重困难的现状，认定是国民经济出现了问题，其出现的原因就是当时的领导人犯了左倾错误。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时至今日，仍不断的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解读，但是，所有的这些解读，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本身来解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只从中国的内部去探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产生的原因，去领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真实意图。因此，无论解读的人是站在多么客观公正的立场上，都只能是越解读越糊涂，越探寻越找不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真正原因，越无法领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真实意图，所以得出的结论都难免陷于片面。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毛泽东要在一九五八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有人说是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致；有人认为是毛泽东个人对理想社会主义的追求；也有人认为是毛泽东看到了新中国有随时遭受外敌入侵的潜在危险，所以才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加快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步伐，以增强国力，从而提高我国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但是，在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由于一部分人落后的思想意识、错误的思想意识等原因，导致大跃进运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严重挫折。上述几点分析，都有一定的理由，但是，如果把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以及中国长期挨打的历史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后者的分析更符合客观实际。　　

从一八四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人挨了一百多年的打。后来，中国人长期挨打的根本原因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解决中国人长期挨打的办法也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并运用于具体的实践中了，这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中国人民以武装斗争的形式，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建立新中国。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经过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抗争之后，终于赢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长期挨打的命运暂时得到了改变，但是孱弱的国力还难以保证今后不再挨打。为使中华民族今后永远也不再挨打，确保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提高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　

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且还是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之上，超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遭遇到挫折一定会更多。到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五十九年了，在这五十九年中，新中国前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尝试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走过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这个阶段是“闭关自守”的以重工业建设、国防建设为主的自主建设阶段；从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后到今天，是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巧合的是，截止到今年，前后两个阶段的时间差不多一样长。如何看待前后两个阶段的发展成就，如何评价两种经济制度的优劣，如何衡量这两种经济制度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分别起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如果仅从个人暂时生活的感受来说，改革开放带给个人的暂时利益更为直接。而前二十九年，个人物质生活条件艰苦困难不说，仅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常抓不懈的阶级斗争就使许多人生活在思想改造的痛苦煎熬之中。因此，有些人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毛泽东“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耽误中国经济发展二十年”，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些荒谬的结论和无耻谎言。毛泽东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中国的独立、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富强殚精竭虑，奋斗了一生，并为此付出了六位亲人牺牲的惨痛代价。以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能挽狂澜于即倒，使革命转败为胜。那么在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就荡然无存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肯定和否定，前后的反差怎么会是如此的巨大。历史的真实情况到底怎样？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究竟给我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新中国完成工业革命，实现强国富民，保证中国人不再挨打的，解决中国人不再挨饿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可行的发展战略。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态仍然是处于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辅之少量的带有浓厚殖民地经济色彩的官僚买办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经济状态。一百余年来列强的掠夺和战乱造成解放前中国社会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科学文化极为落后。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基础之上，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且还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防止再次挨打，其困难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责任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划定的美国、苏联两家分别主导世界的雅尔塔体系的东方格局，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把新中国推向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废除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与所有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做法，又使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丧失了原先在华的巨大利益。因此美国纠集了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妄图阻止新中国的发展，扼杀新中国。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局势下，新中国只好采取对外一边倒向苏联的政策以获取外部援助，对内采取勒紧裤带，实行高积累的办法，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新中国满腔热情的一边倒向苏联，但苏联对同样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中国却是有所保留的，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长达两个月之久，却只争取到三亿美元的贷款，尚不及苏联给波兰贷款的十分之一。从这件事就能看出，苏联同样也是不希望新中国强大的，国家、民族间的利益之争是大于共同信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苏三国确定的雅尔塔体系，确立了美苏两家分别主导世界的战略格局。按照这个格局的划分，当时的中国应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新中国的建立，成功地从美国的势力范围内分离出来。在面临美国强大压力的情况下，新中国为争取到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只有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无论是留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还是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如果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工业革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也只能是美国丰富的原料产地和巨大的产品市场或是苏联的农业卫星国。这样只能作他人政治附庸和经济殖民地的国家实力，再次挨打的危险会随时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因此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就把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建设、国防建设摆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由于新中国的家底实在是太薄了，能够获得的外部援助又少得可怜，若想在短时间内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最可靠的、也是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公有制的经济制度，由国家掌握一切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依靠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紧衣缩食、艰苦奋斗、共同努力。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战略是唯一正确的，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强盛所做的贡献是无比巨大的，是造福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千秋伟业，但只是短时间内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一九五八年以前，我国虽然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这样不利的国际局势，但也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给予一些有限援助的有利条件，尤其是美苏两家分别主导世界的战略格局更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雅尔塔体系确定的美苏两家分别主导世界的战略格局，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霸主英国颜面尽失，利益极大的受损。不甘心沦为美国附庸的大英帝国，为了寻求再次崛起的机会，率先挑起了对苏联的冷战，从而导致美国与苏联的激烈对抗。美苏的对抗，为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留下了一个有限的回旋和发展空间，毛泽东敏锐的意识到了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这一不可多得的机遇，带领中国人民全力地进行着现代化的建设。但是当人类社会迈入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时候，中华民族又遭遇到了一场新的危机。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成了苏联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在掌握了苏联的最高领导权之后，逐渐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路线。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成功，这也是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随着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在某些科技和工业领域已经接近或赶上美国，遂放弃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苏联要在十年内全面赶上美国，要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幻想资本主义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主张与美国搞缓和，放弃对抗，并企图联手控制世界。美苏缓和，放弃对抗后，势必能腾出手来，整合各自阵营的内部，加强对各自阵营内其他国家的控制，同时迫使世界上两大阵营以外的其他各国向美苏这两个中心聚拢。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苏联对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为和对阿富汗的公然入侵；美国加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控制，对古巴的封锁，对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的入侵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赫鲁晓夫主张与美国搞缓和的这一做法，对新中国的威胁无疑是巨大的。原先赫鲁晓夫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新中国的工业、尤其是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技术和物质帮助。但是，当美苏出现缓和的趋势后，赫鲁晓夫马上反悔，于一九五八年六月断绝了对新中国核技术的援助。对世界局势的这一发展趋势，毛泽东洞若观火，利用中苏同盟表面上没有破裂的假象，一方面在支援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名义下，用炮击金门的做法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挑动美苏继续对抗，以此延缓美苏缓和的进程，制造历史机遇。一方面在国内全力以赴，加紧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于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三面红旗”在中国就必然的出现了。　　

