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开价格改革的钥匙——关于“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改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昔日国家一穷二白，家庭一贫如洗，现在中国崛起正走向富裕。这是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改理论创新是有渊缘关系的。而今在“国或民”的“进与退”问题看法上却各执一词。如何能找到既能满足人民愿望又切合中国实情深化改革共识之路呢？从以下对《华生：才“财”双全的经济学家》一文的辑录中，也许能集思广益有参考意义。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获得者之一华生说，价格在经济学中是一个枢纽，涉及全盘。过去一说起来就比登天还难的价格改革，“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把价格改革无声无息地突破了。双轨制从1985年到1992年的过渡，为市场经济改革铺平了路。今天看来挺浅显的，但当时就是具有突破性的了。西方只是说休克疗法啊，放开啊，但是跟中国的情况不符合，具体怎么做就是个问题。

1984年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十二届三中全会是当年10月份召开的，在那之前，高层正酝酿着改革的突破，城市改革从什么方面走的问题，因为当时农村改革走得很成功，所以上层信心也比较足，才能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莫干山会议是9月初在三中全会前开的，这个会议第一次把年轻人集中在一起来讨论。谁也没想到在价格问题上争论最激烈。田源当时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常务干事，他们给中央提了一个价格大步调整的方案。周小川、楼继伟和李剑阁还提了小步快调，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的方案，都对上层很有影响。张维迎当时在西北大学。他上来集中就讲一个观点，就是“放”。放了之后，变成西方的市场价格、自由价格，他当时也更年轻，比我们小几岁。他当时的观点如果面对的都是老人，肯定听不下去，但当时幸好是年轻人，都觉得思路对头，只是不太现实，跟领导提肯定不行，风险震动也太大。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几个观点一致的人，我、何家成、蒋跃，还有高粱和张少杰，我们觉得光调恐怕是不行的，光放也不行，还是放调结合吧。所以当时我们5个人就联合提出搞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双轨制。汇报的时候张劲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对放调结合很感兴趣，但是当场没有明确表态。他问我，你们这个双轨制怎么讲？我当时就边说边比划：一方面，现在不合法的灰色市场价格太高，比如钢材煤炭，超产的部分就可以放开，放开以后，供给增加了，市场价格就会往下走，同时再把计划价格往上调。外部把市场价往下压，内部把计划价往上调，最后就形成一个均衡的价格，市场价可以给出一个导向。

张劲夫听了汇报后，回到北京在国务院会上他就说这个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好。到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宣布，中国价格改革的指导方针就是放调结合、稳步推进，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因为又有计划价又有市场价，但是当时没有外资和私企，所以倒来倒去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倒。

1985年开始搞，到1988年，双轨制的好处还没有充分显露，各种不满的反对意见都出来了。很多人说还是要下决心一下子解决问题，当时的流行口号是“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结果闯关又失败了。那时是邓小平下了决心，接见外宾说要闯关，闯了一半发现不行，通货膨胀预期都起来了，出现了全国性抢购风潮，小平也同意就停了。

1989年后，实际上双轨制并没停，闯关虽然停了，放调结合没停，市场在扩大，计划在缩小。1992年小平南巡时，计划价格的比例已经变得很少了。所以中央确定市场经济方向后，价格改革只是乘胜追击的扫尾，主要变成搞财税体制改革，搞分税制了。比起价格的放调结合，我们社科院的同学郭树清他们几个人，从1985年初就提出了他们搞的是更大的规划，叫价税财联动。这个方案当时也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但因为要多个部门协调，阻力很大，后来就流产了。

我们当时对整体推动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认为中国的改革恐怕还是要分解开来做，调整存量、发展增量、各个击破。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把价格改革无声无息地突破了，吴敬琏老师他们设想的价税财联动，就去掉了价格这个拦路虎，90年代的财税改革就很容易铺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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