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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马国川: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备受冷落,没过几年便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您个人受到了什么处分? 

杜润生:会后中央决定解除我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及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陶铸想把我调到广东工作,我也答应了。但是中央要准备开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工作,中央组织部就把我留下了。实施远景规划需要改组中国科学院,先后把张劲夫、裴郦生和我调去。张任党组书记,裴和我任党组副书记,我兼任秘书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情不自禁,依旧关心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 

马国川:取得1956年合作化的胜利,毛泽东认为农业已经过关了,原来是小农经济扯工业的腿,现在是工业扯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腿了,因此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工业。1958年初,毛泽东批判反冒进,提倡解放思想,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 

杜润生:合作化以后,农村并没有发生最初预期的变化,1956年粮食反而减产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减产。相应地,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工农差别"有所扩大。这使毛不得不亲自站到前台,来指挥经济事务,希望"以苏为鉴",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苏联冷冷清清搞建设的气氛,走出一条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的道路,这就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跃进"是相配合的,即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靠群众的热情,靠"人海战术",搞现代化。废除商品交换,实行"半供给制",不搞严格的按劳分配,可以按消费品所能满足供应的程度相应地引入按需分配。 

马国川:这种指导思想,引发了"共产风"的泛滥。如任意到群众家里收"金银铜铁锡",除"一铺一盖,一碗一筷"之外都要归公。连农民家里的自行车都要交出来,"按需"归干部使用。 

杜润生:不但东西是公家的,人也是公家的,"公有制"就成了"大家拿"。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废除按劳分配。加上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具有政权职能,上面的高指标、高征购,到了下边就可以搞行政强制、瞎指挥,甚至打人、批斗人,侵犯人身权利。 

马国川:人民公社开始时,为什么没有遭到农民的抵制呢? 

杜润生:当时农民也有强烈改变现状的愿望,相信共产党,也就相信并大社、大兵团作战。认为拼命干二三年,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就会带来迅速的改变。另一面,是政治高压的影响,农民只得随"大流"。你入社、我也入社,你造假、我也造假,你浮夸、我也浮夸。直到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农民自身权利遭到极大剥夺,而"大锅饭"也维持不下去,大批人浮肿或消瘦,许多人都不能干活了,"生产力起来暴动",群众性消极怠工现象普遍化,可怕的大饥荒终于发生。原来的理想变成了一堆泡沫。政府、农民两败俱伤,农民损失更是惨重,饿死三千多万人。 

马国川:当时您对"大跃进"怎么看? 

杜润生:开始,我对"大跃进"的提法也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后来我把山西太谷老家的几位儿时同学请到北京来,问他们究竟一亩地能生产多少粮食?他们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我还亲自到天津乡下考察,地里每一行都是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庄稼密植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马国川:现在看来,"大跃进"更像一出闹剧,当时为什么会发生"大跃进"? 

杜润生:无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在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上,历时三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短暂的。虽然短暂,它的发生却并非偶然。它产生在当代的中国,有多方面深远的原因,不宜只追究个人的影响和责任。共产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自然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诺言的新途径。当时没收了官僚买办资本,充实国营经济,接着实现了土地改革,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反封建任务。又有个社会主义阵营,相继走十月革命道路,由落后国家实行革命跳跃,要树立社会主义样板。于是乘解放战争胜利的鼓舞,来一次跳跃,放弃原来的新民主主义渐进设想,转向全面消灭私有制。在全面公有制基础上,依靠群众运动,实施所谓"大兵团作战",伴随着反倾向斗争,加快实现工业化步伐。这是个诱人的前景,可以在短期内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各种乐观信息反映到上层,助长了领导者的冒进情绪。 

马国川: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十月革命以前,列宁曾批判民粹派空想主义,主张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时间,但夺取政权以后却马上宣布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后来他承认是办了一件蠢事,并提出"新经济政策"。只实行了几年,在斯大林时代又放弃了。 

杜润生:在中国,毛泽东同样明确地反对民粹派思想,夺取全国政权以前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一旦取得政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就萌发了试验出自己主观偏好的社会主义模式。主要表现于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提出工农兵学商、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要办几千户、上万户的大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推行公共食堂、幼儿园、幸福院、红专学校等福利化政策。既有别于苏联军事共产主义,又区别于民粹派的农民平均主义,而是中国大同世界理念的社会主义新版本。 

马国川:过去中国历史上就有过不少的乡村建设经验,如梁漱溟在山东、晏阳初在广西、阎锡山在山西的"兵农合一"试验,等等。 

杜润生: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项社会试验,划定一个地方实行,本不应非难。但人民公社一声号令,一下子就卷入六亿人口,付出代价太大了。"浮夸风""共产风",走向极端,造成大灾难。 

马国川:其实,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是有一个纠正机会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就是为了纠正""的错误的。 

杜润生:但是由于彭德怀上书,指责"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刺激了毛泽东,他更提高了反右倾的调门,事情不可收拾了。 

出闹剧,当时为什么会发生"大跃进"

(本文节选自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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