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芸见证价格闯关：新华社被批“睁着眼睛说瞎话”

导语：

20年前，35岁的陈芸是新华社专门跑物价的记者，现在让她回忆起1988年，更多的时候会谈论当年惊骇一时的“物价闯关”和席卷全国的“抢购风”。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当时，只要听说商店要出售电冰箱等家电产品，天还没亮，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来到商店门口排队。生产厂家才将产品运到商店，不等摆上柜台，人们就涌向运货车，抢着自己动手往下搬，好像白送一样。卸下车后，如没问题，交钱拉走……

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担任财经记者一职的陈芸，亲眼见证了这场的风波的前前后后。

见证人：陈芸

身份：20年前，35岁的陈芸是新华社专门跑物价的记者。87年北戴河会议决定物价闯关后物价已开始悄悄涨了。来自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是：由新华社发布一条物价稳定的消息，安定民心。结果，陈芸负责“炮制”的“稳定稿”没带来稳定，反带来了老百姓对新华社的不满：你们不说实话。 

陈芸坐不住了，她与同事一起，花了一个多月，采访了方方面面，写出了一篇详详细细的调查——《关于物价的通信》。

采访时间：2009年9月9日

以下部分为陈芸口述：

“陈云电话询问报道有没有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选在了价格改革上。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几十年不变的价格体系，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但是，当价格放开之后，却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特别是老百姓一天也离不开的副食品，价格涨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连一些领导干部也感到吃不消了。当时的穆青社长就说过，他家的保姆都不敢上街去买菜，10元钱的大票，买不了多少菜就花光了，眼晕。时任财贸编辑室主任的姬乃甫同志在一次会上听副总理谷牧讲，他是最爱吃虾的，但也吃不起了，一只大虾卖到四五元，一个月也不敢吃一次。

当时的形势是物价飞涨，街谈巷语，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改革超过了群众的承受能力，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1987年年末，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为了平息群众舆论，要求新华社发一条“我国物价基本稳定”的通稿。财贸编辑室奉命就此发了一条三四百字的消息，结果引起了读者的强烈不满，一时抗议的电话和来信不断，指责新华社“睁着眼睛说瞎话” 。

我们财贸编辑室的同志觉得很窝囊，也很对不起人民。于是，姬乃甫找我和陈乃进商量，就物价问题采写一篇讲真话的报道。

那时的物价报道还是禁区，除了官方发布信息，很少有记者自主报道的。为了摸到实情，我们的采访重点没有放在物价部门，而是找市民，找干部，找专家，找身边的人。半个多月走访了数十人，没有一个人认为物价是稳定的，没有一个人觉得如此涨价可以承受，但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价格不应该改革。

这篇报道既要写物价飞涨的实情，又不能否定价格改革，难度比较大。我们三人研究出提纲后，由我和陈乃进同志执笔，最后由姬乃甫同志改定。稿子经过国内部当时的领导张万舒、朱承修看后，送给了总编辑南振中和当时的副社长郭超人，一路绿灯，最后到了社长穆青那里。穆青同志看后大笔一挥，稿子在1988年1月12日就发出去了。

就在稿件发出的当晚还出了一段小插曲。《人民日报》夜班的编辑打来电话，询问此稿是否送审过。当我们告之没有送审时，他们又建议我们送国务院主管物价的副总理审，我们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

次日，除了《人民日报》没有采用这篇稿子外，首都主要报纸，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以及地市级报纸、行业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报道。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轰动了全国。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街谈巷议，全国都在说物价。

成都的一位老教授，当天下班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对老伴说，我要给你看篇好文章。老伴说，我也有篇好文章要给你看。最后他们发现拿出来的竟是同一篇文章，《关于物价的通信》。

河南有一位中学老师，拿着报纸，在大街上打场子给街上的人讲解《关于物价的通信》，听者如潮。

在大学的课堂上，一位教授向学生推荐说《关于物价的通信》是一部“袖珍经济学”，希望同学们好好读一读。

我们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说了新华社不少好话。有人说这是“党和人民心连心的对话”，有人在信中高呼“说实话万岁”。还有一位读者来信说，“如果因为这篇报道你们犯了错误，坐了牢，我们给你们送饭去”。

这些来自群众的心声，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只不过是利用手中的笔，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关心群众疾苦的话，就受到了如此的厚爱。这使我们想起了穆青社长的那句话，勿忘人民。他还说过，不为人民说话的记者，不是好记者。

《人民日报》的一位领导同志在四川讲，这篇报道也许就是我国新闻改革的开端。

《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光明日报》编委汪波清等一些大报的负责人，也打电话向我们表示祝贺。

报道还引起了外电的关注，美联社说中国对于物价能够发表这样的报道，看来中共是讲了真话的。

这篇报道也引起高层的关注。党的元老陈云同志，来电话询问报道有没有什么背景。当时在中央工作的胡启立同志，也打听这个问题。其实，如果说这篇报道有什麽“背景”的话，那就是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没过几天，赵紫阳同志打电话找姬乃甫同志去中南海勤政殿，说是谈谈这篇报道的情况。姬乃甫同志去了之后，讲这篇报道讲得都是实情，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座的还有张劲夫等十来位领导同志，包括赵紫阳在内，听了姬乃甫的介绍后，都没有对这篇报道提出什么不同意见。

价格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的大事，应当受到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严重关注。将价格改革的实情告诉人民群众，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职责。这篇报道的最大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这一点。

这篇报道的深远意义在于，用事实说明再正确的改革措施，也不应当超过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在写作上，这篇报道坚持了两点论的思维方式，用事实说话，理论联系实际，达到了矛盾统一的效果。同时，这篇报道也开创了“通信”体新闻的先河，成了一种新的报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