从全国人民普遍陷入物质生活极端贫困这个方面来说，一九五八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确实是遭受到了严重挫折，这一点，每个人都能从他们个人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的切身感受中体会得到。但是，从事关国家安全方面和长远发展的重工业建设、基础产业建设、国防工业建设方面来看，大跃进运动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在大跃进期间快速发展和启动的核工业、半导体工业、化肥工业、电子计算机等项目。尤其是我国现代经济发展关键的石油工业，就是在大跃进中取得突破的。但是，当年大跃进运动所取得的许多成就，由于事关国家的核心机密，很少对外界公布，因此在普通人民群众眼中，大跃进运动是遭到了全面的挫折。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于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反思这段历史的人如果能够结合当时的国际局势去分析，就会认识到毛泽东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最大限度地牺牲人民群众暂时物质生活为前提，实行最大限度的国家积累，全力以赴地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国际局势发展的走向不允许新中国再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按原计划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打破常规，加快发展速度，必须开展大跃进。这样一来，就必须再度加大积累的力度，就必须要求农业要为工业建设提供更多的积累，做出更大的牺牲。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集体经济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制度，这样既有利于国家征收，扩大积累，又能在生产力暂时无法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进行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推广科学种田，以实现增产增收，改善人民生活。同时还通过集体劳动生产，把广大的、原来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扫盲、普及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以提高他们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为符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劳动者，为国家实现现代化准备合格的劳动力创造条件。同时，在当时农村个体经济力量还很弱小的情况下，集体经济体制能够增强农村的购买力，从而能够大量地接受工业品下乡，拓展工业品的市场，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今天许多人都把大跃进提出“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高指标，工业领域生产向重工业、国防工业倾斜，减少先消费品生产造成了大跃进期间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期间的“土高炉”造成的巨大浪费看成是引发其后出现“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并以此为由，强烈谴责大跃进运动、谴责“人民公社”制度、谴责毛泽东思想、谴责毛泽东本人。但是，这些人就不想一想，“三年困难”是哪方面的困难？大跃进期间农业生产确实是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大跃进之后的三年，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确实十分困难，但是这其中能没有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原因吗？而且大跃进同样也使重工业增长了二点三倍，现代科学技术有了质的飞跃，装备制造业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了。我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装备制造的许多第一都是那时创造出来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快速增长，使我国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家安全不再感到十分的危险，民族生存不再感到十分的艰难。人民公社在其存在的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通过组织起来这种有效的途径，带领广大农民，在极少劳动力成本投入的情况下，完成了全国所有大江大河的治理，修建了八万四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和多得无法统计的小塘坝。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全国完成的著名水利有：河南红旗渠，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工程，黄河治理工程，海河治理工程，辽河治理工程，豫、苏、皖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涝工程，京郊治涝工程，宝鸡峡引渭河灌溉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引嫩工程等。在治理大江大河的同时，广大农民还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大搞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等农田基本建设。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全国的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到上个年代七十年代中期，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达七亿亩，比一九六五年的四点九五亿亩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机电排灌面积达四点三一亿亩，比一九六五年的一点二亿亩增长了百分之三百五十五；一九七五年，全国机井已达一百八十一点七五万眼，比一九六五年的十九点四二万眼增长了百分之九百三十五点八九。同一时期，全国农机的制造能力和农机的保有量以及化肥、农药的生产能力和施放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杂交水稻、杂交小麦等优良品种研育成功并得到大面积推广，我国开展农业生产革命的要素已经基本具备。一九七八年，我国的粮食产量是三千零四百七十五亿吨，已经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在此期间，全国所有公社、大队都建立了农业科技推广站，科学种田得到了普及，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每个公社都成立了卫生院、大队都设立了赤脚医生，形成了涵盖全国农村的医疗卫生系统，农民的健康有了保障，平均寿命比解放前提高了一倍。　　

