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的经济学大论战

社会主义必须与市场经济兼容，这是在国际范围内长期艰苦探索、反复争论得出来的结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如何配置各种资源以更好地发展经济，是主要运用计划方式还是主要运用市场方式?社会主义能不能与市场经济兼容?这个问题从19世纪初开始已经争论了一个多世纪了，直到现在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停息。这是思想理论领域里一场跨世纪、跨国界的大论战，不仅涉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关系到所有发展中国家，它的意义是十分广泛和深远的。

早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前，就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发展经济作了种种设想。其中，意大利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管理的思想。他在1902年至1903年出版的两卷本《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中，提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由它来制定和执行国家的经济计划，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取得与市场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结果完全相同的效果的。他说这个假设是“会得到证明的”。1908年，他的学生巴罗内撰文发展了他的观点，肯定地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全部经济资源为公共所有，整个国家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可行性。

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否定帕累托、巴罗内的观点。他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归结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中央计划，认为中央计划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是否符合社会需求，也无法计算其在具体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因而企业经营活动和管理行为不可能合乎经济的原则。他还指出，巴罗内设想的用中央计划来模拟市场以解决劳动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的耗费的计算问题是行不通的。

192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发表演说，1929年又撰文《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的指导》批判米塞斯的观点，提出可以通过“试错法”来解决中央计划机构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所谓“试错法”就是中央计划机构先确定一套价格，然后进行一系列实验，产品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调，产品求大于供则上调，以逐步接近、等于市场均衡价格。

1935年，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罗宾斯亦撰文批判主张中央计划管理的观点，认为计划管理的设想即使在理论上是可能成立的，在实际上却是不可行的。因为这需要在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式，到解出这些方程式的时候，所根据的信息已经过时了。当时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著名的新奥地利学派领袖人物哈耶克，他同米塞斯、罗宾斯一样，也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没有市场机制，无法准确地进行经济计算，因而必然缺乏效率，而缺乏效率的经济是不可能持久运行的。

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任教的波兰籍经济学家兰格撰文继续论证用“试错法”即“模拟市场”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确信这样可以达到和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同样好的效果。企业按照通过“试错法”得出的均衡价格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就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社会主义并不是必然排斥市场机制从而不可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兰格当时被称为“市场解决派”的代表，他实际上是第一个突破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一价格机制不能兼容的观念、确认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市场机制，最早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人。

但是，他的主张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不仅由于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极其繁杂，技术上难以行得通，更由于他所讲的“市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是人造的由中央计划机构操纵的“模拟市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央计划机构对企业进行微观干预，而企业亦只能是“推一推动一动”，没有自主权益、没有活力的单位。

因此，兰格模式不仅遭到来自坚持社会主义集中计划原则的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等“集中解决派”的批评，也受到了哈耶克等人的批评。30年后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应用于经济管理，兰格又写了名为《计算机和市场》的文章，说如果重写30年前那篇论文，他将提出通过电子计算机而不是“试错法”来求解所谓的“帕累托一巴罗内联合方程”，1秒钟就可以得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价格向量。他的这种主张被反对他的人嘲笑为“电子计算机乌托邦”。

1944年，哈耶克写了著名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集中批判了高度集中的、否定竞争性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指出它“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对于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来说，集中决策必然是低效率的”。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才有可能充分利用分散于个人和企业的知识和信息。”这场关于是通过中央计划还是通过“模拟市场”或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大辩论，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30年代大论战”。在以后的年代里，尽管客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但争论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主张社会主义的帕累托、巴罗内的设想实际上是理论上的一种空想；反对社会主义的米塞斯、罗宾斯、哈耶克等揭示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但完全否定了计划的作用；泰勒、兰格等从维护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的立场出发提出的“试错法”，在实践中难以行得通，而且由于它排斥真正的市场而不可能形成竞争性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因此，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仍达不成共识，得不出一致的结论。

尽管如此，“30年代大论战”表现出这些学者为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行了不懈的有意义的探索。但是他们的争论及见解，在当时已经存在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当政的时期，都被忽视或压制了。当时的苏联，实行着中央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苏联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统治了整个思想舆论界，不用说哈耶克等人的观点被斥为异端邪说，就连主张建立中央计划机构“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也遭到了否定。只是到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思想舆论界才有了些松动，特别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求改革排斥市场机制的中央集权模式的呼声迭起，陆续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富有创见、影响深远的改革理论家，如波兰的布鲁斯、南斯拉夫的爱德华·卡德尔、匈牙利的亚诺什·科尔奈、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等，他们在前人争论的基础上，对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的问题，结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探索，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否则就没有出路。他们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东欧国家改革的开展，掀起了后来被称之为“改革的第一浪潮”。

