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的特区往事

1978年初，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负责对外开放工作。 5月，从来没有出过国的谷牧带团去西欧考察访问，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

回国后，感受到巨大差距的谷牧随即向邓小平进行汇报。当时，邓小平表态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决心不要怕欠账。

不久，谷牧接到日本对华友好人士木村一三先生传来的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低，搁置时间长，本息偿还期长，中国可以长期使用，但是须由中国先张口。经过几轮磋商，当年9月1日，谷牧访问日本。临行前，谷牧的老母亲很不解：“你去那个地方干啥？”因为老母亲知道1941年谷牧在沂蒙山区与侵华日军殊死搏斗时，在右胸留下了日本人的弹孔。

那次访日，谷牧促成了中日第一笔为数500亿日元的贷款协议，年利3%，还款期30年，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思想禁区。 “我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 ”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说。

原蛇口工业区副党委书记彭顺生，讲述了一件当年引进外资的往事。 “1983年，日本的三洋公司在蛇口办厂，按照当时的规定，三洋生产的电视机只能卖给广东省的商业厅，然后由商业厅到国内市场进行销售，但是三洋一直要求自己直接销售。 ”为此，1986年，彭顺生在中南海参加谷牧主持召开的 《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会议时，向谷牧汇报此事，“他一听特别不高兴，说我们卡住了人家。 ”

对于当年吸引外资的最初形势，谷牧自己回忆说：刚开始全国总共才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是餐馆、养猪场、照相馆等项目，协议外商投资金额才810万美元。

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最早萌芽于1978年。年初，谷牧在准备西欧考察之前，委托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组成经济考察团到港澳调研，考察团的报告吸收了广东省委的建议，提出借鉴港澳经验，建设宝安县（深圳特区前身）和珠海县的大胆构想。

这份报告获得中央的肯定，与中央后来决定创办深圳特区有直接的渊源。经李先念批示，2月初，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开会，决定给予大力支持。同意批给袁庚深圳东南部的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主管部门原则同意先划出300亩，让驻港企业进行开发、建设、经营，并给与地方纳税方面的“特殊政策”，享受“特殊待遇”。

与此同时，广东省委于1979年1月下达文件，成立深圳市，并提出“三个建成”的奋斗目标。而这只是深圳在大办特区之前的一个过渡性方略。在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中，蛇口先行一步，其“蛇口模式”的诸多创举屡屡获得中央的高度评价。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深圳与蛇口在创建之初就发生了很多管理上的矛盾。

“袁庚和梁湘（原深圳市委书记）都坐不到一起，说着说着就吵起来。”彭顺生回忆说，“中央最早希望招商局在蛇口先杀出一条路，深圳却想堵死蛇口，当时往蛇口拉一条水管都很难。但是谷牧对深圳市的态度非常坚决，必须要给蛇口一定的自主权，当时如果不是谷牧，谁也管不了这个事。 ”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的可行性已形成共识。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 ”1979年5月，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来到广东、福建调查。 20多天的调研结束后，谷牧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特区有更多的自主权，没有谷牧的支持根本不可能。那个时候在深圳打电话要排队，装个长途电话都要中央领导来协调，”原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王今贵说，“那时有什么困难他就当场解决，解决不了的，回中央报告完再来解决。他是当时中央和特区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