在进行农业建设的同时，农村中的工业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公社时期兴办的社队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民公社已经成为了历史，人民公社在其存在的仅仅二十几年时间里，不仅为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所有人的吃饭问题，防止两极分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年的大跃进为什么要提出“炼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的高指标？为什么不提出“养一千零七十万头猪、产一千零七十万吨奶”的高指标？大跃进期间炼出的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哪去了？正是这“大炼钢铁”的高指标，才保证了当时我国工农业建设、国防建设所急需的钢铁材料；正是这“大炼钢铁”的高指标，才保证了飞机、军舰、坦克、大炮、汽车的大量生产，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安全，才使我们没有再挨打，才有了在其后的一九六二年取得了反击印度对我国领土进行蚕食的胜利，才有了一九六九年打退苏联侵犯我国领土的胜利。虽然“大炼钢铁”期间的“土高炉”和人民公社兴办的公共食堂确实是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决不是导致其后出现“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更不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本身造成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部分人急于改善眼前个人物质生活条件这样落后的思想意识、错误的思想意识与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民族整体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今天，污蔑毛泽东，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那些人公布了经过他们分析研究得出的一个数字，大跃进运动之后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全国共饿死了三千多万人，他们想以此来证明大跃进所造成错误的严重后果。但是只要一经分析，他们的这个结论就露出了破绽。确实，直到今天，国家始终没有公布“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因为一经公布，污蔑毛泽东，谴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那些人所编造的饿死三千多万人的谎言就会被立即戳穿，那些人也因此将立即失去污蔑毛泽东，谴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理由和底气，所以不能公布，就让那些打着学术研究的谎言继续扰乱人们的正常思维吧。“三年严重困难时期”能饿死三千多万人吗？当时全中国只有六亿五千多万人，三千多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近二十分之一，这个比例数意味着当时的每个中国人都将有自己的近亲属被饿死。今天经历过大跃进的中国人有许多还在，谁的近亲属被饿死，他能不知道吗？造谣者也许会说：“饿死的这三千多万人不是在全国平均分布的，而是集中在河南、四川的几个地区，因为是整个家庭、整个家族全部饿死了，也就没有了近亲属”。如果是这样，那就会出现无人区，有谁听说过那时的河南、四川有无人区？有谁听说过当时国家像清初“湖广填四川”那样往河南四川大量移民？我只知道，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国家为开发边疆，曾经从人口较多的山东等地往黑龙江的萝北等地移过民。因此，饿死三千多万人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就今天国家公布的新中国历年的粮食产量来分析，新中国粮食产量最低的年份是一九六0年，当年的粮食产量是一亿四千三百五十万吨，（资料来源，全国普通高中历史教材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二00三年出版），这个数字意味着，当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应是四百四十斤左右，当时全国的六亿五千人口中，有二亿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十岁以下的儿童，按儿童的粮食需求量是成年人的需求量减半计算，再减去国家的工业用粮和用于出口还债及支援其他国家的一部分，每个成年人的年粮食平均获得量不会少于三百斤，三百斤的粮食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在缺少副食品的情况下吃饱怕不可能，但也决不至于饿死。另外，据王光美的个人著述----《我与少奇》一书中收录的，王光美于一九六二年给黄瑞生（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农民，刘少奇的同乡）的一封信里写到：“你在一月二十八日写给少奇同志的信早已收到-------大队给你安排了三百六十斤口粮，政府给你一百多元医疗费，照顾已很高。你常年害病，收入较少，我们了解，现寄给你30元备急需，望你能多参加一些你力所能及的劳动，生活会更好些。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从该信的内容和所写的时间分析，大队安排给黄瑞生的三百六十斤口粮，应是一九六一年的年终分配。同样据全国普通高中历史教材记载：一九六一年，全国的粮食产量是一亿四千七百五十万吨，只比一九六0年增产四百万吨。如果在一九六一年全国粮食产量一亿四千七百五十万吨的情况下，普通社员黄瑞生能分得三百六十斤口粮，那么，仅比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低四百万吨的一九六0年，全国人均的粮食获得量又能比一九六一年低多少？“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的说法，不纯粹是胡说八道吗？不要忘了，那可是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时代，正是大刮造成大跃进错误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时代。如果某一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其他地区的人民群众能够看着不管吗？至于个别地区出现饿死人的情况，那也是该地区的领导人为了给自己捞取政绩，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造成的，这笔账怎么能够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头上？怎么能够算在毛泽东的头上？毛泽东不是一直强调要实事求是的吗？那些污蔑毛泽东，否定大跃进、谴责人民公社的人还算了一笔帐并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当时粮食减产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全国有九千万人去“大炼钢铁”，使已经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而烂在了地里，所以才造成粮食的大幅度减产，才出现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应该说已经成熟了的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的情况是有的，是导致“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一个原因。但是，不是“大炼钢铁”造成劳动力缺少，才使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的，而是落后的思想意识、错误的思想意识导致部分人消极怠工才造成了已经成熟的庄稼烂在了地里。其实只要认真地算一算这笔帐，人们就会明白。当时全国的六亿五千万总人口，减去二亿多儿童，还有近四亿五千万成年人，减去一亿左右的城镇人口和解放军，再减去丧失劳动能力的五千万老年人，农村的劳动人口还应有三亿左右，就算参加“大炼钢铁”的九千万人都是农村的人民公社社员，三亿左右的劳动人口减去九千万，剩下的仍有二亿多，当时全国的耕地就算有二十亿亩，每个劳动力的工作量也不超过十亩，这样的工作量应该说不算是太强的，妇女劳动力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因此说“大炼钢铁”占用了大量劳动力而使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无人去收割的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客观地说，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的真正原因是实行人民公社化之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盛行，富裕地区的人民群众对无偿的支援贫困地区这项政策的深远意义不理解，表现的不积极不主动，甚至是抵制；某些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存在着严重的“等、靠、要”思想，缺少自力更生、艰困奋斗的精神。另外，高积累也使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无法真正地得到贯彻执行，社员多劳得不到多得，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才出现了宁可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也没有人愿意去收割的现象。而且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确立，实行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度，原先自有土地的农民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由此，使长期处于小生产状态下而对土地产生了依恋情怀的一部分农民对人民公社制度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故意用消极怠工、肆意浪费公有财物的做法来证明人民公社制度的“不合理性”，期盼国家能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拿回自己的土地。另外，一些干部为了自己的业绩，在工作中进行“瞎指挥”，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大刮“浮夸风”，也严重的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热情。这些行为才是真正的所谓“人祸”。就是这几种原因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才造成了其后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然而，当时如刘少奇等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从这种现象中看到问题产生的实质是一部分人落后的思想观念，而只从问题的表面现象就得出了开展大跃进运动、成立人民公社、建立集体经济制度，是超越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是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的结论。刮完“共产风”、“浮夸风”，又刮“倒退风”。把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罪于为国家工业建设提供了更多积累的、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培训合格劳动力的、为实现现代化农业大生产准备条件的、能够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人民公社制度。多劳多得，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底下，如果严格贯彻执行这一分配原则，则不利于国家实行高积累政策，从而会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何况由于当时的国际局势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极为不利，对我国的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迫使我国只有利用战争到来的间隙时间，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和条件，加速现代化的建设，才能确保在今后可能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侵略战争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　　

