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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与深圳经济特区初期发展抉择
谷牧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员闯将。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先后在国家建委、国家经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国家计委等部门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文革”期间，曾受到冲击。1975年初，谷牧初次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与邓小平等一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副总理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他先后抓了工交部门的整顿及组织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工业二十条”）。1978年初，谷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初，他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联系中南地区；国务院分工由他主管基本建设、进出口、外资管理和旅游工作。谷牧以身作则贯彻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1982年5月，由国务院副总理改任国务委员；1985年9月，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70年代末至80年代，作为邓小平的主要助手，谷牧参加了改革开放的准备和实施工作，主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他身处改革开放第一线，既是中央决策层的一员，又是经济特区实践的具体执行者。不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实际工作，他为创建深圳特区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特区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萌芽于1978年。这年年初，谷牧委托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组成经济考察团到港澳调研，考察团的报告吸收了广东省委的建议，提出借鉴港澳经验，建设宝安县（深圳特区前身）和珠海县的大胆构想。这份报告获得中央的肯定，与中央后来决定创办深圳特区有直接的渊源。5月，中央决定由谷牧带团出访西欧，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首次向西方发达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邓小平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回国后，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汇报。谷牧在报告中不同于过去非说几句资本主义国家腐朽的坏话，而说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值得学习的经验，提出应当利用国外资金过剩的有利时机，扩大对外引进。叶剑英、李先念等表态支持。邓小平又专门听了谷牧的汇报。随后中央进行一系列讨论，初步形成了吸收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的思路，并反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面。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既定，如何具体实施，从哪里起步，这在当时还是个问题。1978年10月，袁庚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认识到，如果把广东毗邻香港的土地、劳力和香港及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等优势相结合，就会拥有非常有利的发展条件。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经李先念批示，2月初，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开会，决定给予大力支持。与此同时，为搞活广东的边防经济，制止严峻的偷渡外流，受港澳经济考察团的启发，广东省委于1979年1月下达文件，成立深圳市，并提出“三个建成”的奋斗目标：在3至5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型的边防城市。这是深圳在大办特区之前的一个过渡性方略。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的可行性已形成共识，但对如何具体命名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会上，邓小平从谷牧、习仲勋等人那里获悉广东方面的设想，十分赞同。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的这一要求。中央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此迈出突破性的一步。5月，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就两省经济发展条件和规划进行调研，帮助两省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5月14日，谷牧第一次视察深圳。他指出，“从香港引进技术，搞来料加工，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很有前途”，“光靠旅游、来料加工赚外汇不行，要到港澳市场、国际市场上去闯”，“我们一定要把深圳、珠海这两个开放点搞好”。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的报告，这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50号文件。文件同意在深圳和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这个历史性文件，为创办深圳特区揭开了序幕。
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由充分的议论决策，进入在许多方面组织实施的阶段。深圳特区与谷牧的名字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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