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

1990年以后，我着力研究一个非常实际的社会问题——农村社会整合和基层社会组织的重建。认为中国的制度创新应当从农村基层社区做起，只有基层稳定了，整个国家才能稳定。我的论文题目是：“社区建设是农村发展的基础工程。”

为了开展社会整合、社会基层重建的研究，也为了能继续保持同农村的联系，不断了解基层，了解农民，很需要在北京附近郊县选择几块活动基地。1991年至1995年我在北京郊县先后选了三个乡镇，先是海淀区上庄乡的西郊农场，后来又有昌平小汤山镇和延庆县康庄镇。建这几个点，费力不少，但成效不大。最重要的教训是我明白了想事、议事和实际干事是不同的，我承认自己干不了什么实事。

虽然在实际干事上不成功，但我并不灰心，依然坚信将农村基层建设工作为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只要有机会还是不能放弃在这方面的努力。

1991年秋，《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从全国各地请来十几位县太爷（书记、县长）来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办刊物的意见和建议。我同所领导商量是否利用这些人来京的机会，约请他们谈谈对建立一个全国性民间农民联络组织的意见。所领导张保民同志积极支持这一倡议，并批准动用5000元所内科研经费来开这个座谈会。

座谈会是在社科院附近的赵家楼宾馆召开的，共用两天时间，会上气氛十分热烈。大家对建立农民自己的联络机构反映十分强烈。有人说这是“想了我们不敢想的事，说了我们不敢说的话”。会后，我答应代所里起草一份座谈会纪要。纪要写成后，大家一致通过并推举我去筹办建立这组织的事，而且说非我莫属。我被推上台了，硬着头皮去试探。

由于受众人委托，虽然不知怎么办，也信心十足。因为建立这个组织的想法早在1987年浙江温州调查时就起意了。推动这一创意的起因是听说龙港——第一座农民城的同志们20世纪80年代初不敢去北京市，有一次，他们到了石家庄，又退回去了。问他们为什么不敢去？他们说怕没有人接待他们！于是我们产生了在北京为农民建一个联络接待组织的想法。当时想，如果在北京有了农民自己的联络机构，就可以为他们代办各种事务了。由于怀着这种设想，我对座谈会上的议论表现特别热情，于是筹建这农民联络机构的事就扛到自己肩上了。

建立一个全国性民间组织，在中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可不是写文章编书，是很麻烦的，不是光靠个人努力就行，最难的是需要疏通各种环节，要找有关部门。这都是我不熟悉也不愿干的，需要从头来学习、探索。

首先，就是要给这个农民联络组织起一个恰当的名称。这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也不容易。因为名字起的不好，不合时宜，民政部可能不批准。谁都知道，建国以后的这几十年，在中国，农民是不能有自己的组织的。中国有妇联，有工会，有青年团，但不能有农会。因为按正统的说法，农民的代表当然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不需要再有什么农民组织了。自从1953年梁漱冥老先生为农民鸣不平被毛泽东批评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在这方面试探了。1986年我去波兰访问，听说波兰有个农民党，农产品价格的决定都得有农民党同意才行。在波兰，农民党代表农民的利益，同工人统一党一样参与国家决策。从波兰回来后，我看到一份杜润生访问波兰的报告，专门讲了农民党的问题，但谁也不能把建立农民党的想法变成一个实际行动。事实上，这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区，是谁也不能碰的领域。现在，我们要为农民建联络机构，叫什么名字？一定不能让人产生农民党的联想。否则，不但组织建不起来，还可能招惹麻烦和是非。所以，取名字的事，也是不能马虎的，一定得煞费苦心才行。既然用心，就能有主意。考虑到这时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上下大讲发展经济，于是，我们就把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这样，就避开了农村和农民这类政治是非印象。其实，我们比谁都清楚，根据农村的定义，县以下就叫农村，县镇也就是农村。我们叫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就可以不被理解为农民的政治组织了。

有了会名，还要起草社团章程并提交理事、常务理事等一大串名单，要请名人出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顾问和名誉会长等。这些问题都得一一落实。这比较容易，无非是动用十年农村改革中积累的各种社会关系。最后，总算一项项顺利通过了。杜润生老先生同意担任“县镇会”的名誉会长，刘国光先生同意出任会长。我们农村所的几位领导也同意出任副会长。秘书长、常务副会长和法人代表暂时由我一人兼任。这样，我可以随时转给适当人选，不必惊动别人。万一搞不好，别人也没有责任。