确实，直到今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再也没有发生世界规模的大战，我国也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而且，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又开始了私有化的进程，放弃了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接轨，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有的人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当年开展大跃进运动，成立人民公社，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完全是错误的，如果按照建国之初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走一直下去，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导下，在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刺激下，我国的国民经济一定能搞好，可能还会搞得更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私有经济已占国民经济大部分比例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国民经济实现了连续多年大幅度增长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同样，还有人产生了另外一种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坚决抗战，赢得了世界列强的刮目相看和尊重，美英等国经过与我国协商，废除、修改了一些不平等条约，我国的主权得以恢复，并取得了与美英苏同列的“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而且，由于与美英结盟，从而获得了美英的一些援助。如果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国没有发生国共内战，当时市场主导下的私有制经济，一定能够迅速发展。可惜的是，主张私有制经济的国民党被主张公有制经济的共产党赶到台湾等几个小岛上去继续私有制去了。共产党掌握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建立起了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之后，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台湾，经济实现了腾飞；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大陆，经济却陷入“濒临崩溃的边缘”和“徘徊不前”。今天，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那么，当初共产党实行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有必要吗？当初共产党夺取政权有必要吗？共产党夺取政权是真的如其自我标榜的那样，是为了人民谋幸福，还是为了一己之私？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国共战争，到底是革命，还是夺取国家政权的内战？今天共产党又承认、鼓励私有经济，保护一切私有财产。那么，当初共产党无偿地剥夺地主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资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实行强制性的赎买政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产生上述的想法并不奇怪，上述想法产生的原因一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实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二是当前掌握话语权的一些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刻意的编造、篡改历史，使一些人对当时世界的形势及发展趋势不了解，对当时国内的形势不了解。因此，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德国战败、奥匈帝国解体，上述三国退出了列强的行列。原来世界上的八个列强，只剩下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五国。美国为打破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形成的独霸中国的局面，大力推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打着尊重和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旗号，在门户开放的名义下，与日本在中国展开利益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很快就被德国击败，其在东方建立的殖民体系也被日本打垮，法国也暂时退出了列强的队伍。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但严重侵犯了美英在中国取得的巨大利益，而且还对美英自身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英被迫卷入了对日作战。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拉住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摇摆不定的蒋介石继续坚持抗战，遂主动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协商，修改、废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条约，答应部分放弃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而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的在华利益。在以后形成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中国由于进行反法西斯作战的时间最久、付出的最大，更主要是由于美国意识到在打败德、日、意法西斯之后，世界上只有苏联才是它唯一的竞争对手。为了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美国在与苏联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才为当时的中国争取到了一个虚幻的大国地位，成为了当时所谓的世界“四强”之一，并成为日后成立的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发扬“一亿玉碎”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拒不投降。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主力的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则趁机来个狮子大开口，开出了战后恢复沙皇俄国时期曾经在中国取得的，又因日俄战争失败而丧失了的大量权益。于是，就有了美英苏三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以牺牲另一个所谓的世界大国----中国的利益为条件来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共同逼迫中国接受的雅尔塔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大国苏联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大连地区和中东铁路，并将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另一个大国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青岛、天津、秦皇岛、北平等地登陆，长期驻扎并支持蒋介石主动挑起内战，而陈纳德的“飞虎队”也继续赖在中国不走；就连大英帝国这个破落户也仍然继续霸占着香港并拥有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于是，就有了苏军在中国东北大肆拆运日本留下的机器设备的事件；就有了美军士兵和“飞虎队”队员强奸中国女大学生和武汉名媛的事件；就有了英国继续占领香港的问题；后来也就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大英帝国海军军舰在中国长江中航行的“紫石英号”事件。作为世界上四个大国之一的中国的国土上，同时有其他三个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利益都严重对立的大国的军队出现，而且还都拥有实际上的治外法权，世界上有这样的大国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为拉拢中国继续坚持抗击日本法西斯，除了给予中国一定的援助物质之外，又废除了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部分不平等的条约，但是，旧的不平等条约虽然废除了，可新的不平等条约又签订了。根据美英苏三个大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并独立，苏军驻扎旅顺、大连地区，中东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等。尤其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签订的那个貌似平等的《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更是给中国的主权和政治、经济利益带来了极大地损害。条约的主要内容规定：“美国国民在中国享有居住、旅行、经商包括从事制造加工、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的自由。享有租借、租赁土地，选有代理人或员工的自由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缴纳进出口关税和内地税，享有与中国商品和第三国商品同等待遇；包括军舰在内的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必要时可以开入任何不开放的口岸、地方或领水”。条约虽然规定中美之间具有对等的权利，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远远的落后于美国，条约中规定的给予中国的权利，中国由于自身的原因根本做不到。因此，条约中规定的对等权利实际上成了美国单方面的权利。作为当时世界大国的美英苏，之所以能在另一个大国-----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权益，就是因为他们拥有比中国强大得多的军事力量和国力。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对峙夹缝中的中国，连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尚属不易，就不要奢谈什么国家经济发展了。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发展，抗日战争中，沦陷区的洋奴买办经济就发展了，殖民地的经济也发展了，为支撑日本皇军的大东亚作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洋奴买办和汉奸个人也致富了，实现了“小康”，甚至洋奴买办和汉奸队伍的本身也发展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苏的同盟关系就业已破裂，世界上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并且开始了“冷战”。当时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无论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土纠纷、国家利益、还是情感方面，都应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这一点，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清楚。中苏两国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边界线，地缘关系决定了中苏无论是作为盟友，还是作为对手，对两国都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希望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强大的邻居，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遏制周围邻居的发展。虽然苏联不会担心当时贫弱的中国会对其造成什么直接威胁，但是，对中国加入资本主义阵营，成为美国控制下的附属国和军事基地，从而会对苏联造成威胁这方面还是有所考虑的。因此，才有了外蒙古必须独立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的美苏秘密交易。斯大林在对蒋经国解释外蒙古为什么必须独立的原因时曾说：“如果第三方势力利用外蒙古作为基地进攻西伯利亚，苏联就完了”。当时，如果站在苏联的角度上看，遏制中国的发展是必要的，中苏之间，也确实需要像外蒙古这样的缓冲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苏联一方面利用部分控制新疆的机会，加紧制造第二个像外蒙古那样的缓冲国，一方面在出兵打败日本关东军后，利用驻军旅顺、大连，占领我国东北的有利条件，大肆拆运日本在东北留下的机器设备。日本在我国东北修建并留下的那些工业设施，对苏联来说，不过是些废铜烂铁，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却是大部分的工业家底。这些东西对苏联毫无用处，对中国就是工业化起步的强大基础。苏联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是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在遏制中国的崛起，防止中国成为有能力威胁、甚至是进攻苏联的强国。而同时期的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除了要占领控制中国这个丰富的原料产地、广阔的产品市场以及可供使用的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而且还会利用中国对苏联有利的地理位置，把中国变成其威慑、遏制、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从而实现其在全世界的霸权。如此一来，中国就被夹在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之中了，真正是陷入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危险处境，也就必然会成为大国之间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且，这个筹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拉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就使用过一次。可见，幻想依靠美国的保护来抗拒来自苏联的压力，是不现实的，美国既不会为保护中国而与苏联刀兵相见，更不会真正扶持中国使之成为其另一个竞争对手。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下，我国即使想埋头发展经济，能发展起来吗？　　