20世纪50年代后期，布鲁斯针对斯大林中央高度集权模式的弊端，提出了包含有受到管制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分权模式”(即中央负责制定宏观决策，企业负责制定常规决策，家庭作出个人消费者决策)。他的观点，虽然现在看来还有重大的缺陷或不足，例如，仍然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市场机制只是国家宏观调节的一种手段；国家仍然直接管理企业；市场只是指“受管制”的商品市场而不包括其他市场等，但他在社会主义经济要引入市场机制、要分权而不是要集权方面，显然比他的前辈们前进了一大步。

曾任捷克副总理的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着重从经济利益方面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各自的具体耗费的劳动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着矛盾，具体劳动要转化为抽象劳动并取得报酬，必须通过市场。中央的决策主要是在宏观方面，尤其是在总量分配方面；企业的决策，不仅是短期决策而且包括长期决策，应由企业自己根据市场情况制定，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应由企业自己作出决定，中央不应也不可能把所有决策都包揽起来。

迄今为止，西方理论界围绕这个命题的研究、争论一直在进行着，而且结合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日益深入。不少学者曾经断言，计划和市场是不可能结合(或兼容)的，或者是搞市场经济，或者是回复到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统得过多过死的计划经济。正如布鲁斯1990年7月所说：“计划与市场兼容的问题是改革家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无论对哪一边的‘原教旨主义者’来讲，这个问题不管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无所不包的集中计划主义者来讲，还是哈耶克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者，计划与市场兼容的问题都是不存在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理论上争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计划和市场应当结合而且是可以结合的，“只有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和教条的反社会主义者，才把计划和市场看成不相容的对立物”，问题在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采取何种方式，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还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1991年5月，日本经济学家正村公宏说：“不管‘西方”东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观不是‘或市场或计划’两者择一，而是谋求‘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观点”，“但是对如何使‘市场’要素与‘计划’要素结合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有人主张“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同时，引入计划调整(通过公共机关的计划和对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要素”。有人则主张“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同时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可以和市场经济兼容，应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来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布鲁斯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改革者只想在国家计划框架内，恢复市场机制的合法性，当时的改革基本上是把市场限制在产品市场的范围内，即建立“带有受调节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模式”。而现在，“日益不是改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问题了，而是用完全成熟的市场制度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在实践上进行过许多探索，走过曲折的道路，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虽然经济管理体制有过几次变动或调整，但由于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僵化思想的禁锢，把“市场”、“商品经济”视为背叛社会主义的异端，加以压制、排斥和打击，以致经济没有活力，市场商品匮乏，群众生活困难。1979年以后，虽然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但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争论，时起时伏，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还很激烈，致使改革开放进程受阻、停滞。大的争论就有两次：

一次是1982年至1983年。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有些人坚持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相容的”，是“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总之，他们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必须排斥的异物。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争论才暂时收敛，多项改革才得以展开。但由于受旧观念的影响，仍然把商品经济、市场关系局限在一般的劳动产品的范围内，而认为劳动力、土地、资金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和受市场规律支配，也就是说这些重要的资源的配置仍然是依靠行政性计划而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因此，改革还是浅层次的，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在“放权让利”、“承包经营”上徘徊，未能深入到较深的层次上去。

另一次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1990年至1991年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反对改革采取市场取向的僵化思想回潮，甚至要对十多年的改革进行全面批判，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说市场取向改革是走“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认为改革开放中“遇事都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尽管邓小平在1990年再次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但是那些人还是重弹“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老调，断言改革的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是“改掉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以致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引起很大的混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再次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说：“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精辟思想，经过经济界的反复讨论，在基本统一思想的基础上，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及时作出如下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节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施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节。”中共十四大还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在总结这10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尽管在此期间仍不时出现一些否定改革的杂音，如指责改革“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影响我国国家安全”，说“从1992年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之类，但是“邪”不压正，人心思改，邓小平南方谈话和这两个《决定》，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正在指导和推动着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且为发生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实际上也为世界一个多世纪的争论，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结论。

(本文摘自陈锦华、江春泽等著《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一书，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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