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兰瑞：“马丁文章”事件始末

云谲波诡的1980年代，一些对旧体制有所觉悟的知识分子，艰辛地走在崎岖坎坷的思想解放道路上。他们在作严肃学术探索的同时，经受着一浪接一浪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袭击。1985年冬至86年春的“马丁文章”事件就是一次真理与谬误短兵相接的斗争较量，以御用的“笔杆子”失败，不得不承认错误而告终。尽管接踵而来的是强权更凶恶的打击。但这毕竟是历史。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记取，不应将它遗忘。

下面是“马丁文章”事件纪实。

2005年笔者在编辑《别有人间行路难》一书的过程中，在查阅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了1985—86年发生的“马丁文章事件”的材料。阅览这些材料，再体验了一次我国思想理论界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的坎坷。我们不仅面对国内传统势力的打压，还要遭遇国外反对者的污蔑和进攻。“马丁文章事件”是个突出的事例，把它如实地记述下来，对深入研究这段时期思想战线上复杂的斗争是有意义的。

一、马丁文章是怎样被歪曲的

马丁，何许人？南京大学年轻教师，原名宋龙祥，1957年生于江苏盐城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当过会计、民兵大队长，先进工作者，是共青团员。曾在南大攻读西方哲学史，毕业后留校任教。撰写的《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一文，刊于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署名马丁。该文引起《新华文摘》（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注意，于1985年第12期予以全文转载。

《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内容包括以下10个方面：

1、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

2、从对经济政策的理论阐释转向科学分析

3、从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排斥、否定转向分析借鉴

4、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向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

5、从经济关系的一般研究转向经济运行机制的具体研究

6、从经济的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

7、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

8、从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从短期规划转向长期战略的研究

9、从孤立的单向度的经济学研究转向综合的多学科的社会经济研究

10、从线性知识结构转向复合型知识结构

（全文见附录）

1985年12月10日我国出版发行的《北京周报》（英、日文）译载了马丁的这篇文章。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播发了关于该文的消息，被同日的《朝日新闻》与次日的《读卖新闻》所采用。

12月19日，纽约《中报》根据《读卖新闻》的报道发表了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论中国对经济学研究应有的态度》的社论。

12月25日我国新华社《参考资料》以《纽约〈中报〉社论谈我国的经济学研究问题》为题全文刊登了《中报》社论；为1986年1月25日《红旗》杂志主办的《理论交流》第二期转载；2月21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又根据《红旗》的《理论交流》，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编发了《中报》社论。

这样，马丁文章及纽约《中报》社论便在国内传播开来，在新闻界、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自1986年1月至3月，先后有《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3月3日，上海）、新华社《经济参考》（1986年3月4日）、上海解放日报社《报刊文摘》（1986年3月18日）等报刊摘要或全文转载，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于3月16日和3月21日两次分别从《经济参考》和《世界经济导报》摘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反响很大。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

于是，有的学者找了马丁文章原文和所有转载的文章作了对照研究，发现马丁的文章被歪曲了。首先是日本时事通讯社和两张报纸《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对该文作了歪曲的报道，纽约《中报》又进一步歪曲。1月25日国内《红旗》杂志编印的《理论交流》转载了《中报》社论，2月21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又据《红旗》的《理论交流》向中央反映。这种作法理所当然地受到经济学界重视，引起反感。

二、北京周报社、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的报告

1988年3月13日和3月14日，北京周报社和人民出版社分别给中央宣传部送了报告。

（一）北京周报社报告的要点

报告说：时事通讯社这篇报道，充满了记者本人对这篇文章的曲解和主观论断，不少地方是断章取义，无中生有。

例如，报道中说，马丁主张要明确指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引进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我们摘要发表的译文，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更没有这样的字眼。这完全是日本记者的曲解和主观论断。

日本时事通讯社通常用日、英两种文字播发稿件。纽约《中报》社论在批评马丁文章时说：“据报道，这篇文章指谪《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其有效性’……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成果’。”《中报》说的“据报道”看来就是根据时事通讯社的这篇报道，因为直接引语与时事通讯社的用语几乎完全相同。

