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和反腐:关键在于落实

　　“党的建设”曾被毛泽东总结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中共的官方文本中，理论工作者把党建概括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等六大内容，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确定为党建的根本任务。而在普通百姓的印象中，提及党的建设，闪过的更多是一片“文山会海”；谈到反腐，想到更多的则是“被反腐者”背后的权力失势。

　　党建不妨从“党内民主”入手

　　2002年12月17日，胡锦涛主政伊始，就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总体要求，从而拉开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的序幕。

　　首先，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建立起了集体学习制度。从2002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起，到2011年年底，第十六、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共举办了75次多领域、跨学科的集体学习，这项制度客观上为知识背景较为单一的领导层提供了更多决策依据。

　　其后，中央政治局还建立起了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的制度。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上，胡锦涛宣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做出决定，今后每次召开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都要向全会报告工作，以接受大家的监督。”

　　尔后，中共又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文件：2003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出台，这不仅是党内首部监督大法，还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一环；2004年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被喻为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重大战略任务。

　　此外，中共还开展了多次有中国特色的“全党教育活动”。2004年11月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决定用一年半时间，在全党开展一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按照十七大的部署，中共决定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如此大规模、高投入的全党党建，对一个拥有近九千万党员的组织来说，保持“学习”的效率，实非易事。

　　在2009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会上，胡锦涛首次使用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新概念，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和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与民主权利。其实，中共只要按照以往承诺的，“完善党员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扩大党务公开范围，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求制度等，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如此这般，便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文山会海”，提高党建的效能，同时改变自身形象。

　　破解中国式反腐

　　党管干部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部分，反腐倡廉也被确定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党对干部的监督力度越来越强，但腐败形势却越发严峻。

　　有人说数据是最好的见证。中纪委研究室今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11月到2011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7.3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0.9万人，其中省部级干部60多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1900多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2003年为51.9%，2008年为65.5%，2010年达到70.6%；就连透明国际组织近十年给中国“清廉指数”的评分，总体上也呈平稳上升态势。面对这样的数据，生活在信息开放社会中身为中国公民的你，怎样保持内心的平静？

　　在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某新闻节目里，也会传来这样慷慨激昂的播音：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薄熙来、陈良宇、刘志军、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违法高官，还包括康日新、黄瑶、张家盟、黄胜、田学仁、田凤山、韩桂芝等。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指出：“对腐败分子不管涉及到谁，坚决查处，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在这样的新闻里，深谙中国权力场的你，怎样考量每一桩反腐案背后的玄机？

　　不得不承认，胡温十年在讲话与文件中更加重视了反腐工作，也出台了一些具体措施：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5年1月颁布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框架也还只是个“基本”形成的框架。2007年9月13日，中国首个国家级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国家预防腐败局挂牌，标志着中国反腐监督关口前移。此外，中央近年来还建立了境外缉捕和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两项工作联络协调机制。

　　十六大以来，中共在反腐倡廉斗争中亦注重顶层设计：巡视工作是其为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整饬党内纪律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自我监督，2003年以来，中纪委、中组部联合成立巡视机构，组建多个中央巡视组。同时，中纪委在审理案件时，也经常采取具有中共特色的“双规”制度这一党治下的反贪工具。

　　2011年5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要求中央各部委将“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不管落实情况如何，这不可不谓理念上的进步。而在政务公开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是防止干部贪污腐败的重要措施。增强政府和公务人员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可以真正实现社会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近年来，网络监督也催生了反腐建设的新模式。发轫于网络问政为主要方式的中国反腐的民主实践，在催生中国式的社会民主监督模式的同时，也将成为一种外生动力，推动中国反腐体制和监督模式的改革，进而实现政府监督体系与社会民主监督体系的互补。

　　将反腐败的核心放在制约和监督权力上，已成为社会各方的共识。治腐和防腐并重，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更多发掘社会力量，将是中国今后反腐倡廉工作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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