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偿三角债

1991年8月18日，沈阳电缆厂（下称沈缆）终于从沈阳市电机厂收到了被欠5年的136万元货款。钱还没捂热，第二天，沈缆就把钱还给了债主沈阳市塑料厂。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分行和黑龙江省一家企业凑足的这136万元，从当年的8月16日开始，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流经”东北三省10家国有大型企业。

虽然数字不大，但是经过136万元的流转，这10家企业之间的“你欠我，我欠他，他又欠了你”的债务关系被厘清。

沈缆只是当时掀起的清偿三角债战役的319个试点企业之一，通过上述办法，从朱镕基1991年9月宣布打响战役开始，到1993年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工作小组撤销止，全国清理大中型企业欠债2000多亿元。

亚洲第一电缆厂曾经辉煌沈缆前厂办主任、今年72岁的山德龙至今记得，正是因为三角债的影响，让这家行业内的“亚洲第一”举步维艰。

1937年建成的沈阳电缆厂，1952年开始第一次改扩建，是国家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山德龙说，改建后的沈缆每年产值都在10亿元左右，年上缴利润几千万，产成品甚至出口到世界40多个国家。上世纪80年代，由于生产设备和产品质量在国内领先，沈缆被称为“亚洲第一大电缆厂”。

“当时我们和沈阳冶炼厂，还有另外两家企业被称为四大财团。”山德龙说。

沈缆做保卫处长、今年73岁的王文祥回忆，有一名副师级干部转业后，为了能进沈缆工作，放弃了沈阳另一家国企正处级职位，情愿到沈缆做副职，还有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千方百计托关系，把亲属或子女送进沈缆。

王文祥说，20多年前，18000多名沈缆的员工不仅待遇好，福利也让外人眼馋。

扩张步伐过快陷入三角债

沈缆前分厂厂长、74岁的苏忠祥说，计划经济年代，沈阳电缆厂的产成品都被国家消化，原材料也由国家筹集。80年代初，为了增加产值，沈缆开始扩产，在国内33个市县办了37个联合厂。

本以为扩产可以带来更大的利润，但不久工厂便陷入三角债中不能自拔。

随着双轨制的推行，沈缆原材料逐渐由自己购买，产品也需要自找买家。此外，受到很多私营企业低价电缆的冲击，沈缆产品被冷落了。

为了拉客户，每到订货会，苏忠祥都要把客商代表集中在国内的旅游景区，“安排好他们的吃住玩，往往一次下来就要十几万，这样的开销，当时厂里花了很多。”有一次，苏忠祥特意给一家客户代表买了两条烟，并答应给予5%的回扣，但对方说，“你等消息”。然而，等待的结果是这家客户没有选择沈缆，苏忠祥后来得知，中标的小企业答应给对方8%的回扣。

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厂里，再生产资金短缺。为了维持生产，沈缆只能向供货方赊账；为了寻求销路，沈缆答应买家可以缓付货款；然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货款也只能欠着。

内蒙古的通辽钢丝厂一直是沈缆的合作企业，常年为沈缆提供原材料，但1988年前后，对方突然变得冷淡。

“我打电话催货，对方很客气，但必须先交预付款才肯发货。”经过询问苏忠祥得知，沈缆连续赊欠对方300多万。无奈之下，通辽钢丝厂开始借钱生产了。

就这样，企业之间债务逐渐变得复杂。1988年前后，鞍钢欠沈缆400余万，沈缆也欠了抚顺煤矿数百万元的煤钱，鞍钢和抚煤之间也有债务关系，三家企业代表坐在一起商量怎么以资抵债，但最后因数额太大告吹。

像沈缆这样的深陷三角债的企业当时不在少数。正如1991年朱镕基指出的那样，出现“三角债”越欠越多的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基建和技改资金有缺口又不到位，拖欠设备、材料款；二是部分企业边生产边积压，占用别人资金；三是一些企业（包括一些银行）无理拒付，欠债不还，不讲信用。由于欠款越积越多，许多企业资金周转不灵被迫停产。