特别荒谬的是，《朝日新闻》在刊登时事通讯社发的消息时，还同时刊登了一个注释。（《读卖新闻》刊载此消息时无此注释）这个注释捕风捉影地说《北京周报》刊登马丁的文章是“党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央重要耳目的《国内动态清样》的编者，把这样一篇与事实根本不符而分量又很重的批评文章，未经认真查对其批评的根据，就刊登在《清样》上，惊动了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而且此件还要转发给所有政治局、书记处成员。据了解，这份《清样》已在阅读该刊的各方面的领导同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如果此事不作澄清，不仅马丁同志本人，而且中国的经济学界，都会在中央和各部门领导同志中留下错误的印象。《清样》在编者注中说明：“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引文与马丁文章的原文有出入。”言下之意是，那些很有问题的话引自《北京周报》。其实，如果《清样》的编者能在写这个注前核对一下《北京周报》的译文，或者哪怕打电话向我们询问一下，就会发现《中报》的社论并不是根据《北京周报》的译文，而是根据歪曲了的外电报道写的。

北京周报社的报告还指出，日本一些正直的读者也发现《朝日新闻》歪曲了《北京周报》转载的马丁文章的译文。一位叫斋藤洋太郎的读者写信给《北京周报》说：“《朝日新闻》歪曲了马丁文章的内容，充当了反共的宣传工具。”“《北京周报》的先生们，你们的文章被人歪曲了，希望你们要求《朝日新闻》做出妥善的处理”。

（二）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的报告内容

报告首先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华文摘》转载《工人日报》马丁文章后没有听到什么不好的反映。出版社看到《国内动态清样》第380期上反映的纽约《中报》对该文的批评和薄一波、胡乔木的批示后又组织了一些同志对马丁的文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下面讲他们的认识和意见。要点如下：

1、马丁文章所举十个方面，是对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概括，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其观点总体上看也较中肯，并不存在纽约《中报》所批评的问题。

2、《中报》批评马丁文章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能提供解决今日问题的“现成答案”“已失去了有效性”。而马丁文中并没有这样的话；《中报》还说马丁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从凯恩斯理论中寻求”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答案。这种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不客观的。马丁文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主张。

3、新华社在摘发《中报》的社论时加的编者按中说：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出版社在《北京周报》的译文中没有找到《中报》批评的那些话，《中报》社论中也只说“据报道”，证明《国内动态清样》编者按是明显失实的。

4、马丁文章的缺点：其一是对《资本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认识不足；其二是对借鉴西方经济学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估价过高。

5、出版社认为，《中报》对马丁文章的批评是不科学的，从而也是不能成立的。《中报》把《资本论》说成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吹嘘现代西方马克思学派及其理论，亦即激进经济学派（也名‘新左派’”）而《国内动态清样》上加的标题却说《中报》“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这就将当代西方马克思学派的经济学说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混为一谈了。

北京周报社和人民出版社送中宣部的报告是在看到了中央有关同志的批示之后。那么，中央同志是怎样批示和处理的呢？

三、中央同志的批示中宣部召开座谈会

《国内动态清样》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有几位看到《国内动态清样》的领导同志批示如下：

1986年2月22日薄一波批示：“启立同志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同志把各方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将马丁文章和这篇清样一起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此件阅后仍退我。”

2月23日胡乔木批示：“启立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定。”

2月24日胡启立的批示：“按乔木、一波同志批示办。”

这几个批示意思有所不同。薄一波的批示很具体，中宣部（朱厚泽时任部长）很易执行。胡乔木的批示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但此件意义之重大远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我们看了这个批示，不知道乔木说的“意义之重大”何所指？这话很微妙，引起人们思考研究。一年以后，在1987年3月中顾委举行的“于光远生活会”上，又将“马丁文章”问题作为于光远的问题提出，这才使我们有所省悟，对于胡乔木所谓“重大意义远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的”含义才有了一点粗浅的体会。

中宣部根据薄一波“把各种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的批示，由理论局于三月十九日发函，邀请首都新闻界、理论界的二十多位同志于3月22日（纪要误为3月20日——笔者注）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副部长王惠德同志主持了会议。会后中宣部理论局整理发送了《关于马丁文章的座谈会纪要》。笔者作为与会成员也收到一份纪要。

中宣部的纪要说：“这次会议着重弄清事实，谈了马丁文章、《中报》评论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来龙去脉；关于马丁文章提出的经济学方面的理论观点，拟继续邀请经济理论界同志座谈讨论。”

