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制

1981年前后，深圳市竹园宾馆想开除一名屡次犯错误的女服务员，名单放在了深圳市劳动局局长的桌上。

局长犯难了：按照劳动合同，宾馆完全有理由这么做，但是真要辞了这名女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件费思量的事。

这就是中国内地首家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在端掉工人“铁饭碗”时面临的尴尬局面。

据《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志》记载，1980年10月，深圳市劳动局在外商投资的竹园宾馆、友谊宾馆试行劳动合同制。这一试点，不但开内地用工制度之先河，而且还引入了一个如今尽人皆知的词语———“炒鱿鱼”。

宾馆吃大锅饭，服务员“一周清理一次房间”

开业于1980年初的竹园宾馆，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第一家合资宾馆，外资方是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是刘天就。

因为竹园宾馆工资高、小费多，当年深圳市一些高干子女，放着税务局财政局不去，都调动关系想进这里做服务员。

但是好景不长。宾馆营业不久，就面临倒闭的危险。据老员工刁绍忠回忆，问题就出在员工“出勤不出力”上。

那时候宾馆招工，都是劳动局分配的指标，企业没有自主权，员工没有被辞退的顾虑。“大家都很安心，反正干多干少，都拿一样的钱，那何必辛苦工作，有员工受点委屈，甚至可以待在家几天不上班。”

吃惯了国营单位“大锅饭”的内地服务员甚至认为，“没必要每天清理房间卫生，那是一种浪费，最多一周清理一次就足够了”。

缺少有力的约束机制，港方一套成熟的规章制度难以推行。比如，要求服务员讲究仪表，必须有好的服务态度。

但是，内地则更注意“思想端正，决不能使员工思想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

宾馆的内地经理曾宣布一些不成文的禁令，诸如不准港方经理召集内地职工开会、不准内地职工接触港方人员、不准港方看《人民日报》等报刊（因为不相信他们也会爱国），甚至还布置人收集港方人员的言论。

更让港方头疼的是，宾馆的标准化管理无法落实，女服务员涂口红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对顾客微笑弯腰就是低级趣味。穿西装打领带、住空调房的港人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二流子”。

一名内地经理温富曾要求服务员佩带胸卡，被人告到深圳市总工会和市委，说“温富提倡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虽然市委给出了答复，说“特区要新事新办，只要立场坚定，方法可以新”。但是，刘天就还是对于内地的服务方式和用工制度非常失望，宾馆经营亏损，他想停止合同。

“炒鱿鱼”一词传入内地

1980年3月，广东省劳动厅知道这一情况后，派人到深圳蹲点调查。时任广东省劳动厅工资福利处处长的张文超是其中一员。

一次座谈会上，刘天就向调查人员抱怨：企业是我们投资的，还没有用人权。员工捧着“铁饭碗”，我需要的人进不来，不需要的人出不去，简直没法搞了。

他建议：要搞，就要按合同办事，我当老板我来管。员工再不上班就开除。不满意我们的，也可以自己走人。老板与工人互相可以“炒鱿鱼”，只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就行了。

据称，风靡全国的‘炒鱿鱼’一说，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铁饭碗要不要砸掉，从当时的情况看，七八家外商企业都要求这么干”，张文超说，省劳动厅的意思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内地的用工制度在外商企业上，明显是不合适的，反正还没试过劳动合同，赞成试一试。

开完座谈会，决定要搞试点的省劳动厅领导很心急，中午就把正在吃饭的深圳市长找着了，提议让竹园宾馆作为试点，大胆干一干。市长当时就决定，支持这个想法。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志》显示，1980年10月，竹园宾馆开始试点劳动合同制。次月，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1981年11月，广东省人大颁发《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劳动工资暂行规定》，规定特区企业雇用职工实行合同制。

深圳作出破冰之举后，原国家劳动部曾专门派人来调研。

调研人员在深圳待了半个月，对30多家单位进行了调查。此后，调研组对张文超等人说，“这次找到了改革的路子，这个事情可以全国范围搞”。

1986年8月，国务院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确定了劳动合同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

首批被炒鱿鱼者包括惠州地委领导儿媳

合同制实行之初，竹园宾馆的员工感觉心里面没底。

据宾馆老员工王明珍回忆，这种紧张情绪在跳槽来的员工身上特别明显。

这些员工年龄在30岁以上，都在机关单位待过几年，费了很大劲才来的宾馆，相对而言，也没那么勤劳。“现在一下子成了合同工，肯定心里面不好受，觉得干完一年，下年就没保障了”。

