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改革：深圳开花全国结果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先签订劳动用工合同，然后发“基本工资＋职务工资＋浮动工资”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这却有不寻常的过去，是当年思想交锋的激烈产物，是思想碰撞后产生的回转音符。正是这些音符，谱写了改革开放30年宏伟交响乐章。让我们拂去薪酬改革、用工制度改革历史的尘埃，重回当年，一起感受思想大解放的碰撞，一起咀嚼改革背后的苦辣与酸甜。

思想解放背景：用工“终身制”引发“铁饭碗”问题

思想碰撞点：合同用工送走“大锅饭”

思想解放成果：催生中国特色的现代薪酬制度

“基本工资＋职务工资＋浮动工资”，当国人领取自己薪酬时，三种工资构成的薪酬制度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但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在探索现代薪酬制度改革时，进行了合同用工、按劳分配、“炒鱿鱼”、打破“铁饭碗”、打破“大锅饭”等改革和创新，引发“特区使用资本主义用工制度”的争论。

在社会思想观念、社会意识层面的巨大压力面前，深圳企业没有退却，探索设计了一个“基本工资＋职务工资＋浮动工资”的充满中国特色的薪酬制度，在敢“闯”敢“试”中交出企业亮丽成绩单，释放了被禁锢的巨大生产力，举国关注，各地纷纷派员前来学习。这个现代薪酬制度，成为改革开放深圳最成功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之一。

同工不同酬引发“炒鱿鱼”

改革开放后，首个用人用工改革是从第一个中外合资的酒店——深圳竹园宾馆开始的。

1981年，竹园宾馆一期工程完成后开始运作，引来最大问题不是客人太少，而是服务员的内部管理。用当时一句话来总结：“资本主义”的酒店，要用一套“社会主义”用工制度去管理，麻烦大了。

当时，竹园宾馆港方投资人刘天就要求服务员每天都要清理客房，保证房间没有异味。在竹园宾馆落成之前，深圳即将全面开放，但竹园宾馆的中方服务员长期在国营单位上班，认为没有必要每天清理卫生，那是一种浪费，最多一周清理一次就足够了。更让港方管理人员头疼的是宾馆标准化管理根本无法落实：女服务员涂口红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服务员挂胸牌对顾客微笑弯腰被称为低级趣味；穿西装打领带、住空调房间的港人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二流子”……

更让当时服务员开眼界的是：竹园宾馆第一个月发工资，同是客房服务员，大家拿到的工资却不一样。“这不分明在歧视劳动人民？”酒店内部员工悄然传播这种不满。除了进行工资改革外，竹园宾馆还将干部、工人的身份打破了。工人干好了，也能当管理人员，干部干不好，照样当一般服务员。这个用工制度一出来，让更多人接受不了。员工层面弥漫着不满情绪。有的人因为被评为“不称职”，被港方管理人员批评指正后，干脆不来上班。

不来上班，工资照发？这在竹园宾馆根本行不通。刘天就坚持没有尽职尽责要“炒鱿鱼”。中方员工对此意见很大，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充分就业，解雇工人岂不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港方执意如此。这让深方工作人员深感棘手，深港双方不理解对方的情绪在深化，如深方工作人员过党组织生活时拒绝港方人员参加，港方也深表不满。

几经交涉，港方同意将“死刑”变为“死缓”——罗列6个表现最恶劣、长期不来上班的员工名单，作为计划开除的首批人员。告示贴出，不少员工相信“炒鱿鱼”是动真格的，多数人回来上班了。而不来上班的，最后果然丢了饭碗。

全新的用人用工制度成为这场思想碰撞博弈的最大成果：竹园工资由过去按资格发放改为按职务高低发放，奖金由过去平均发放改为按表现发放。工资中50％是职务、技术工资，相对固定；50％是浮动工资，与个人考核表现挂钩，上下浮动。将工资与表现挂钩后，奖惩分明，员工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年，宾馆实现赢利62万元。1983年，宾馆赢利150万元。

友谊餐厅接棒完善薪酬改革

竹园的用人用工改革，如果是出自港方推进的话，那么，接下改革“接力棒”的友谊餐厅，是中方在全力推进改革，促就了现代薪酬制度的雏形。

刘天就推进的改革，被当时竹园宾馆基建负责人邹洪看在眼中，学在心里。竹园宾馆的基建完成后，邹洪担任饮食服务局的人事科长。1980年，市饮食服务局与香港海通公司合资成立中外饮食企业友谊餐厅，时任人事部科长邹洪决定下海，到餐厅代表中方担任副总经理，负责日常经营业务。

在餐厅运作前，整个友谊餐厅管理层到香港“取经”。“那是1980年，当时整个香港在宣传中是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是个很腐朽的地方。但看到的情况却让我们非常震惊！”邹洪回忆说，香港的餐厅服务让他们大开眼界，感觉里面的服务人员非常有礼貌，并能熟悉摆放180多种餐器。

