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村改革出力

1979年以后，我终于有条件回到本行，做些自己感兴趣的事了，那就是我自己选定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我是自愿学习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那还是1951年我上人民大学一年级时，我选了国民经济计划系的农业班。这个班只有十九个学生，显得很冷，而工业企业管理班则火热，因为当时国家正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人们都愿意选工业部门。后来工业班农业班都成了人民大学独立的系，至于贸易和商业财政等，早就有独立的系了。 

我选农业专业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也出于一种很原始的社会责任感。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读过那些关于农业重要地位的论著，根本不懂得古代罗马学者早就将农业的乐趣功能和经济效益作用加以别区了。我是凭自己想像中的山川河流、森林原野、绿地花园等当作农业的。我喜爱这些天然的东西，认为那是有生命的，同美丽的大自然相关，因此是有趣的。我所想的社会责任感，指的是抗战期间我曾住在农民家里，被农民保护过，我曾对他们许过愿：长大后有了本事，一定要回报他们，代表他们的利益。这种愿望1958年下放斋堂时重新唤起，自那以后更是自觉，也根深蒂固了。 

我从浙江省商业厅下属的专业公司——中蚕公司来北京，十五岁就上工商干部学校，当过出纳会计，又是从山东渤海老区的工商部门南下的，按我的情况是最有资格学工商外贸一类专业的。当时的人民大学财政经济管理专业门类齐全，可以任选财经各系各种专业。我们国民经济计划系也设有农业班、工业班和统计会计班。我却认定农业班，把务农为农当作自己的理想，决心大学毕业后去农业战线为农民服务，报答那些在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过自己的农民。因为正是他们支持了中国革命事业，也正是他们是这个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人群。 

在大学期间，我学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管理课程都很用功，成绩全是优等，毕业时是全班的三个优等生之一。对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我虽然成绩也是优秀，但那主要是靠死记硬背，在我心中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有关农业的课程内容很实在，懂不懂、会不会是很容易测定的，自己完全能感觉到。特别是进入高年级后经常去农大、农机学院和农场实习，这使我更重视实际问题，注重学以致用。 

我不喜欢工商外贸这类专业，从感情上厌恶商人模样的人。这可能是出于对商人的偏见，也许是由于受了封建社会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后来听说山东老百姓有“饿死不经商，屈死不告状”的传统。可能我就是这种老封建传统的典型代表了。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知道欧洲早年就有重农学派，俄国还有民粹派，这才明白，自己的重农思想也不是什么独到见解，只不过是一种认识局限罢了，主要成分是小农思想，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但是，不管如何，我还是喜欢农业，愿意跟大自然跟农民打交道，从不后悔学了农业经济学，认为这是一个贴近大自然，贴近人民生活的专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在这个领域内是可以实实在在地干一番事业的。 

1956年毕业后，在1957年至1980年的二十几年间，由于社会动荡不定，青春年华耽误了一大半。现在，一切暴风雨既已过去，应当抓紧时间建设自我，实现自己的专业抱负。至于这专业抱负到底是什么，怎样去实现，在我心中并没有具体的想法。但是，凭感觉我认为当时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和制定党和国家的农业政策。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才能指导亿万人的行动，使理想变为现实。这是从年纪很小时候就种下的愿望，心中的最高目标就是那些高智能的能为国家出谋划策的人。在最艰苦年代深印在心中的儿歌是那样的响亮： 

毛主席，我爱你，因为太阳就是你。太阳给我们照着路，不会跌倒沾身泥，依呀咳。 

毛主席，我爱你，因为大旗就是你，大旗给我们领着路，不会多出冤力气，依呀咳。 

毛主席，我爱你，努力生产好好学习，学写学算打打仗，长大了好去替替你，依呀咳。 

多么纯真的理想呀！ 

这在当年并不被当作个人野心，领袖欲望，而是革命者的雄心壮志。一般青年学生也是要以国家栋梁为目标的。抗日干部子弟学校的培养目标，当然是要管理国家社会，接替毛主席了。说也奇怪，这勃勃雄心长期埋在心中，虽不发芽也不腐烂，人到中年了，仍然时常跳动，激人奋进，可见少年心中播下的种子生命力之旺，根基之深。正因为怀有这种心愿，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同我的愿望一拍即合了。于是，我的心里就像那久旱得雨的禾苗，像脱缰的野马一放而不可收，沿着改革的大势奔驰不停了。如果不是以上所说的这些历史原因，谁能理解一个大学教师当时那种气势？ 

记得那是1979年2月间，人民日报在宣武门新华社楼上举行经济学者座谈会，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我作为北大经济系教师出席了那次座谈会，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作了一次长篇发言，引起了全场轰动。我发言的题目是：“农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极左路线的破坏。”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顺口讲出那么有说服力的内容，而且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叙述间还带着很强烈的激情。 

座谈会后，人民日报内参为我的发言发了专稿。当记者黄一军同志把文稿清样交我时，我都感到惊奇，也可能是因为对这问题想的太成熟了，准备太充分了，所以能出口成章，就像文革中立站着口授一篇篇大字报一样。 