而刚毕业分配的年轻员工则显得有点“懵懂”。“拿来一张纸，领导说签就签喽，我们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后来看报纸看得多了，才知道原来是改革创举”。

“不过我们并不担心，干得好，老板肯定不会开你的，还巴不得你留下来呢”。王明珍说。

也有人依然我行我素的，王明珍记得，客房部一名女工因为屡教不改而被炒鱿鱼。

一些内地员工对解雇一事意见很大，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充分就业，解雇工人岂不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

配合劳动合同制，竹园宾馆还将“干部”、“工人”的身份打破。此前，只有干部才能担当管理人员，现在工人干好了，也能担当管理人员，干部干不好，照样当一般服务员。

这个用工制度一出来，又有许多人接受不了，有的人因为不称职被批评后，干脆不来上班。

最后，竹园宾馆管理层发了一个通知：“如果再不来上班，就要被开除！”许多人还是没有来上班，认为社会主义不会“开除”人。几天后，竹园宾馆列出了6个表现最恶劣、长期不来上班的员工名单，作为计划开除的首批人员，其中包括一位惠州地委领导的儿媳、深圳一名市领导的亲戚。

解雇招一出，不上班的员工很快都来了，表现也比以前积极了许多。竹园宾馆还制定了员工激励机制，重新修订服务员守则，全面进行岗位责任制，在1981年就有了盈利。

重新订工资“可能有人会跳楼”

劳动合同的签订，其实就是约定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一方面企业根据生产需要灵活运用工资、福利等杠杆来调节劳动力合理流动中的稳定，另一方面广大员工用工作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

1983年，张文超调任深圳市劳动局局长。搞了15年工资福利工作的他认为，“铁饭碗”和“大锅饭”是一对难兄难弟，既然推行了劳动合同制，就不可能再使用固定工资。工资改革势在必行。

但是，相对于劳动合同制，“工资改革搞不好就会出人命”。

张文超介绍，工资改革牵扯个人的切身经济利益，各方面都需要权衡考虑，庞大而细致。1971年全国调工资，还是毛泽东要求的“按工龄办事”，基本上不看重技术和工作质量。

1975年又开全国工资会议，通知说开10天，结果开了84天，从穿夏衣开到了穿大棉袄，还没讨论出结果，开不下去，又暂停了，陆续开到了1977年才开完。

因为要重新评定工资级别，“有人就可能想不开，凭什么别人比我高级，想来想去就跳楼了”。

不过，深圳的工资改革得到了上方的有力支持。据《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志》记载，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指示：特区劳动工资体制，立足于改，做到人员要流动，工资要浮动，实行多工资，少补贴。

1984年深圳进行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原则是拉开差距，消除平均分配，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形成高于内地，略低于香港的工资水平。

“深圳地方小，条条框框就少，这里人又怕死，不敢跳楼”，张文超调侃。这些制度出台，“功劳在中央，他们放开了，我们才能放手去做。要改革，首先要敢，也是特区的一个特点”。

省长市长为工资改革吵到劳动部

但是，不跳楼了，吵架则是难免。据张文超透露，在深圳工资改革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次“梁市长和梁省长吵架”的插曲。

1984年3月份，全国特区会议在北京召开。深圳市市长梁湘提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涨幅20%，实行固定工资加浮动工资，看重劳动者的工作效益。

当时全国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同等级别的，不管什么岗位，工资差别很小，这是当时工资制度最大的缺陷。

张文超回忆，对梁湘的方案，当时广东省梁灵光省长表示反对，认为涨幅偏高。两人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就约好去劳动人事部谈。

在劳动部，梁省长与梁市长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劳动部管工资的副部长感觉很难办，就想出个主意：“张文超同志曾在广东省劳动厅工作过，不如让他来汇报”。

张文超立马动身到北京。

做汇报当天，“吓了一跳，会议室密密麻麻坐满人，除正部长赵守一之外，所有副部长和各个司司长、处长都来了”。

上午汇报了三个小时，中午没休息，继续讨论。劳动人事部部长赵守一让张文超“慢慢汇报，不要怕时间不够，”希望在你身上“。

张文超的汇报，主旨是主张改革的。赵守一听完后，当时不明确答复，不说哪个对错，只说，“你那里先搞个试点，也是劳动部的试点，改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张文超觉得，其中隐含的意思是，“深圳对中国来说，才这么小的地方，要改就得胆子大，错了也错不到哪里去。”

1985年7月全国实行结构工资制度。张文超说，其中很多经验，就来自深圳市的改革试点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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