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许包产到户"到"不要包产到户"

马国川："文化大革命"你也被"打倒"了，"文革"结束后你才被"解放"。

杜润生："解放"后没有立即恢复工作，而是大约有两年时间处于"待分配"状态。这两年中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尤其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的战略政策开始变化。中央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任命我为副主任。所以我又重新回到了"农口"。

马国川：为什么调您回归农口呢？

杜润生：可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区一起工作过，相处关系较好，对我的印象不外是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马国川：当时农村是什么样的状况？

杜润生：当时全国农村可划分为如下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类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一类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类是较差的"三靠队"，就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队，最多时达到25亿人。农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农民不得温饱，城市食品严重短缺，以致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引发出很多社会、政治问题。

马国川：人们怎么认识问题的根源呢？

杜润生：在当时，更多的人并未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体制，认为主要是"经营管理"和某些具体政策及干部作风有问题。领导层做出的决策大都是针对这些"缺点"和"不良现象"的，所以主要是恢复过去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村政策，包括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反对"一平二调"、瞎指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倡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恢复并适度扩大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发展社队企业，等等。这些措施给农村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仍在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学大寨"、"穷过渡"还在继续。对于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尚未提上日程。

马国川：也就是说，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杜润生：事实证明，集体经济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这套体制背离了农业生物学特性，使农民疏远土地，无从建立起持久不衰的劳动兴趣和责任感，从而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集体经济的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农民此时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自然唤起对过去家庭经营的眷念。

马国川：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县的"三靠村"小岗村十八户农民按下了十八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杜润生：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一情况，后来了解到这种事实是很多的，农民私下对包产到户的追求就没间断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但是在农业问题上仍然留下一个"禁区"：不许包产到户。我到农委工作时，一些关心我的同志也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相反，另有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1979年3月，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我主持的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会的都是农口负责人。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进行过改革。

马国川：这次座谈会召开的时间，正处在政策大转变的时期。

杜润生：恰巧在这时，发生了"张浩事件"。甘肃干部张浩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某些动向，给《人民日报》写信，认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王任重批示报社：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批示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引起轩然大波，对四川、安徽的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会上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整整讲了一天。他说安徽省委的态度是，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许由群众决定、选择。发言中，多数人赞成包产到户，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放开一点，尊重群众的选择。当然也有人怕口子一开就控制不住了。最后，会议在上级的干预下，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一方面继续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特别提出，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而且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可以说是开了个暗口。

马国川："文革"后，七省三县座谈会是首次把包产到户提到中央来讨论，半年后，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也写进了"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这句话。

杜润生：《决定》还把"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说"不要包产到户"，较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不许包产到户"，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松动。"包产到户"虽然仍得不到政策的"认可"，但毕竟允许某些特殊的地方可以搞"包产到户"，这实际上已为"包产到户"开了一条小缝。这个会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大体上把包产到组合法化了。

此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会上，我说明了一些农村现存的问题：有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也发生点问题，像河北赞皇县一带实行包产到户，因缺乏事先安排，农民怕今后政策有变，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像安徽全椒等地生产有发展，农民积极性高涨，社会安定，是很好的。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则再次举出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季节互助、合作的事例，说明非集体化不可。

马国川：邓小平的态度呢？

杜润生：当时，邓小平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为他以后支持包产到户埋下了伏笔。

 （本文节选自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