座谈会上印发了北京周报社和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的报告、上面提到的国内外的报道、《中报》的社论等材料。“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经过仔细对照有关材料，指出《北京周报》的译文是基本上忠实于马丁原文的，而日本时事通讯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的报道却充满了记者本人对马丁文章的曲解和主观臆断，不少地方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纽约《中报》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所发表的议论和对马丁文章的批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会上列举了《中报》社论对马丁文章批评的不符合事实和歪曲之处，均见附录六，此处不一一列举。

中宣部关于马丁文章的座谈会纪要继续说：“……在指出上述歪曲的同时，有的同志认为，纽约《中报》仅根据《读卖新闻》的报道，就搞了这么一篇社论，学术态度是极不严肃的。社论中还把《资本论》说成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亚当.斯密、李嘉图一脉相承，这是根本错误的。这篇社论实际上不是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是要吹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它批评我们“食洋不化”，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系统独立的经济学，必须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东西都搬来，消化后才能建立这样一个经济学。对于纽约《中报》这篇社论，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加上了“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的标题，是不妥当的。

“一些同志还指出，国外通讯社、报刊为了赚取利润，有时也出于政治目的，常常不惜捕风捉影，歪曲事实，制造耸人听闻的消息，这本是不足为奇的。但作为国内报刊，尤其是作为有重大影响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应当首先认真查对其批评对象的真实情况，再确定是否编发。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情况必须采取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否则会造成不良影响。

“对于马丁的文章，座谈中只作了一般性的评论，没有来得及就它提出的若干观点展开讨论。于光远同志认为，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是值得哲学界、经济学界注意和讨论的文章，《工人日报》完全可以发表，《北京周报》作了摘转，使国外了解中国理论界近年来做了不少工作和探讨，对驳斥国外污蔑中国‘学术无自由’，也是很有好处的；作为《新华文摘》，转载更是理所当然。

“于光远、《工人日报》评论部负责人李禹兴、人民出版社总编张惠卿、人民出版社前社长曾彦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董辅?i、《北京周报》社代理总编汪永芬等同志对马丁的文章从总体上作了肯定。他们说，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但存在一些漏洞和毛病。关于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大家也认为，马文明确指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从本质上是非科学的和庸俗的，同时认为对待其中的某些研究成果，不应一概排斥否定，而应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这也是对的。但认为借鉴这些成果‘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地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则是估价过高了。”

新华社喻权域在会上介绍了《国内动态清样》编发有关《中报》评论的经过情况，对未认真核对马丁原文作了自我批评。当时喻还拿出了一份3月21日新出的第624期《国内动态清样》，说明新华社已经对第380期的错误予以纠正。624期以《日本报纸报道〈北京周报〉的文章有歪曲，纽约〈中报〉对马丁的批评不科学》为题发了消息，对该刊380期的报道作了说明。

“在谈到马丁文章的同时，冯兰瑞同志说，近年来理论界气氛比较紧张，这与个别同志“谎报军情”，干扰领导同志决策关系很大。王若水同志说，向中央反映情况是需要的，但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每一个环节失真一点，最后就面目全非了。另外还应提倡信息公开，至少保证作者本人知道。于光远同志认为理论界应提倡点名批评。董辅?i同志建议中宣部对个别向中央领导同志谎报理论界“军情”，又不愿将自己的不同意见写成文章来公开讨论的同志进行批评帮助。汪永芬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我们一些同志在工作中还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缺乏调查研究。可以借马丁文章一事来提醒新闻界、理论界的同志注意，进行批评要实事求是。

“于光远同志在会上还建议，马丁同志的文章在理论界还可以继续开展正常的讨论。我们拟继续召开座谈会，讨论文章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理论研究如何适应四化和改革的要求，对《资本论》的评价，对西方经济学的评价等），并继续综合各方意见上报。”

这个期间，新华社于1986年3月21日重新编发了同一内容的《国内动态清样》，表示改正错误。4月份，收到中宣部整理的《关于马丁文章座谈会纪要》，这个问题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

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以后，在中顾委召开的“帮助于光远的生活会上，又把这个问题拿出来，作为于光远的问题。新华社的喻权域发言，竟为日本通讯社辩护，说，时事通讯社没有歪曲马丁的文章。幸有当年报刊发表的一批基本完整的文字材料和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整理（1986.4.5）的纪要作证，否则这件事的真相就弄不清了。

附录：

一、1985.11.2《工人日报》：

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

马丁

当前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迄今全部经济史上的最伟大的试验，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在这场强大的经济变革洪流的推动下，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正在发生以下十个方面的转变。

