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超常发展

马国川：看来，"大、小、全、管、好"的方针也没有真正管几年，到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 

钱正英："文革"期间还是"大、小、全、管、好"。"大跃进"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所以后来到"文革"，有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又提"三主"方针，说"三主"方针是毛主席提的，你怎能篡改？我当时思想上是豁出来了，反正这次一定要顶住，绝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文革"中我也被"打倒"了，是水电系统第二号"走资派"。记得有一次，我在扫院子，造反派来叫我说："去去，周总理叫你开会，研究黄河防汛。"我说行啊，把扫帚一放就去了，开完会回来又接着扫地。打倒我可以，但是我坚持我这一套。 

马国川：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年代里坚持原则不容易，水利工作更难搞吧。 

钱正英：有意思的是，"文革"给了水利一个机会，大发展的机会。 

马国川：这是怎么一回事？ 

钱正英："文革"中间我们吃"小灶"了。"文革"时候什么都不干了，中央有点钱花不掉，结果去搞了水利。1966年2月，正是在"文革"前夕，华北旱情严重，周恩来亲自主持北方抗旱会议，北方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京、晋、冀、鲁、豫、陕、辽和内蒙古，每一个省都有一位副总理或国家计委领导同志担任抗旱组的组长，总理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的组长。我们这些人都陪着去当各省、市、区的副组长。会后，总理就研究了北京的抗旱。当年3月，邢台大地震后，总理率队亲自视察了河北的旱情和正在施工的岳城水库，对治理海河和河北抗旱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水利方面也同样遭到了严重的灾害，机构拆散，人员下放。但是水利工作刚总结了"大跃进"期间一些"左"的经验教训，各地都有一些新的设想。各级刚"站"出来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别的事也干不成，就干水利。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之下，李富春、李先念分管国务院经济工作，当时工业都停产了，中央计划的钱也用不掉，干脆就去搞水利。1968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马国川：南方自然条件好，粮食生产充足，从隋炀帝开挖运河运粮食开始，一直是南粮北调。 

钱正英："江浙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这些民谣记录了中国千百年来"南粮北调"的历史。到60年代，中央书记处研究农业问题，最发愁的就是南粮北调，研究冀鲁豫怎么能够不吃南方的粮食。当年李先念同志有一句名言："一人一亩地的地方，养活一人三亩地的地方。"在冀鲁豫也有一句名言："不怕旱、不怕涝，只怕中央挂不上号（指救灾）。"中央决心解决冀鲁豫吃饭问题，不管政治形势多么动乱，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具体安排，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 

马国川：这是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 

钱正英：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为改革开放后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提供了保证。水利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根治海河。历史上，海河流域洪涝灾害频发，1917年、1939年两次水淹天津市区。50年代初，从上海坐火车来北京，天津到北京中间的永定河泛区是一片水。1963年特大洪水，平地行洪百里，海河平原一片汪洋，受灾市县百余个，受灾人口达二千二百多万，京广铁路因灾中断二十七天。大水之后，搞了规划，当时根治海河深得河北人民的拥护，两派打仗都不敢干扰根治海河，车上挂了根治海河的牌子谁都不敢动。记得当时我在北京挨整，海河治理指挥部的一位同志就悄悄对我说，你在北京日子不好过，你到我那里去，我那里没人敢干扰。所以根治海河照样进行。

马国川：根治海河一共奋战了十年，出工五百多万人次，土方总量十一亿立方米。 

钱正英：再一件就是以"农业学大寨"为契机，搞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小型水利，坡改梯，平整土地，搞了好大的规模。 

马国川："农业学大寨"在水利上也有正面的效应。 

钱正英："农业学大寨"当然有它的问题，但是在水利方面，我们借助"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到现在许多地方由山坡地改造成的梯田，就是那时完成的。 

华北平原打机井、根治海河、借助"农业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在这几件事的基础上，我国在70年代末扭转了历史上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当然这是依靠农业的综合措施，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等，但是水利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到70年代后期，在李先念同志的主持下，大型水利、农田水利，总共每年的水利资金达到一百多亿元，在各个行业的计划中是相当突出的。这又是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 

马国川：看来，在"文革"中水利的建设资金是有保证的。 

钱正英：那个时候，我们水利的经费是最有保证的，水利实现了一个大发展。当然，其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有不少形式主义和瞎指挥，造成浪费。许多地方的农民劳动积累过多，影响了生活的提高。也有一些地方的水利建设再次违反了基本建设程序，造成新的遗留问题。 

（本文节选自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