地缘的因素决定了中苏结盟对于美国来说，威胁只是严重的，中美结盟对于苏联来说，威胁可是致命的。所以，一旦中美之间出现结盟的先兆，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安全，首先就要打中国这个薄弱之敌。那样的话，采取肢解中国，建立外蒙古那样的缓冲国的做法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幸运的，弄得不好，可能是全面的入侵。当年，在亲英美的蒋介石战胜了亲日的张作霖，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张学良“易帜”，归顺南京政府之后不久。日本当即于一九三一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并成立了“满洲国”，成功地肢解了我国。一九三七年，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刚刚有所发展的情况下，尽管是殖民地色彩极为浓重的那种依附型经济。但是，日本仍然是感到了极大的威胁，便迫不及待地冒险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打掉了中国这次依附型经济发展的机会。　　

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体系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的中国根本算不上是一个世界大国，连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都难以维护，世界上有这样的大国吗？自从世界上英、美、法、德、日、意、俄、奥八个先进国家主导的殖民体系确立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强国、富国都必须有属于自己的重工业体系。中国自晚清兴办“洋务运动”，开始工业化起步以来，历经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没有创建起自己的重工业体系。期间虽然有号称“黄金十年”的国民党政权主导的经济建设，但那也只不过是殖民地色彩浓厚的依附型经济。这样的经济建设，除了使一些洋奴买办先富起来和制造一些外表光鲜亮丽的GDP数字外，对于国家的强盛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否则抗日战争中，英勇的中国军人也就不会“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了。在先进国家主导下的开放的世界里，后发国家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守住本国的资源和市场，用本国的资源和市场培育本国的企业，待本国的企业成熟壮大后，再去参与国际竞争，以便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从而实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样浅显的道理，从上海滩十里洋场搞证券投机起身，在党内斗争和军阀混战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不会不知道，但是，他仍然至民族大义于不顾，为了实现他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奴买办集团先富起来，与美国签订了足以使中华民族永远丧失发展机会的《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靠出卖民族利益实现了自己及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根本完成不了领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否则他就不会在与共产党争夺大陆政权的斗争中仅仅三年就失败了。在当时那样一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华民族若想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团结全民族一切可以团结族的力量，以坚强的意志守护住自己的资源和市场，打破常规，确立强国为先的发展战略，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一条新路，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切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得到。　　改革开放之后，有许多人经常拿号称“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比中国大陆做对比，特别是用南北朝鲜做对比，想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优越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弊端。其实，中国大陆与上述四个国家和地区是根本没有可比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大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经济建设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而号称“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的经济建设情况却难以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优越。　　

香港和新加坡实质上就是一座城市，又都处于世界的交通要道上。依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两个国家和地区开辟成了国际自由港，依靠贸易中转和旅游产业、加工产业来发展本地的经济。尤其是香港，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大陆进行经济封锁期间，利用为大陆和资本主义国家做转口贸易的机会，迅速发展起来。而且香港和新加坡又都处于大国的保护之下，没有国家安全成本的支出，因此，经济建设的成果才显得特别突出。　　