讨债的人挤满厂长办公室

时任沈缆会计的李女士回忆，由于多年的互相赊账，工厂陷入了危机，18000人的大企业，有时全厂账面流动资金一天只有1万元，“电话费都交不起了”。

1988年底，沈缆前厂办主任山德龙发现，工厂里经常出现一些陌生人，他们三五成群，在厂长办公室外静候，或在厂办公楼门口坐等，一等就是一天。后来，山德龙才知道，这些人是从全国各地来沈缆讨债的。讨债者最多时，工厂能容纳近百人的会议室都被挤满了。

当时的厂领导出去躲债，讨债人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法院要求强制执行。有一次，讨债人发现沈缆厂长的轿车，大喊：“把车扣下！”随行法官立即贴了封条强制拉走，而司机还在车里。

1988年夏天，几名从外地来讨钱的男子与工厂保安发生口角，双方大打出手。

派出讨债组仍被欠超亿元

为了解决困境，沈缆几乎每天都要开会，评估产量和想办法讨债。

山德龙说，每次开会，为了挤出一点资金，大家都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吼叫。领导在会上斥责销售部门员工，销售代表被轮流点名批评。

“有一次，说到苏州和连云港欠的300多万货款，厂长甚至让负责人写下军令状再去催债。”山德龙说。

为了讨回欠款，沈缆成立了一支近百人的讨债队伍。这支队伍，以当时销售部门的员工为主，再从每个车间、每个科室抽调干部和工人，分配好小组后，再以省份为单位反复催款。

沈缆前保卫处长王文祥说，自己和两名同事一大早赶到陕西一欠债厂厂长办公室，直到夜里才见到厂长，但这位厂长就说没钱。

“要不先还一点？我们再给你免一点？”王文祥恳求对方，但这位厂长就是不松口，王文祥只好请客送礼讨好对方，耗了半个多月要到200万元货款。在陕南另外一家企业，王文祥没见到厂长，就被对方保安轰走了。

每当讨债组要到货款，单位不光给回扣，还会把讨债组的人当成英雄。山德龙从河南的一家企业讨回了近300万元的支票，一出机场，便看到早已等候在那儿的沈缆厂长、会计，“工厂生怕支票跑了，我也跟着沾光。”常年讨债，沈缆也积累下了很多方法，进贡、宴请、变脸、缠磨反复使用，但仍有企业就是不还钱。

山德龙说，有些企业没钱，只好用产品抵债，沈缆经常会拉回整车的毛料、手表、自行车等。为了换钱买原料，工厂把这些东西打折出售。

“我们讨债的足迹遍布全国，除了西藏和台湾，其他地方全走到了。”山德龙说，即使厂里派出了至少6个讨债组，但到1990年，沈缆仍然被欠货款1亿多元。

东北试点连环清理77亿元

随着三角债在全国蔓延，大量企业的日常生产受到影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91年6月，国务院成立了清理“三角债”领导工作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担任组长，并选择率先在东北展开清偿工作。

清理“三角债”领导工作小组首先确定东北319家企业为清理重点，主要清理拖欠上述企业基建、技改项目货款和企业之间的流动资金拖欠款。

清欠所需资金按照“谁拖欠、谁筹款”的原则，如果欠债方筹措资金后仍有缺口，经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同意后，银行可放贷解决。

为保证清欠资金真正用于还欠，辽宁省建行对这次注入的6.6亿元清欠资金，实行“全封闭”式运转。凡拖欠单位一律在建行开设清欠专户，欠款额经认定后，由建行直接将资金汇入欠款方户头。资金一步到位，不在拖欠方停留，以利向下运转，不经过任何企业之手。

1991年8月16日，第一笔清欠专项资金5400万元，由建设银行铁岭发电厂专业支行注入东北电业管理局所属铁岭发电厂,电厂所欠的设备款、工程款一次还清。

清偿工作也遇到了阻力。就在8月14日，双鸭山矿务局对应还的3062万元欠款全部拒付，并拒交部分债务清单，“我们要等别人还了我们的钱，我们再还别人。”该局一财务处长说。

黑龙江省清欠办和银行经过审核，认为其行为属于无理拒付，工作组严厉批评双鸭山矿务局。

针对无理拒付、故意拖欠问题，国务院清理三角债工作小组利用新闻媒体曝光。

此后，国务院还出台办法，拖欠货款的单位，要按高于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承担欠款利息，打击无理拒付者。

