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三起三落

马国川：是不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后吃不饱饭，甚至饿死了人，农民为了避免风险，才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尝试？

杜润生：这种说法不准确，早在此前，已经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尝试。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这一年，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和农工部长戴洁天在永嘉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不久，推广到全县，温州地区各县也纷纷效仿，成为当时包产到户最多的地区。此外，实行包产到户的还有四川江津、广西环江、广东中山、江苏江阴、湖北宣恩、河南沁阳、临汝等地的一些农业社，另外还有一些地方或使用其他名称，或者做了不说。包产到户是在合作化之后闹退社的背景下出现的。

马国川：在最初，包产到户受到批判了吗？

杜润生：没有，但是有争论，它被当作责任制的不同形式之一，主要争论哪种责任制更好，所以大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直到1957年中期，特别是"反右"以后，包产到户才成为被"打倒"的对象。问题还是由温州引起的。1956年底，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开始批判包产到户，引发了一场大辩论。由于开始未得到省委的支持，遂"向最高层告了御状"，从此一锤定音，包产到户成为被"打倒"的对象。被说成是"戴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干"、"资本主义主张"等等，终于被批判禁止。

马国川：原来，早在1957年就有了对包产到户的批判。

杜润生："大跃进"以后，包产到户再度出现。1959年9月农业部的一份报告说，5、6、7月间，农村曾出现一股右倾的歪风，如小队所有、小私有、小自由等。其中就包括包产到户。随后在10月中旬，中央转发了江苏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认为这实质上就是从集体退回到单干。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努力，在庐山会议批判后被制止。这是第二次批判。

但到1961年初，包产到户又再度出现。在一些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变相单干。这类地区虽不占多数，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自上而下有领导地执行这种做法。有些地方实行"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申到变相的"包产到户"，或是部分产量包到户。有的地方出现了"父子队"、"兄弟队"。

马国川：真是"野火烧不尽"啊。

杜润生：集体经营的问题已经出现：各地普遍出现出勤率降低，工效不高，一个人的活要三个人干，社员马马虎虎，装病、装瞎子，干活磨洋工，锄地偷懒，"前边锄，后边荒，猫盖屎，草上飞"，以及偷粮等现象。在基层群众看来，要彻底解决平均主义，改变农村生产面貌，唯一的办法是分田到户，恢复单干。有人提出单干的几大好处，说，"千变万变，不如一变"，"千分万分，不如一分"，"千好万好，不如分田到户、搞单干好"。甚至说，"共产党有四把钥匙，第一把开公社之门，第二把开大队之门，第三把开小队之门，第四把就要开单干之门"。事实也证明，实行包产到户效果十分显著。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单干，据统计约占20%，或30%左右。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徽。

马国川：改革开放后，安徽成为包产到户的先锋官。60年代初安徽为什么会发生"单干风"？

？杜润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是困难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从1960年底省委开始采取划小核算单位的办法，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时受到一位老农刘庆兰的启发，他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来种。从此就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包产到户的实验。当时称之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简称"责任田"。从1961年3月开始推行，其后屡经制止，到"七千人大会"以后，才被全面"改正"。在纠正责任田的过程中，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他说：我认为"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1958年至1960年，太湖县遭到毁灭性的破坏。1961年初，90%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从而荒、逃、饿、病、死，一瞬间基本改变，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十多年来头次所见。

马国川：对于这些来自基层的反映和呼声，毛泽东有什么反应？

杜润生：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之前，毛泽东曾派胡耀邦去安徽调查责任田问题。胡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是一个确实起了积极作用（增产）但又很危险（易滑向单干）的办法。"这个报告曾发各地区第一书记阅，但未扩散。当时，党内高层许多人也主张包产到户，包括刘少奇、陈云等人。邓子恢也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他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然而，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被认为是刮"单干风"。

马国川：据说，毛泽东曾支持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搞"责任田"的试验？

杜润生：其实，他对安徽的试验是有保留的，当时他对曾希圣说，可以试，不对了作检讨。这样含糊其辞，其实是反对。1962年8月，他对钱让能的信和河北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的信"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一开始都没有表态，实际上是很有意见的。例如，他就说过"胡开明，是胡－－开明"的话。他为什么不允许包产到户呢？我认为，他坚持社会主义一定消灭私有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组织农业生产大军"。这可能是他坚定不移的一个想法。

马国川：在这一时期，您个人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

杜润生：我是因犯了错误被调动的，既然有错，就应该重新学习。因此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在那一时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自留地的增产效应。我山西老家不少地方自留地能达到亩产1000斤。农民告诉我：用自留地的办法，保管不愁粮食吃。我经常想，自留地的这种公有私营机制，如能推广，或许能使农村经济走出困境？"文化大革命"中，我又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认识到，当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垄断，有了小块土地之后，如果保留市场关系、商品关系，使农民有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看来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从而有利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跳过这个阶段，靠充公农民的土地财产去形成"联合体"，没有生产力条件和文化条件的支持，经济贫困、组织封闭，则难以生长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难以摆脱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培养农民独立自主的性格，有利于发展个人的社会交往，为新的联合创立前提。当时还没有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包产到户"的重要性会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展示出来。

马国川：所以，在农村改革以前，包产到户已经三起三落？

杜润生：后来，我在国务院和其他一些部门讲包产到户的历史，就有供销总社老干部程子华说：我才知道农民包产到户已有四次，要再拒绝，还会有第五次！

（本文节选自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