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怀诚谈中国财税改革30年

项怀诚谈中国财税改革30年人民网北京12月12日专电　“纪念中国财税改革30年”座谈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召开，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大会上发言，对财税改革30年的历史做了回顾和总结。原文摘录如下：

1994年财税改革的重点是财政收入制度的改革。当时都是收入分配关系的改革。在这个侧面，今后十年甚至十多年的时间，中央的《决定》里面明确这个改革是成功的。

1994年展开的财税改革 ，重点是放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文件里讲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央和地方，一个是国家和企业。

如果说1994年开始的财税改革是以财政收入为重点的话，到了1998年以后的财税改革，重点已经转向财政支出。因为当时财政部认为，财政收入改革成功了，如果支出改革没有同时推进，有多少钱也不够花的。而且花钱不当，群众不满意程度，可能比你收钱不当还要严重。这句话其实是很深刻的。

昨天有篇文章，讲英国的预算审批制度。英国人以前用的手纸比较粗糙，不大舒服。当时英国方方面面就提意见，说你把这个手纸应该买的稍微软一点。因为英国审查的比较严，不同意，这样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英国要多花18万英镑。花的纳税人的钱多了，不同意。不同意多少年呢？18年。18年以后，改了。现在到英国去用的手纸是比较软的。就是花钱在法制的国家里，花钱是很重要的。你花纳税人的钱。我们也要树立这个观念。我们有的时候失败了以后，花了很多的钱，轻描淡写就交了学费。这个也不应该。将来我们纳税人素质提高以后，会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到了1998年以后，我们财政的改革重点开始转向财政预算，支出的那一部分。当时大大小小也有八九十来项的改革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我记得一个叫做国库集中支出制度。后来报上去的时候，后来当时分管的副总理给我改了一个字，改为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转移支付制度方面的改革内容是非常深刻的，我记得我们1993年转移支付450亿，现在转移支付1.4万亿到1.5万亿。转移支付引进来以后，在公共财政方面是非常大的。

财政支付方面的等等改革，目的只有一个，要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公共财政制度。1998年以来，在财政收入改革继续深化、继续进行的时候，财政支出的改革已经成为重点。收入方面有没有重要的改革呢？比如2002年两税变成共享税。共享的比例是6%或14%。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改革实际上对中西部地区是一种支持，是落实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地区的目标。从两税变成共享税以后，中央全部转移给了中西部地区。我估计这项转移支付，一年大概两千亿。这是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地区很重要的财政来源。如果1998年的改革重点已经转向支出，到这个世纪以后，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比如成本从哪里来？增值税在改革。支出改革也在深化。

我们今天回顾这30年的改革，严格地讲是回顾后15年的改革。因为前15年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涉猎的不够，其实，前15年，从1978年以后到1994年，财政改革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如果没有那15年的改革，后15年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前15年我们搞了两个利改税，没有利改税，后面改革肯定有难度。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规范的制度。比如说我们以前也调查过中央和地方的事权，那时候这个题目就是很难的题目，现在也很难。如果这个事情当时不搞，不做基数调查，现在更难。比如说，分税制的实现为什么到了1994年就分的这么顺利呢？就是前15年里面，就有过一场影响非常深远的包干制和分税制的辩论。这场辩论在内部是很厉害的。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这场辩论，包干制的利和弊就不会被打破。问题是到了这个时候，需要更加规范。

希望将来专家学者、有关部门的同志对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加强一点力度。事实上财政支出的改革是非常深邃的。财政支出的改革当时提出的目标是使得财政管理更加的制度化、更加的规范化，使得预算的分配更加的合理，使得预算的执行更加公开，使得预算的追加更加非随意一些，不是随意。我们当时财政支出要搞制度化、规范化、公示化，目的就是想改变财政分配的随意性，改变跑步前进。

我觉得将来总结的时候，最最深刻的内容就是政府权力部门削减自己的权力。如果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体制的奋斗目标，是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不断增加自己审批的内容，什么事情我都要管，很可能是背道而驰。而我们财政支出的改革，也有人说，我们抓权，其实我们是削权。我那一段时间在财政部主持工作的时候，我担心意见从部门内部传递。但是我非常感谢财政部的干部，他们是很支持这项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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