经过35天的战斗，截至1991年9月20日，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清欠共注入资金39.56亿元，其中银行贷款33亿元，企业自筹6.56亿元，连环清理166.18亿元；流动资金清欠注入贷款11.38亿元，连环清理77.1亿元。

封闭清偿资金不经企业手

东北初战告捷，一场席卷全国的清理三角债战役打响了。

1991年9月12日到17日，朱镕基在四川考察时提出，在全国打响清偿三角债战役。

刚从各地考察回到北京的朱镕基，通过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下达命令：各地务必在1991年9月20日21时以前，将各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朱镕基要求，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他汇报，说明原因。

在借鉴了东北清欠经验后，三角债清理工作领导小组规定，凡是企业收回的人欠贷款，除按最高不超过10%留给企业使用外，其余必须全部用于偿还该企业欠人贷款，全过程封闭连环，不允许中间环节存在拒付。

为了实行封闭式的连环清欠，工作小组要求各企业和专业银行设立清欠专户，凡是企业和银行收到和付出的清欠资金，不经过企业之手，所有清偿过程全部由银行通过资金专户核算。

到1992年年底，全国共注入510亿元资金清理三角债，解开企业债务链2000多亿元。1993年，国务院发布公告，三角债清理工作结束，“三角债”领导工作小组撤销。

清理三角债结束后，沈缆恢复了生产，但由于中小型电缆厂的竞争，从1993年开始，沈缆产成品每年都积压，到1994年，沈缆再次掉进三角债的泥淖。2001年，沈缆改制，变成沈阳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直到现在，山德龙仍然认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沈缆如今得不到政府的照顾，已经是“弃儿”。

但山德龙当年的一位同事却不这样认为。参观过其他中小电缆厂后，这位同事感叹，“它们太会降低成本了”，沈缆无法相比。

■新观察

清理三角债企业信用受洗礼

上世纪九十年代，三角债是全国经济的关键词，也是经济改革攻坚第一仗。

政府开始启动市场企业制度，拨改贷、销售市场化，使习惯于统购统销的计划体制下生存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信用黑洞，表现形式就是三角债风行。三角债就是中国式的信用危机。

三角债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不适应市场所需、不懂风险所致，或者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投资计划与自筹资金无法落实，只好拖欠上下游企业的资金；或者产品适销不对路，库存严重，挤占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再积压———再拖欠的恶性循环。受到计划体制几十年束缚的企业既无充足的资金储备、也无风险控制意识，出现了蔓延全国的大规模的资金链错乱现象。

三角债是我国经济转型的第一个大代价，也是改革初期深层次体制矛盾的体现，治理三角债动用的是国家信用。

1991年6月，国务院成立了清理“三角债”领导工作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担任组长，在东北展开清偿试点。到1992年10月31日，两年来国家共注入510亿元资金对三角债进行清理，解开企业债务链2000多亿元。1992年底，在清理三角债总结表彰会上，国务院宣布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结束，今后政府不再出面组织清理，企业间清欠转入正常化。

可见，治理三角债的关键是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用不足，转移为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银行担任了三角债关键出资人的角色，动用的是银行信用，其实就是政府信用。当2003年前后，银行改革攻坚战打响时，银行呆坏账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治理三角债之类的政策性补贴，最后由政府核销银行呆坏账，事隔十几年，政府最终为隐形信用担保买单。

清理三角债的过程，是企业一次信用市场化的洗礼，各地一些超概算严重的投产项目被勒令停工或取消，同时对企业进行限产压库，让企业了解什么是现金流，什么是自负盈亏，什么是有效投资。这是对企业市场化教育的第一步。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了无数的内容。信用经济不仅意味着遵守债权债务关系，按照市场游戏规则办事，更意味着企业需要一套完备的管理体制，需要风险控制与面向市场的生产系统。

建立信用机制的过程并没有随着三角债的清欠而告终，信用建设还在持续进行之中，每个新的市场、新的融资渠道，都是信用体制的深化，国企、民企、银行，以及其他各种市场主体，从直接融资到间接融资，对信用的要求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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