1、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百年前，马克思写作不朽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经济运动规律，论证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资本论》正是以雄辩的逻辑力量和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了最无情的历史性判决，它是射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厉害的重磅炮弹。但是，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就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须把自己研究的重心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放在经济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上，放在如何使社会主义经济顺利地运行上。而这些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的，因为马克思从未陷入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仅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作了最一般、最抽象的预见。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应从书本教条出发，而应该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立一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

2、从对经济政策的理论阐释转向科学分析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它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服务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又是一门正确反映社会经济运动客观规律的科学，它不是意识形态。因此，它不应该象意识形态那样，简单地、直接地成为现行经济政策的附庸、传声筒和论证工具。认识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为此我们付出了三十年的惨痛代价。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家只满足于对现行经济政策加以注释、阐述和论证，一味地为经济政策唱颂歌，而很少对它们进行思考、挑剔、批评乃至科学分析。君不见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冒进，“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以及1978年的洋冒进，不是一批又一批经济学家出来论证它们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么？事实证明，经济学家仅仅满足于阐述和论证现行的经济政策，这既不利于经济科学自身的发展，更会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问题不在于把经济科学和经济政策绝对地对立起来，而应该使两者统一起来，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经济学家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各种设想和方案，使现行的各种经济政策真正奠定在经济科学的坚实基础上。

3、从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排斥、否定转向分析借鉴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两个阶段，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只不过是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直接继续，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没有任何合理的和有价值的成份。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仅批判地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而且对庸俗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也采取了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肯定了其中合理的和有价值的因素，而不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长期以来，政治上的极左路线和思想上的传统保守意识导致中国经济学家“右眼失明”，这使我们只注重批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性、辩护性和反动性，完全忽视了它还有其实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这另一重要方面。今天，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待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来重新估价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我们认为，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以及通过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促使流通和消费对生产发生积极反作用的理论；新剑桥学派对收入分配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新古典综合派强调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相结合以及强调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同时又注意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思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市场机制和国家过分干预经济造成的弊病的分析；计量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和其他经济计量方法；发展经济学对不发达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比较经济学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模式和经济政策的分析比较；人口经济学在研究人口、就业和生产力水平三者关系基础上提出的适度人口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对资本主义二元经济体系（市场体系和计划体系）的批判分析；激进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以及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社会弊病的揭露，等等（参见王慎之：《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上述研究成果，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地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4、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向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机体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不理解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就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关系总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从来没有抛开生产力，抽象地孤立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中抛开生产力而抽象、孤立和片面地研究生产关系，这不仅使生产力成为被经济科学遗弃的“孤儿”，而且也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越走越窄，并最终走入一条死胡同。我们认为，社会机体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动态系统，它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构成；而在社会经济（生产）这个子系统中又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交叉作用三个亚子系统。这样，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就有三类经济规律发生作用：一类是生产力运动规律，二类是生产关系运动规律，三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规律。传统政治经济学仅仅研究第二类经济运动规律，完全忽视第一类和第三类经济运动规律，尤其是生产力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三十年来，无视中国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这一严酷的现实而拼命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既反映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迅速过渡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观良好愿望，又是和经济学研究中撇开生产力抽象地考察生产关系这一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密切相关。近年来，生产力经济运动规律（如劳动时间节约的规律、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规律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规律）已经受到人民的广泛研究，并创立了生产力经济学这一新学科；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5、从经济关系的一般研究转向经济运行机制的具体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且还要研究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是经济学研究中最为薄弱和最受忽视的环节，我国经济学界仅仅从所有制、交换和分配这三个方面抽象地、一般地、静态地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没有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具体地、深入地、动态地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事实证明，不弄清经济运行机制，就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住生产关系，也就无法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有鉴于此，目前我们不但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而且要研究中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同时还必须研究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经济杠杆（价格、税收和信贷）和各类经济刺激（工资、津贴和奖金）。这样，我们才能从宏观上完善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机制，从中观察完善部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从微观上完善企业经济运行机制。