这篇发言很引人注意，后来整理成文被王耕今先生收去发表在他主编的《中国农村经济》创刊号上。1985年，又被评为“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多年苦心研究积累的成果像出土文物一样，就这样展示在学术界面前了。 

1979年冬天，中国农经学会在密云召开首届理事会。我在会上的发言获得好评，并被选为常务理事。在那次会上，我得知安徽农村正在试行包产到户，当时叫“责任田”。在听了安徽农委主任刘家瑞同志发言后就立即同他联系，决定约全国十三所综合大学正在编写教材的农业经济学教师第二年去合肥市肥西县实地考察。 

1980年1月，全国十三所综合大学三十几名农经教师齐集合肥，住在江淮饭店开第一次编书会。出席这次会的有：北京大学——杨勋、南京大学——刘海粟、南开大学——梁晓东、复旦大学——蒋楠生、厦门大学——许经勇、暨南大学——官希浩、辽宁大学——刘福恒等。这些人大部分是人大的老同学。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强的阵容，是很显示势力的。 

这个编书组是1979年秋在苏州召开的第一届农经学会时大家联络确定的。因为综合大学经济系的农业经济学一般只有一两位教师，各自编写教材很困难，于是老同学们倡议合作编教材。由于我在北京，大家推我负责同国家农委联系。编书的具体组织工作由辽大的同志负责，教材出版由辽大的同志约请辽宁出版社支持。这样，大家就起劲地干起来了。 

合肥的那次编书会是首次，主要任务是：统一编书的指导思想，确定编写大纲，然后分工到每个人。各人保证按时交初稿，然后再推选几个人统编修改定稿。 

编书会开的很顺利，大家对此书充满信心。因为有安徽省农委支持，在肥西参观考察也很顺利，大家对包产到户的合法地位极为关注，急切等待中央出政策，因为教科书中的提法必须同中央保持一致。 

编书会就要结束了，我随便问刘家瑞同志：能不能见见万里同志？因为省委就在我们住的江淮饭店对面。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万里在安徽支持包产到户试验，他如能见见大家，给编写全国高校农经教材的教师们讲讲中央的精神，那多好啊!当时想：万里是教师出身，他对教师是会热心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考虑是，万里文革中也被拉到北大批斗过，他对北大是会关心的。 

第二天，刘家瑞同志告诉我：万里同志很愿意见北大的教师。于是，刘家瑞当天上午就陪我到了万里同志的办公室，在那里同他畅谈了一个上午，从批聂到包产到户，也议论了1961年安徽的责任田和1978年肥西县的包产到户。 

那次谈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安徽省委正在召开农业工作会议，第二天万里同志就要到会上代表省委做报告，表明省委对责任田试验的态度。后来，刘家瑞对我说：万里同志说在关键时刻给他带去了一位说客，说服他明确支持农村改革，肯定了责任田试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可能真的起了那种作用。因为我的确对这问题有系统的研究，从理论到历史，从苏联集体农庄到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互助合作和人民公社。另外，从表达和气势上，我肯定也具有感染力。 

我同万里同志讨论包产到户问题，并没有把万里当作上级领导，而是当作朋友和同行同志。我自信我是农业经济管理专家，有足够的根据支持我的结论。我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同谁谈起来都无所顾及。这可能是那次谈话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1981年，万里调回北京担任了国家农委主任，在京西宾馆作报告。会后，我将一篇“论包产到户”的打印文稿亲自送给了万里同志。他拿着我的打印稿，向到会的各省负责同志介绍说：“这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杨勋，她是支持包产到户的专家。”一时间，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第二年，在怀仁堂开会，会后我跟万里同志打招呼，万里同志热情地对在场的胡启立、郝建秀同志介绍说：“这是北大的杨勋，是为农村改革出过力的。”我感到有点不敢当，但内心还是感到高兴和鼓舞。我的确是为中国农村改革出过力,虽然这力量是微薄的，但是我倾尽了全力，对中国农民尽了一份应尽的责任。他们总算没有白喂我那么多年小米干饭！ 

1982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同志找我谈话，通知我：根据万里同志提议，吸收我作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理事。理事会成立后，经常在西皇城根9号院开会。参加会议的理事们大都是各部部长，如崔乃夫、彭佩云等。除了开会，我很少同别人联系。我还是忙着上课、编书、带学生等，没有把国务院农发中心的事放在心上。这样，也就跟中国农经学会的常务理事一样，过了两年我因为忙别的事，就等于自动退出了。我注定是当不了什么官的。我从不在那上面下功夫，因此在这方面不捞不得，是完全合理的，自然的。假如我能利用那些机会图谋个人发展，升上一官半职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不会，也不热衷权力舞台上的事。对于权力，舞台上的人和事儿，我只愿旁观，只愿评点。我最愿做一名教师。这就是社会分工，各有所好，各得其所嘛！ 

（本文选自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