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基础产业就有了一定的发展，国民党政权逃台时，卷走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充实了台湾的金融储备。国民党政权利用这些金融储备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和进行出口加工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美国为了阻挠中国的统一，给予了台湾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正是凭借着这些有利的条件，台湾的经济才实现了腾飞。但是，台湾的经济依然是那种殖民地色彩浓厚的依附型经济，至今也没有建成自己的重工业体系，所以也就没有建成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因此，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在与大陆对峙的几十年中，只有依靠从外部购买武器和美国的保护才勉强支撑下去。　　

“四小龙”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唯一可以称道的只有南朝鲜，但是，南朝鲜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所走的道路可以说是与中国大陆相同或相似的。一九四八年，南朝鲜成立后，走上了市场主导下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南朝鲜的国民生产总值始终低于北朝鲜。一九六一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独裁政权。在经济建设中，实行高度权威主义，由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方向，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力推行“重化工业发展计划”，重点扶持重工业的发展。一九六九年，南朝鲜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北朝鲜，到一九八零年，人均生产总值就超过了一千五百美元。南朝鲜经济建设的成就证明了，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即使在私有制经济制度下，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建设也是优于市场为主导的。而且，南朝鲜的经济建设成就除了依靠人民的艰苦奋斗外，更得益于南朝鲜处于资本主义阵营中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北朝鲜对峙的最前沿，美国为了维护资本主义阵营的稳定和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为其提供安全保护的同时又大力扶持和援助其经济建设。否则，为什么世界上其他的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仍然贫困和落后呢？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就，得益于其不同的外部条件，不能证明，根本也无法证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制度优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制度。至于如何证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制度，办法很简单，看看与中国差不多同时取得独立国情又相似的印度就可以了。有人问实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中国大陆为什么又转而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制度，答案也很简单，那不是因为改革开放了嘛，那不是因为少数人要先富起来嘛。有人以我国没有遭受大规模外敌入侵的事实，说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战争的风险，使国民经济建设中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从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这是事实，依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确实是失调，我国也没有遭受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但是，外敌没有大规模入侵，是他们突然大发慈悲了呢？还是他们慑于中国的抵抗能力、尤其是核抵抗能力而止步了呢？今天，我们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依这些人的标准是没有失调，可我国的驻外使馆怎么让人家给炸了呢？巡航的飞机怎么让人家给撞下来了呢？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我国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年之内赶上美国”的目标之后才提出来的，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年之内赶上美国”的目标中，毛泽东感到了对我国的巨大威胁。中苏两国的地缘和纠缠不清的历史上的恩怨，以及俄罗斯民族自身无法克服的、极端利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决定了中苏两国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与平等的同盟关系。中苏两国当初结盟是因为共同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一旦外部的压力减弱或消失，中苏同盟关系的基础也将消失，中苏同盟的关系必将不复存在。到那时，苏联出于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和一贯扩张自己利益的惯性出发，必然会加强对我国的控制，使我国成为受其控制的附属国。除非我国愿意损害自己的民族利益，甘愿作苏联的农业卫星国，否则中苏冲突，甚至是两国间的全面战争都是难以避免的。所以，保持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维护中苏两国之间的和平，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实力，关健在于我国与苏联之间国家实力的差距不能拉得太大。出于这样复杂的原因，当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年之内赶上美国”时，毛泽东也相应地提出了我国要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阵营的老二------英国的发展目标。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表面上是以英国为赶超的目标，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为显示两种社会制度优劣而进行的竞赛。其实，大跃进运动更暗含着跟上苏联的步伐，使我国在国家实力方面不至于让苏联拉下太远的战略意图，只不过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不能对外宣示而已。如果说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真实战略意图，由于不能对外宣示，人们还不得而知的话，那么到了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决定把作为国家战略后方建设的“三线”建设，放在大西南而没有放在大西北的做法，就把他“赶超英国是明，追赶苏联是暗；防备美国是假，提防苏联是真”的战略意图彻底的向世人显示了出来。

一九六四年，“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外界宣称，我国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威胁，遂决定调整国家工业建设的战略布局，把国家战略工业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位于大西南的“云贵川”等地区。如果说毛泽东感到威胁是来自美国，而且在未来可能爆发的中美战争中，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的话，那就应该把国家战略后方的建设，放在离美国军事基地更远，靠近苏联的大西北才对，怎么毛泽东偏偏把国家战略后方的建设，放在了处于美国设在南越和泰国的空军基地打击范围内的大西南呢？另外，在国家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各省市进行各自的“小三线”建设。这明显是含有我国在遭遇到大规模外敌入侵时，各地能够进行“各自为战”的战略意图。当时有能力对我国进行大规模入侵的只有美苏两家，对于美国，经过抗美援朝的较量，毛泽东已经了解到美国并没有大规模入侵我国的战略意图和实力，那么，毛泽东所要防范的就只剩下苏联一家了。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时代，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对于本国安全形势的判断，站在不同高度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什么是民族尊严？具有不同民族感情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对于如何维护国家的安全，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当年，在面临“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当王稼祥提出了用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要缓和、与修正主义的关系要缓和、与国际反动派的关系要缓和，对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支援要少一点，以免激怒“帝、修、反”，从而缓解我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的“三和一少”的建议时，立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高度智慧的毛泽东知道，靠讨好强者，用向强者乞求的办法，维护不了国家的长久安全。求人不如求自己，国家安全必须建立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基础上。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毛泽东面前，任何威胁中国安全，挑战中华民族尊严的敌人无不狼狈而归。可是有的人不行，在强者面前，那些没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人总是站不起来。那些不知什么是民族尊严的人，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就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他们不是想着如何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来改变自己的贫穷落后面貌，却总是想着如何在国际上“傍大款”，总是想着如何给强者当“二奶”。至于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他们根本就不懂只有斗争才能求得平衡的道理。只知一味地讨好人家，顺从人家，不当头，还“打肿脸充胖子”地说这是“韬光养晦”。可是，当人家看着他不顺眼时，还是用炸使馆、撞飞机的手段，搧了它自己都感到极为羞辱、遭到全世界耻笑的两个耳光。可见，靠“傍大款”、“当二奶”的做法，不但实现不了真正的富裕，不但维护不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只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损害民族尊严，并且还会遭到无情的讥讽和耻笑。　　