6、从经济的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

质和量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任何经济关系都是质和量这两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因此，为了正确地和精确地把握经济关系，必须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价值、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利息、地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光辉范例。但是，解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学家恰恰抛弃了马克思这一优秀的理论分析传统，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从配第开创的古典学派到今日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注重定量分析忽视定性分析这一错误的同时，我们则跳到另一个相反的极端：片面强调定性分析，忽视定量分析，甚至干脆抛弃定量分析。由于缺乏对经济关系进行定量研究，致使定性研究成为抽象的空洞议论而陷入了烦琐哲学的泥坑。这样做的后果是：在理论上使我们一直未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计量学，在实践上使经济学家无法准确地把握住中国的国情，因而也就无法回答实际生活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事实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些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如农轻重三大部门的比例、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积累和消费、速度和效益、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等等，不但需要定性研究，而且更需要定量研究，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全面化、实用化和完善化。马克思曾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学以后，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经济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实际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对经济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的重要性，赵紫阳同志在1982年曾谈到，今后经济部门送到国务院讨论的文件，如果只有定性的概念，没有定量的概念，就不讨论。

7、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

回顾建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疑的结论：全部经济研究都是围绕理论经济学这个轴心旋转的，经济学研究工作中重理论轻应用的严重偏向至今尚未得到彻底的纠正。我们认为，全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立足点和归宿点必须放在应用经济学上面。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研究并不是根本目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最终也是为应用经济学服务的；同时，应用经济学为理论经济学提供资料和素材，如果没有应用经济学的研究，理论经济学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而它的研究最终也无法深入下去。忽视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百弊而无一利，现在必须要把研究的重点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首先必须加强各类部门经济学的研究，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建筑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学等等。其次必须加强各类边缘经济学的研究，如社会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地理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卫生经济学、体育经济学、军事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等。再次必须特别加强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因为技术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同时它也是有最为实用的意义。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前者要研究我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后者要研究企业的最优规模和企业内部生产力的合理组织等问题。

8、从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从短期规划转向长期战略的研究

这里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不同角度来读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偏重于微观经济，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则给予较少的注意，而且由于过去我国宏观经济的调节主要依靠国家政权机构下达各种指令性计划的行政手段，因而过去进行得很不够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偏重于研究国家调节宏观经济的行政手段。目前，我国正处于在新旧两种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时期，从指令性计划的“产品型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型经济，宏观经济的调节手段也随之从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手段（价格、税收和信贷），这就需要加强宏观经济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国民经济超高速增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急剧膨胀，出现了投资饥饿症和消费早熟症，这导致价格波动过大、市场供应紧张和银行贷款膨胀。因此，在强调从微观上搞活经济的同时，更应该从宏观上运用经济手段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和调节，使整个国民经济尽快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强宏观经济的研究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注重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而这却是我们所忽略的一个重大问题。建国三十多年以，我们只制定了短期规划（年度计划）和中期规划（五年计划），而没有制定出长期规划（十年乃至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学界从1979年开始注重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党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正式制定了我国今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现在必须进一步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目标的评价标准、全局经济战略和地区经济战略、经济战略同社会战略和文化战略的关系、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等问题，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体系更加科学化和完善化。

9、从孤立的单向度的经济学研究转向综合的多学科的社会经济研究

社会本身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而且在这个系统中各种因素还相互依存相互牵制，所以，经济绝不是社会系统中机械地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因此，经济学家不应该陷入“经济唯物主义”的泥潭，更不应该重蹈“技术决定论”的覆辙。这就是说，经济学家应该“抛弃把国民生产总值视若神明”而忽视生活质量的传统看法，应当考虑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还要考虑到其他社会因素和社会环境对经济本身的影响。所有这些就要求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远远超出经济本身的范围，把经济问题放到社会系统中进行综合的整体的考察，研究一切与经济有联系的社会相关因素，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环境污染、资源利用、能源交通、第三产业等等。由于经济学研究超出了纯粹经济本身的范围，它就必须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有效地对经济进行社会的、综合性的和立体性的研究，以便使整个社会的各种因素（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协调起来共同向前发展。

10、从线型知识结构转向复合型知识结构

经济学家必须掌握理论、历史和统计三门基础学问，这三门学问是研究任何经济问题必须具备的分析工具。“经济科学家与一般对经济问题想过、谈过和写过文章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于科学家掌握了三门基础学问：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三门学问结合在一起就构成我们所谓的经济分析。”理论是这三门分析工具中的最重要工具，因为历史和统计资料是不会“自己说话的”，它们需要理论去解释和说明。然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仅仅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不足以分析和把握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学和统计学的知识。目前我国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我国许多经济学家基本具备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知识，但非常缺乏历史学和统计学方面的知识。为了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提出的最困难、最迫切的问题，中国经济学家在知识结构上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以便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畸形的知识结构，从片面的、单一的理论型知识结构转变为综合的、立体的复合型知识结构。

