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首位国企洋厂长报道

中国国营企业第一位“洋厂长”—德国专家威尔纳?格里希的半身铜像静静地坐落在武汉市汉正街都市工业园内。铭文上镌刻着：“威尔纳?格里希，1984年至1986年担任武汉柴油机厂长期间，忘我工作，大胆改革，从严治厂，为中国企业改革，增进中德人民友谊做出重要贡献……”格里希，拉开了中国企业界国际化人才管理的序幕，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标志性人物，武汉柴油机厂的改革一度被西方煤体认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晴雨表。当时，第一位报道格里希的就是新华社记者孙玉昌。

跳出争议　第一个报道格里希

1984年11月的一天，孙玉昌从武汉市外事办得到一个信息：武汉柴油机厂换了个洋厂长—65岁的德国退休发动机专家格里希。孙玉昌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个新鲜事物，是则大新闻。武汉柴油机厂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也是全国首家拥有上万台生产能力的农机骨干企业，其生产的195型柴油机在全国小有名气和市场。当时的国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人浮于事、纪律松驰等问题，作为建国后的第一位外籍国营企业厂长，格里希在企业怎样开展工作、会遇到什么困难、人们会怎么对待他等等都是未知。

孙玉昌了解到，格里希受聘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任期从1984年11月1日到1986年11月4日，为期两年。但是，虽然当时已进入改革开放第六个年头，但是让一个外国人执掌国企帅印，许多人还是难以接受。各种反对意见纷至沓来：外国人当厂长就成了姓“资”的指挥姓“社”的，共产党的领导怎么体现？再说，偌大的中国，人才济济，为什么偏要请洋人当厂长？还有人愤怒地说，这是卖国，是洋奴思想！由于从上到下都有人有反对意见，在这种氛围下，关于格里希就职的报道，武汉当地传媒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沉默。据说有一位中央媒体记者专门到武汉市外办理论。从上班起到下班8个小时，这位记者一直不走，认为武汉市聘请格里希为国企厂长等行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决不能放过这个重大题材，一定要把“洋厂长”报道出去，这是作为记者的职责。孙玉昌了解到，刚刚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武汉市，在宣布格里希的任命时，并没有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审批。在这种情况下，1984年12月，孙玉昌首先在新华社内部报道上发表了《“洋厂长”的三板斧》，向中央报告格里希的治厂思想。稿件发出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做出批示。孙玉昌说：“一共批示了520多字，主要意思是允许试。”

跟踪报道四年多　成稿二十多篇

得到中央的首肯，闻风而动的中央和地方媒体记者争相到武汉柴油机厂，“洋厂长”格里希轰动一时。当时海外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和成功的典范”。这时，各地的约稿信也如雪片一样飞到孙玉昌手里。从1984年至1988年，孙玉昌跟踪报道格里希的稿件达20多篇。

孙玉昌说，其中绝大部分稿件是内部报道。因为多次采访格里希，孙玉昌亲切地称格里希为“老格”。老格的新闻层出不穷。老格要求厂领导和中层干部要深入实际，到现场办公，不要坐在办公室里指挥；老格整顿纪律、健全制度，规定上班时间不许迟到、早退、谈天，对违纪干部职工批评教育必要时罚款；老格对质量精益求精，他撤了疏于管理、严重失职的总工程师和质检科长，将一批能干的技术人员提拔到质检等关键部门任职；老格在全厂推行结构工资制，职工的收入除与工资职务有关外，还要看产品质量和业绩，两月浮动一次；老格提出减员增效的改革方案……老格在武柴的每一步改革，都为孙玉昌提供了宝贵的新闻素材。

除格里希的治厂方案外、改革对传统价值观念和旧体制的冲击、改革遇到的困难取得的成效等等，围绕着格里希产生的每一个话题都让孙玉昌觉得新鲜、兴奋，《“洋厂长”格里希的新课题》等一批稿件应运而生，对中央决策和国有企业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一时间，格里希的做法被当成最先进和新奇的管理招数，也得了中央及省市领导的肯定。

今天来看，格里希在武柴推行的厂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以质量为中心和管理体系和打破大锅饭，减员增效及创名牌的思想和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旧观念和旧体制的束缚下，人们难以接受。孙玉昌一直在关注着，用手中的笔来支持着格里希的改革。孙玉昌说，“老格当年的许多建议，即使放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没有宏观配套改革的支持，靠一个企业单兵突进，遇到的阻力自不待言，取得的成果也难以持久。格里希在武柴的改革虽然没有最终成功，但其锐意改革、勇创一流、严谨务实的精神，给后来的企业家以深刻的启迪：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管理才能是多么值得尊重，供企业家发挥作用持久而广泛的体制与环境变革和改善是多么迫切和重要！

练就慧眼调查研究　格里希现象仍有现实意义

退休后，孙玉昌也一直关注着武柴，关注着格里希现象。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81岁的孙玉昌在回忆格里希现象和对格里希的报道时，对自己毕生从事的新闻事业，仍深有感触：面对新鲜事物产生的争议，记者需要有一双“彗眼”去发现新闻。新鲜事物在冒头之时总会有不同的声音，甚至会产生强烈的争议，新闻记者要善于从中捕捉新闻。新闻都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在目前全球化、地球村的背景下，企业请个洋厂长已不是什么大新闻，肯定也不会再出现格里希时那样姓“社”姓“资”的争论。但是，时代在发展，新事物、新情况层出不穷，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争议，记者要善于从中发现和捕捉新闻。

有的新闻事件需要深入调查研究，长期关注，能源源不断地产生新作品。在对格里希长达4年多的关注中，孙玉昌产生了多篇稿件。可以说，没有持之以恒的调研，没有对国企病的深入了解，没有对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准确把握，不可能产生这么多报道，也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报道。

格里希现象作为新闻来看已褪色了很多，但是放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仍有现实意义。格里希现象启示我们，改革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一定的环境和土壤。国企改革要取得明显成效离不开市场体系如经济管理体制、社保体系完善、政府职能转变等配套政策，后来多年的国企改革正是在相关体制改革的配合下，并在重点突破产权关系和职工身份转变这两个“瓶颈”的制约以后才取得基本的成功。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也要善于从历史事件中借鉴经验，不要以偏概全，以典型代全局，应客观准确地分析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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