有人说毛泽东的一生始终奉行是斗争哲学，与美国斗，与苏联斗，从而过高地估计了战争的风险，因此，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建设始终以重工业建设、国防工业建设为主，所以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这样的认识毫不奇怪，受了二千年儒家文化教育的中国人始终追求的是“和谐”。我们不是不希望“和谐”，在战略中处于劣势的我们更希望“和谐”，这一点，毛泽东也肯定能够认识到。但是，在世界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盛行有效的时代，我们理想中的“和谐”是无法实现的。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工业革命，实现现代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维护世界的“和谐”。“和谐”只有建立在我们有能力维护它的基础上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就是自欺其人。甲午战争后，一贯崇尚“和谐”的我们，差点没有让日本人给“协和”了。　　

在远比阶级斗争更为残酷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生存竞争中，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单单衡量其经济发展的程度是不够的，把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放在经济建设一个方向上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危险的。单纯的以经济效益来衡量一项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性建设项目的作用是肤浅的，国家的任何一项战略性建设项目中都应包含着为预防侵略战争和自然灾害事故而预先设置的后备基金和保险基金，这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为保障本国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都必须先期支付的物质成本。虽然由于是先期支付而暂时产生不了经济收益，但是，一旦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有了改善并得以巩固之后，这样的先期支付就进入到了收获期，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将是十分惊人的。研制原子弹的成本大不大，但是原子弹产出的是什么？改革开放初期为改善人民生活，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军转民”，也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的武备以及没有支撑强大武备的工业体系，繁荣的经济不但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幸福，而且，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南北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异常发达，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勾栏瓦肆遍布城乡，名妓名媛层出不穷。全社会一片歌舞升平、繁荣娼盛的景象。直引得皇帝都不爱江山爱美人，沉湎于酒色，精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出没于勾栏瓦肆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两宋时也得到畸形的发展，儒家学说已发展到“程朱理学”的高度。诗文化、词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的发展，都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所有的文化都异常的发达，唯独武文化却是异常的萎缩。在辽、夏不断的武力入侵面前，大宋朝只有步步退缩，直到在女真、蒙古游牧民族的武力打击下，先后两次亡了国。许多不甘亡国之耻的中国人都只能像著名的爱国词人辛弃疾那样，即使是心中怀有多么强烈的爱国情怀，也只能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吹回角连营”了。多么的令人心酸，爱国的情怀只能表现在夜里和梦里。在夜里，点上不算明亮的油灯，偷偷拿出本是上阵杀敌，报效国家、报效民族，显示雄武强悍的宝剑，轻轻的挥舞几下，悄悄的欣赏一番。就是这样的举动也不常有，轻易的不敢表现出来，而且还得靠醉酒之后壮胆，否则被金人统治者察觉，恐怕还得以“私藏枪支弹药罪”论处，追究其刑事责任了。至于统帅强悍雄壮的复仇之师，收复故国山河的愿望，那就只有留在梦里了。　　

古代的宋朝是这样，近代的大清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大清朝在经济总量上与对手相仿和远远大于对手的情况下分别被英国和日本打败的教训，已经明白无误的告诉后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建设、改善生活不是最主要的，国家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不能生存，何来生活？经济建设不是不主要，GDP也应该实现快速增长，但是，我们在追求GDP总量的时候，更应该考量GDP的成分。当年，大清朝就是在由“棉、茶、丝、布、瓷”构成的GDP与大英帝国由“钢铁、机械、军舰、大炮”构成的GDP在总量上不相上下的情况下，被英国打败的。这是由于“棉、茶、丝、布、瓷”构成的GDP数量虽然庞大，但是却不能为反侵略战争提供一支钢枪，虽然拥有正义，可是，反侵略战争还是失败了。在当代，维护国家安全，就必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重工业、国防工业体系。蒋介石的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期间，也曾经有过所谓的经济建设的“黄金十年”。但是在这个所谓的“黄金十年”里，蒋介石的经济建设却走错了方向。在日本人步步进逼，占领东北，进犯华北，控制平津，已经彻底暴露出灭亡我中华野心的情况下，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以改善生活为主的轻工业建设上，仍然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短短几年，蒋介石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何等的繁华，彰显出了蒋介石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可是当时中华民国的重工业建设、国防工业建设竟是一片空白。所以，后来在一九三七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中，由于中国的工业不能为抗战前线提供一门大炮、一辆坦克、一架飞机，面对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本侵略者，英勇的中国军人只好“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了。          　　

大跃进之后直到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个人生活改善程度不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那以后，我国的国家安全状况却是越来越好，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那些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从而导致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暂时困难为由，谴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人，为什么就不想一想大跃进中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发生在新中国建立后不到十年时间的事，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中国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就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这些还不足以体现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巨大作用吗？当然，这也是需要牺牲人民群众个人物质生活改善这个前提条件的。对此，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能够理解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真正的人民群众是人人都懂的。挨了上百年打的中国人更知道挨打的滋味儿比挨饿更令人难以忍受，只有首先解决挨打的问题，解决挨饿的问题才有实际意义。而且，即使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期间，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建国前还是有一定的改善的，只是程度不太明显而已。有些人的生活水平是有所下降，这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原本生活的标准就是不同的。因此谴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人除了靠编造谎言外，是拿不出什么真正的理由的。　　