在讨论中国目前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时，我们更为关注中国未来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如果说改变中国现在一代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改变中国未来一代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则更加困难。因为这里不仅有三十多年来一直未变的畸形课程结构的传统影响，而且现在一代经济学家畸形知识结构通过教学和科研的中介强有力地遗传给未来经济学家。因此，不改变我国目前一代经济学家的畸形知识结构，不改变我国目前经济学教学中的畸形课程结构，我们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中国经济学家，我们未来的经济学家也就无法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所以，我们在强调中国当代经济学家对自己知识结构作出战略性调整的同时，特别强调我国经济学教学的课程结构也要作出战略性的调整，在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的同时，尤其要从质量上（配备师资）和数量上（授课时数）重视历史学（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和统计学（理论统计、经济统计和数理统计）的教学工作，这样才能培养出具备理论、历史、统计的立体型、复合型知识结构的未来经济学家。

结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中国的经济学家必将完成这个转变。

二、1985.12.19纽约《中报》：扬弃学术功利主义

近来海外有人倡议成立教育基金会，帮助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事有凑巧，中共官方英文刊物《北京周报》也在最近一期中，发表了中国经济学家马丁所撰关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论文。根据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日报道，这篇论文明白指摘《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其有效性”，因为中国当前所面对的“已不再是批判旧资本主义世界，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艰巨历史任务”，而“从《资本论》中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马丁的论文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并开放学术研究的自由，以便把经济学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研究，数十年来一直落入“政治经济学”的巢臼，而这所谓“政治经济学”，与西方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大异其趣。后者是一门具有高度科际整合的学问，揉合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的各种互动关系作批判性的分析探讨。但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则是承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政治意识形态指导经济研究和解释经济事象。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和事象日趋复杂，生产关系起了变化，市场经济兴起，由此所衍生的问题也愈来愈繁复，绝不是传统式的“政治经济学”所能涵盖和解释的。尤有进者，在开放政策的冲击下，原来的经济伦理价值观已经动摇：雇佣不再被视为“剥削”了、利润刺激不再是罪恶了、贫富差距也不再是“社会不公”了……。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政治经济学”，已与今日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脱节。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亟需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框限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水平的社会科学，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前述论文所揭示的对学术研究的观念和态度，却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该论文认为《资本论》不能提供解决今日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已失去了“有效性”。这种提法，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似乎反映了当前中国大陆所流行的现实功利主义心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显然是因为对西方学术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承续性和演化性缺少了解，以致不能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学派的理论。《资本论》原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概念架构和分析方法，与亚当史密斯、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大师可说一脉相承的，虽然理论所立足的价值范式，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的烛照下，现代西方马克思学派的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美及拉丁美洲学界对当代跨国公司和全球性资本累积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从属理论等的研究（这些研究可视为“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无不直接受马克思学派方法论的影响，而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共所关注的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及“南北问题”，具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力。中国大陆的理论家似乎不了解西方学术在这方面的发展，动不动就说《资本论》或马克思主义不能提供解决当前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已失去其“有效性”，这就等于说亚当史密斯的《原富论》或凯恩斯的《一般理论》不能为当代西方经济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因此失去其“有效性”一样地可笑。

其次，“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就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现成答案”吗？凯恩斯最著名的“公共支出”创造就业理论，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固然有其“有效性”，但到了四十年代的战争时期及五十年代的战后时期，根本就行不通了；而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依靠大量“公共支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已经导致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相伴而生的症候群，最后物极必反，产生了列根“供应面经济学”的反动。难怪当代经济泰斗萨缪逊说凯恩斯“所开出的处方导致了自我毁灭”。这充分说明了，任何经济理论都没有普遍的或恒久的“有效性”。凯恩斯同所有其他经济学大师一样，其主要贡献并不在于为经济决试者提供“有效”处方，而在于为经济学界提供一套新的理论架构和分析工具。就凯恩斯而言，这套新的理论架构就是“总体（宏观）经济学”。

因此，我们希望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扬弃学术功利主义的想法和食洋不化的作风。今天“引进”佛利民的货币理论，明天“引进”凯恩斯的消费理论，结果只能造成一面鼓励储蓄、另一面大力提倡消费之类的大笑话，其损害已是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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