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在妥协中迈向法治

时光荏苒，一晃已是三十年河西。河东是法治虚无主义盛行，其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遮蔽了法律，人治替代了法治。

1978年，将近而立的共和国在浩劫之后找到了自己的坐标。改革开放启动，法制开始恢复重建。

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年代，那也是一个妥协的年代。身处其中的李步云和那一代人无法忘记“法制”是怎样的来之不易，而这种艰难，已不为今天的年轻一代所熟悉。

是的，我们不仅需要法制，更需要法治。

法制强调静态的制度，法治更强调治理的过程，而法治的核心就是依法治理。

和从“法制”到“法治”的嬗变一样，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换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法治从来不是一蹴而就。

回首30年前那场“人治”与“法治”之争，达成“法制”的结果实非法治的胜利，它更是两种思潮激烈交锋之后的妥协。法制也确实因应了当时国家政治条件，经济状况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刚从法治虚无中走出的中国大量需要立法，需要秩序，需要稳定，需要一种可以藉由法律而实现的可预期的生活。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着重提出的是“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立法等工作”。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16字方针中，“有法可依”是第一位的。没有法，谈何法制，更遑论法治。

充满妥协的法制在给了中国以法治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法制工具主义”的副产品。

这就是“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中的另一“一字之差”。前者是党和政府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后者是党和政府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

非法律专业人士可能很难体察到这其中的区别，但我们的生活中却无时不受到这两个“一字之差”的深远影响。

法学家们形象地把“法制”称为“刀制”，而把“法治”称为“水治”。刀者，专政工具；而水，寓意“法之公平如水”。“刀制”的要害在于握刀的人，用好了，于国于民是福；用不好，则遗祸无穷。“水治”的核心在于所寓意的公平，谁来达到公平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有公平。

30年前的法学家们并非没认识到这种区别，我宁愿相信这是他们的策略，是科学的、富有远见的、可持续发展的且能够付诸实施的一种高明的策略。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法制”本身，而在于“法制”已经埋下了“法治”的种子。当法制逐步走向完善，法治就会成为一种必需，一种价值选择，一种信念和习惯。

法治重治吏而不在治民。于“刑法时代”和“民法时代”之后，“行政法时代”已经迎面走来。公民受益于法，而公权力受制于法。这才是30年来的妥协所期待的法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