改革开放后，在拥有毛泽东为后人打造的强大的“核保护伞”和开创出的有利的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大胆改革，锐意创新，果断地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扩大消费品生产，不惜大幅度削减国家对国防安全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下马、停建和扼杀了大批的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项目，原有的军事工业也大部分实现了“军转民”。虽然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在短时间内有了改善，但却使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再度拉大了距离。“台海危机”发生后，当为了震慑台独分裂分子，遏制“台独”，国家需要彰显武力的时候，却恍然发现国家武库里只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一些早就已经过时了的东西。将这些东西拿出来，非但不能震慑台独分裂分子，而且还会贻笑大方。但是，国家的安全又不能不维护，于是，只好沿着“造船不如买船”老路，到国际上遍求外援。好在还有破落户俄罗斯这个老主顾，能够买来一些苏—27和“现代级”。但是，这些东西吓一吓台独分裂分子还可以，真正要指望它看家护院就明显地感到力不从心了。在我国住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炸、南海上空巡航的飞机被撞之后，大部分中国人都明显地感受到了挨打的危险仍然随时都会发生。直到这时，才真正领会到了毛泽东生前经常发出的战争警告决不是无端的主观臆测，才真正领会到了毛泽东宁可勒紧裤带，也要首先进行重工业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的重要含义，才真正明白了解决挨打和解决挨饿先后关系的重要意义，于是，改革开放后下马的093、094、歼十等国防工业项目又匆忙的上马了。　　

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愿望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上看，大跃进在某些方面确实是遭受到了严重挫折，人民公社也早已消亡了。其原因就是由于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以一、二代人的暂时生活困难为代价，首先集中全部精力进行工业化建设、国防建设，全力打造防止中华民族再次挨打这个坚固盾牌的良好愿望与当时一部分人、尤其是一些党内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急于改善个人眼前生活这个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其次还有连续出现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大跃进期间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还连续出现了三年，这真是上苍故意在与中华民族为难，也许是上苍对中华民族坚韧意志和超凡智慧的考验。中国的俗话中，对只顾眼前利益而漠视潜在危险的人，有一句形象的描绘：“记吃不记打”。远的不说，从一八四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算起，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辈子中国人就挨了数不清的打。抗日战争刚刚过去十几年，有些中国人“记吃不记打”的老毛病就又犯了，他们对于潜在的危险不但看不出，就是对能看出潜在危险的人所发出的警示，他们也不愿相信。因为如果相信了这样的警示，那就得必须紧衣缩食、艰苦奋斗，全力去打造全民族防御外来侵略的盾牌。如此一来，则势必影响个人生活的改善，影响实现个人的富裕。所以他们宁可相信那些看不出潜在危险，但能带领他们走上改善生活，实现致富道路的人所说的话，也不愿相信这样的警示。这部分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是他们落后保守思想意识的真实体现。他们这种落后的思想意识就是由于长期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腐朽没落、消极保守成分的荼毒造成的。不彻底排除这种落后的思想意识，不彻底铲除导致中国人产生落后思想意识的这种腐朽的文化根源，中华民族再一次挨打还是迟早的事。　　

有人说：不顾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状况，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急切地选择了强力地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的发展道路。是毛泽东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主要表现，是导致毛泽东犯了左倾错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思想认识根源，是导致出现“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主要因素。确切地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进行工业革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有些操之过急，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毛泽东犯了左倾错误，还有待于商榷，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还应留待于后世的历史去评说。在当时中国的实际已经严重脱离了世界的实际这样一种情况下，对于作为党和国家以及军队主要领袖的毛泽东来说，是站在未来的高度上，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长远利益，采取非常的措施，改造中国传统的、腐朽没落的文化，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勒紧裤带，暂时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艰苦奋斗，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中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的实际，使中华民族永远不再挨打，使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有实际，顺应一部分人落后的思想意识，不顾国家民族整体的长远利益，只从一部分人眼前的利益出发，满足他们急于改善个人生活的愿望。尊重所谓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标，单纯地进行经济建设，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使中国的实际长久地落后于世界的实际。选择前者，虽然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要快得多，但个人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还要受到一部分思想意识落后的人的误解和指责，搞不好，还有粉身碎骨的可能，并且整个民族也要因此付出在一定时期内过艰苦生活的代价。选择后者，平和而稳健，对于个人也很少风险，人民群众的个人生活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极大的改善，但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要因此延缓下来。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赶上或符合世界的实际，中华民族随时都有再次挨打的可能，新中国随时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站在未来发展的高度，宁可忍受一些人的误解和指责，选择了一条当时看来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暂时遭受了一定困难，牺牲了一些眼前的个人利益，但却能使新中国尽快赶上或符合整个世界的实际、符合中华民族整体的长远利益的发展道路。如果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脱离了当时中国实际的话，那也是为了使已经严重脱离了世界实际的中国实际，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赶上或符合世界实际的必要措施，而且，当中国赶上或符合了世界的实际的时候，大跃进也必然就符合了中国的实际。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挨打的实际，标明了中国的实际与世界的实际已经拉开的距离，虽然中国曾在抗日战争中，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利局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中国与世界主要强国之间的实际距离并没有拉近。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实际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基于这样的实际，侵略战争的危险就可能会随时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如果没有有效的自卫能力这个实际，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盛行有效的这个世界实际面前，单一地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虽然可能是暂时符合了中国的实际，但却将使中国更加严重的脱离世界的实际。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强国的梦想就永远不会实现，富裕的梦想也永远不会实现，中华民族也不可能自立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