一切材料备齐后，要报民政部社团司审批。有人为我们献策，说批准国家级社团要给民政部社团司送礼才行，说国家计委有个社团为审批送去了两箱烟，还拖了大半年才批下来。对此，我束手无策，只好准备打退堂鼓。我不明白：建立这社团组织的目的并非私人谋利，为何要送礼？心想：不批算了，送什么礼！正在为难时刻，北大经济系丁国香同志自告奋勇来帮忙。他说，他的同乡北大的老同学在民政部社团司工作，还是个副司长，可以通过他帮助联系。于是，我们把材料送到了那位罗副司长指定的办事人员手上。由于社团名字好，参与人员档次高，章程草案也写得好，我们的“县镇会”很快就批下来了。

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的社团法人登记证书的发证日期是1992年11月10日。我们领到了正本副本登记证，一匣子的印章，还有专用银行帐号，真是一个正式的全国性民间社团组织。我成了这个组织的实际负责人，但是却不知道怎样去开展活动！我的原则是：做不成好事也绝不去做坏事！就是这么简单。我也只能这么简单处置。至今，“县镇会”成立十几年了，在各方面支持下，做了几件实事好事，没有做坏事，也算成功了。我和农村所的同志们都认为，保住这块牌子最重要，有一块好牌子，谁想做好事都可以用。我和一起筹办这会的权兆能同志商定的原则是：宁肯不干，也不能砸牌子。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方针，不合潮流，但在当代中国，只能这样。多年的经验告诫人们：中国最需要不计短期功利又勇于创新的人，不缺少为眼前小利投机取巧追赶时髦者。我们不必跟在这种人后面起哄。那些乱起哄的人，到头来总是小批人得意，大批人倒霉。不管做这中间的小批和大批，对一个实在的现代人来说，都是不幸。因此，我无法苟同他们，只能极力保持“自我”安全的保守方针。

“县镇会”是一个独立法人单位，它有资格办很多事情，如开会、培训等，也可以同别的社团或企事业单位合作办一些有经济收益的事情，如组织基层人员出国考察等。由于有独立法人资格，它还可以主办下属法人单位，如学校和企业等。我们用它试办了一个市场经济学院，一个社区发展公司，还给别人办了一个公司。过去就知道共产党的力量在于组织，现在才真正明白组织的意义。一个社会组织就像一条大轮船，它可以带着它的乘客向各种可能的目的地进发，只要有高明的领航人去开动它。可惜，我不是那种能领航的船长，演不了这样实际的角色。我可能只是为别人开路奠基的那种人，因此，永远不要指望得到实际的利益。但是，在一项有益于社会的大事业中，能为之做这基础性的服务，不是也很有意义吗？一个人不容易全能，也不要指望全能，在社会生物链上，被有用的物种吞吃也是一种贡献嘛！所以，在为社会服务中不应计较个人的实际效益，只要最终有益于社会，就应当心满意足了。其实，我也相当实际地用了“县镇会”。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县镇会”在北京和外省办了研讨会、培训班，为改革造势。1997年还用它同北京大学和山东省政府联合召开了海峡两岸农村发展研讨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在北京办的会，是在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开的，在山东办的“两岸会”是在泰山脚下的山东农学院开的。1995年在北戴河召开的成立大会和城乡关系研讨会是在中直机关疗养院开的，那个会场就是1958年毛泽东主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决议的礼堂。1995年8月1日我们在那里研讨人民公社失败后的农村问题，由杜润生同志作报告，也算是一种很特别的纪念方式了。

1994年“县镇会”在海南设了办事处，后来在北京办起了“合作交流”内部刊物，在国内外扩大了影响。现在谁想用它为中国农村基层办些实事，作为一个国家级社团组织名义，已经不成问题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想用它通过服务基层赚些钱也是可能的。这些也许只能依靠青年人去干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虽然也知道钱有用，也需要花钱，但是说要自己去赚钱就没劲了。也可能这是因为当习惯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想白拿了。对于钱财，个人心理追求只是实际的使用和消费，并不想占有，也不知道这种观念比地主资本家们更落后还是更先进。反正我是没想当有产者，也从不羡慕那些有钱富翁，从来不恭喜别人发财致富。这种无产无业的活法免不了动荡不定，但是，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这样过了大半个世纪的人，可能也很难改变了。以后的人怎样处理民间社团组织干事和赚钱的关系，我就管不着了，他们自有办法。

1998年在泰山脚下召开的海峡两岸研讨会上，我还是鼓吹社区研究、基层重建，在会上印发了我的社会整合与社区建设的论文。尽管这主题并未得到多少人响应，但我还是坚信，中国的希望在基层，前途在社区。经验告诉我们：一种具有宏伟久远意义的努力是不能指望人们立即响应的。因此，我仰慕那些为远大目标不怕旅途坎坷，敢于在苦难中孤独跋涉的人。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达到终点，更不可能看到他们为之奋斗目标的实现，他们还是在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前进方向，是人类的先进分子。

（本文选自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