“我们回到深圳后，马上进行了反思，认为友谊餐厅不能闭塞，要将香港先进的制度引到深圳来。”这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为此，友谊餐厅进行了国内最大胆尝试，就是革新用工制度，开创性采用劳动合同制度。即吸收职工不是由劳动部门统包统配，而是根据企业需要提出招工计划，经劳动部门审核同意，自行公开招考，择优录用。企业同被录取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明确规定，企业有权辞退、解雇职工。职工也同样可以按合同规定提出辞职，另谋职业。

合同制用工，无疑为“炒鱿鱼”解决了后顾之忧。合同上明文规定，友谊餐厅采用打卡上班，当企业员工达一定次数旷工后，根据合同将对员工进行辞退处理。打卡制度实施后，一个稍有关系的员工，因近一个月不请假、不打卡上班，结果被“炒鱿鱼”。餐厅通过各种表现记录，依法解除了这名员工的劳动合同，合理合法。这名员工后来也没有找关系，更没进行申辩。这无疑是改革的一大突破。

与此同时，与合同用工相辅相成的是进行了薪酬改革，解决同工同酬的“大锅饭”问题。首先，友谊餐厅完全抛开旧的分配形式，取消了边防、物价、交通、粮差等一切补贴和月度奖金，按“基本工资＋岗位职务工资＋浮动工资”三部分计发每个职工的工资。

邹洪回忆当时情景说，采用这个薪酬制度最大目的，是解决社会主义分配体系与资本主义分配体系的冲突，如“基本工资”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生活保障原则，岗位和职务工资体现了资本主义中企业高层管理高薪原则，浮动工资则是体现企业生存原则，整个体系要解决薪酬差别、员工能力差别、职务差别等问题。

改革获得肯定全国进行推广

薪酬体系调整，引发的另一重要改革是革新管理制度。

首先是管理等级的划分。如设立了岗位职务工资后，整个餐厅职务，从总经理到服务员，进行了八个工资等级划分，负担什么职务就拿什么工资。企业每年对职务考核进行一次考核，根据考核，职务有升降，岗位职务工资也随着调整。平时职务如有变化，岗位职务工资也随着升降。

即便在服务员级别上，还进行级别细分。如按摆台位和商品陈列、熟记经营品种、价格、菜谱名称、服务程序、语言艺术等指标进行考核，平均分数在85分以上的，评为一级服务员，拿一级服务员工资，达到二级或三级标准的，则拿二级或三级的工资，考核不及格的职工，送培训部培训后再考核，经多次补考仍不合格的，将视情况调换工种或辞退。

当时友谊餐厅所属企业山珍楼有一位名叫冯青的服务员，用8分40秒时间，摆完了一台182件餐具，摺好蝴蝶、孔雀等四种不同形状的花餐巾，获得95分的好成绩，被评为一级服务员，拿一级服务员岗位职务工资55元，而此前她的工资仅30多元。级别的划分，更符合按劳分配原则，鼓励员工学习高一级的业务技术。

在体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浮动工资上，友谊餐厅把月度奖金制改为浮动工资制，并且把浮动工资与企业单位经营的好坏、个人劳动成果的大小密切联系，进行上下有规律的浮动，从而大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发展。职工一个月浮动工资具体多少，第一要看企业和部门完成经济指标的结果。如全部完成，则领全部浮动工资；如果未完成指标，就按未完成的比例扣发浮动工资；如果超额完成利润指标，就按超过的比例增发浮动工资。第二要看职工本身的工作表现。浮动工资的计算办法是，各单位在完成定额任务后先获得企业浮动工资，然后根据每个职工的营业考勤，服务质量，清洁卫生三个方面进行考核计分。按所得分数乘分值即是应得的浮动工资数。

由于浮动工资与企业定额利润挂钩，并以部门为核算单位，所以部门负责人和职工都十分关心本单位的营业，遇到困难，人人献策。如友谊餐厅下属的蛇餐馆开业后由于季节不宜和经营方式不灵活，生意不景，开业后两个月连续亏损，七十多名职工两个月拿不到浮动工资。那时，许多职工献计献策，部门负责人及时采纳合理化建议，增设早茶市，精简十名员工，减少开支，增添小卖部的经营品种，整顿劳动纪律和服务态度。两个月后，蛇餐馆生意转旺，扭亏为盈，三个月后，该部门职工浮动工资逐步提高。

友谊餐厅实行新工资制度的实践证明，这种工资制对于调动企业各部门和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建立和健全各种经营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把生意做活，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这种新的工资制度，在克服平均主义弊病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友谊餐厅作为深圳新型劳动薪酬改革的典型，在全国得到广泛推广。全国各地纷纷派员来深圳学习友谊餐厅模式的“基本工资＋职务工资＋浮动工资”薪酬制度和合同制劳动用工制度。因改革的突出成果，1983年，当时年仅30岁邹洪当选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并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5年，邹洪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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