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股份制改革到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

深圳是全国最早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城市。我们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但还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革，营造一个按国际惯例打篮球的地方。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我们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将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６家市属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市政府向这６家企业派出董事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大企业试，小企业也试，当时王石还在特发集团下面很小的公司——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当总经理，他对股份制改革很积极，我们也大力支持。１９８８年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才更名深圳万科。同时，筹备国内首家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一成立，公开发行股票，自然就有交易。那时谁也没想到搞证券市场。

１９８８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证券市场只是其中考察的一项。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我代表市政府讲话，欢迎英国金融投资家到深圳投资。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当时深圳发展银行股票还是柜台交易，交易量很大，但柜台交易是不行的。回到香港，我就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最早想找日本大和证券当顾问，他们的老板叫宫崎永一，我们从１９８０年就开始交往，比较熟悉，关系也不错，但是考虑到日本太远，语言交流不方便，就请邻近的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帮我们做三件事。第一件，帮我们起草一个建立证券市场的总体方案，一个证券市场要有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还要有登记公司，还要有交易所，还要对股民宣传教育等等，否则不成一个体系；第二，帮助起草证券市场各种法规制度，最好把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法规制度都找来作参考；第三，帮助我们培训证券方面的干部，分期培训骨干人才。从香港回来后，我们马上就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后来说赤裸裸的叫资本市场，不好听，就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连个像样的地方都没有，租了国贸的几间仓库，当时临时筹建办公室。

到了１９９０年，场外交易泛滥起来，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我们一切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到了１１月下旬，我们所有的证券交易系统都搞好了，我说不能再拖了，就带着郑良玉、张鸿义几个市领导，还有几大银行的行长，一起参观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在现场第一次看到黄马褂，计算机操作交易系统也都完善了。他们告诉说，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我说为什么不开？他们说，没批下来。我说，批不批不管，政府会负责，你们一定要开，先试验嘛。就选个好日子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日试营业，上海１２月１５日是正式开业，我们是试营业，也没搞个仪式，到第二年批下来，１９９１年７月９日我们才补办了开业仪式。现在还是提两个证券交易所，深圳是先生孩子后登记嘛。当时中央对证券市场有不同看法，没有把握。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来深圳还讲“可以先试，不行就关了嘛！”我们最大困难是１９９１年，当时场外交易泛滥，暴涨暴跌，控制不住了，差一点就关掉了。所以说，有上海成立证交所好，否则我们是孤军奋战，１９９１年可能就被关掉了。

深圳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搞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又成立了股份制企业，搞了场外交易，自然就引导到证券市场上来，开办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取代泛滥的场外交易。１９９０年，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最高炒到每股１３２元。这里还有一个故事。１９８７年深发展股票发行时，公众股还有８０万卖不出去，当时到机关推销，公务员可买２００股，２０元一股，４０００元。万科也卖不出去，到蛇口摆地摊，就像现在卖彩票一样。我那时的工资只有２００多元，当时谣言满天飞，香港报纸说我买股票赚了４５０万，交了１５０万党费，搞得我一身不是，有口难辩。后来一清查，才知道家里子女集中资金买了２００股。这事还惊动了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李鹏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搞得我哭笑不得。我找到人民银行行长，要他把买发展银行原始股处长以上的名单给我开出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秦文俊、还有警备区政委三个人没有买。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后来，市里发了一个通知，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当时市政府主要领导压了一个多月不签字，我就劝他，外面都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他最后签了，发了下来。

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１９９２年“８·１０事件”，说实在的是领导上的疏忽，首先是我的疏忽，一个疏忽，竟酿成一个事件。

那时股票发行方式不像现在上网发行，而是采用拿身份证买表抽签，这种发行方式已经做过两次，中间有很多争论，市长郑良玉也明白，他主张再冒一次险，这次有６家公司同时上市，还是采用抽签方式，发行１０００万张表，就可以收回１０个亿，用这笔钱来修马路，解决交通问题。当时规定每个人可以买１０张表，中签率１０％，没什么风险，中一张签就可以在二级市场赚一到两万元。因为赚钱效应，吸引全国各地百万股民南下深圳，有人甚至到农村收购身份证，多得拿麻袋装。由于发行方式本身有问题，投机变成了疯狂，加上中间出现舞弊行为，导致发生“８·１０事件”，的确后果比想像的要严重。最后中央追查，发了一个通报，副市长张鸿义负直接领导责任，市长郑良玉负主要领导责任，我作为市委书记负一定领导责任。后来郑良玉调走了，到江西当副省长，张鸿义去了香港中国银行。

８月１０日那天晚上，正好宴请陈慕华副委员长，我和郑良玉作陪。吃饭中间不断有人来嘀嘀咕咕，饭没吃完郑良玉就被叫走了。吃完饭了，别人告诉我说出事了，股民上街游行了。一听，来不及去办公室，急忙赶到传达室，与郑良玉、张鸿义、李海东几个市领导一起商量。游行队伍很快就到市政府，信号弹都打起来了，他们群情激动，秩序相当混乱，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怎么办？大家一时束手无策。我说，没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把明年５００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因为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为什么？因为我们决策有错误，股票发行本身有缺陷，买股票没有任何风险，稳赚不赔，利益使得他们急红了眼。有人怀疑，说这个办法行吗？但更好的办法又提不出来。我就说，这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人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决定以后，连起草文字都来不及，草草写了几条，拿到广播车去广播：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５００万张抽签表，明天还在原来地点卖。结果，游行队伍一听呼啦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队去了。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当晚召开局级以上干部开会，安排所有的机关干部第二天都到销售点去维持秩序，再发生舞弊行为，追究领导责任。后来又想到一个环节，抽签表能赶印出来吗？赶快找人民银行行长来问，他了解一下说，恐怕印不出来。我下死命令，无论如何明天８点前必须印出来！他考虑一阵子说，那就减几道工序，早上８点前印一部分，１２点前印一部分。一切部署完毕，大概凌晨一点钟左右，罗干同志来电话询问“８·１０”情况，我把整个过程如实报告，说已经平息了。过了一会儿，丁关根同志也来电话询问，我又报告一番。又过了半小时，李鹏同志也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向他报告，我们动用明年股票发行额度，事情已经平息，股民都去排队去了。我告诉他，当时我们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就是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都可以。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凌晨两点多我回到家里，刚躺下，省委书记谢非来电话，我又报告一番。一夜就这样过去，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件事了。事情发生在小平视察南方不久，如果冲击边检，冲击机关，出现重大冲突与流血事件，怎么向中央交代？事后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请示汇报，也死定了。现在看，那时只有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第一，要有科学态度，准确的分析判断，按正常程序要请示，如上头一时不批，你也没有办法。第二，敢于负责任，当机立断，自己落处分就处分，国家不能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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