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肯定土地承包制 "第一个一号文件"

马国川：随着人们意见的逐步统一，正式肯定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也就为时不远了。 

杜润生： 1981年冬，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就是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后来人们习惯称为"第一个一号文件"。 

马国川："第一个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杜润生："第一个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肯定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深受群众欢迎，现在应进入总结、完善、稳定的阶段。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一制度的实现形式，它不同于过去的单干，更不能当作资本主义去反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马国川：有农民形象地说，这个文件是给"包产到户"正了名，上了姓"社"的户口。那么，为什么强调长期不变？ 

杜润生：那时候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担心共产党的政策多变。广东农民说他们怕"一年放，二年收，三年不认账"，也有农民听说包产到户只有"三靠"地区才可以搞，有"稳住中间地带，不要滑向包产到户"等提法，担心它又是一个"权宜之计"，所以"长期不变"这句话最能打动人心。"一号文件"让农民吃了颗"定心丸"。有个农民听了文件传达后说："这会儿上级说得在理，合乎庄稼人心意。"当天到城里书店要买本"包产到户政策书"。连一直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的昔阳县也在1982年底实行了包产到户。起初在北京的陈永贵表示犹豫，说："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出乎他预料，大寨的多数群众愿意干。可见党的政策只要代表人民利益，就会取得群众，顺利地推开。 

文件的另一要点是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允许群众自由选择。为什么强调这点，这是鉴于一个稳定性制度的形成必定是群众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不同方面按本身利益要求和政治追求，相互对话，协调整合。我们既要让群众自由选择，就暂时先不要把它变成国家的法律。法律应当作已有社会实践选择的结果。所以要划出一两年时间在社会推行，然后成为国家的法令。为表明包产到户具有的兼容性，吸纳公有制和个体经营双重优势，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第一个一号文件"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了以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他还亲自参加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说明，最后说：文件好，说明也好，所提问题，我赞成。 

马国川：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三十年的争论。 

杜润生：因此，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土地承包制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特别是经济发达一些的地区，进展尤为迅速，"发达地区不能搞包产到户"、"不适于搞家庭承包"的"紧箍咒"也被打破了。胡耀邦高兴地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五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文件下发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许多原以为不适合推行的地方推行开了。最后一个观望达四年之久的省和个别固执反对包产到户而"比输了"的地、县，不得不敞开大门。1984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到十五年以上，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马国川：从1982年开始连续三年出现了粮食的超速增长。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了8000亿斤。全社会库存粮食1984年比1978年净增加750亿公斤，出现了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基本农产品的"仓容危机"。 

杜润生：有经济学家说过大致这样的话：只要政策正确，土地里也能长出黄金。建国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从1957年到1978年，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每年平均增加29元，年递增率为25%，扣除物价因素，年递增率仅为14%。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比1978年增长14倍。农村改革的成功，既为全国改革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改革的物质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马国川：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每年第一个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改革的。这五个"一号文件"是如何出台的？ 

杜润生：五个"一号文件"，从始至终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每年年初布置调查题目，到秋季总结，其间多次酝酿、探讨，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发出。当时农研室还为探讨农村工作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发表多种意见，为起草中央文件做铺垫。每年农村调查，由中央和各省农口的党政部门及研究机构共同组织。随后是农村工作会议（由各省主管农业的书记和省农委主任参加）展开讨论。开会讨论时，既找刚从美国回来的像林毅夫这样的，也要找那些到现在为止还依然坚持"人民公社是正确的"老同志。讨论后由起草小组归纳执笔，然后再一起讨论，共同议定上报稿。 

马国川：为什么找不同意见的人？ 

杜润生：如果一个文件组都是一个声音，那就要出大麻烦。有人在旁边唱反调，可以提醒你，让你考虑得更加周到、更加完善。 

马国川：在十年农村改革时期，身处中央农口的领导地位，您做了大量工作。 

杜润生：我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说服、鼓吹，做了些推动改革的思想工作；二是联系上下内外、淡化矛盾，保证改革顺利、平滑地进行，因为农村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意识形态，来自人们的思想。 

马国川：但是现在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农村改革的许多文件中有那么多名词，包括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什么"双层经营"，很费解。 

杜润生：1982年有一位年轻同志也这样问我，我告诉他："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那时必须照顾到几十年培养的集体经济模式观念，初期改革要和这个挂钩，不能离历史太远。新制度是从旧制度逐步演化而来的，它带有旧制度的痕迹。我们不但要承认这一点，也要利用这一点，事情才能顺利进行。 

马国川：80年代您在推动农村改革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杜润生：我一生都重视调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颠簸的路上度过。实践是一个大学校。我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农口"有一个好的传统，有一支好的团队，有老年、青年，一大批战斗力较强的人才，王岐山、陈锡文、王小强、周其仁等年轻人组建了农村发展研究所。我们和其他部委关系也很好，相互配合得很好。省一级同样协同一致，我们这个团队，自上而下，人员众多，容易取得共同语言：就是大家都愿意为农民服务，做农民的代言人。如果说，过去农村工作还搞得不错，首先是有中央的领导，依靠我们这个团队。我不过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人们说你对农业战线有贡献，实际是指大家的贡献，个人还能做多少事？人们表扬我，实际上是表扬这个团队，我自己心里明白，不过当这个"符号"我也很高兴。

（本文节选自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