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道路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他能在大海里一边欢快畅游，一边和同伴“言笑宴宴”，一个小时下来，“胜似闲庭信步”。他既能在网球场上快速“移动”接球，也能潇洒挥动高尔夫球杆，仿佛不经意间准确命中目标，还能敏捷地腾挪跳跃踢毽子。

他，是一位76岁的老人。

不过，这是一位不寻常的老人。

早在1956年，当时年仅27岁的高尚全就提出“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的建议。此后至今的50年里，他一直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屡屡发出各种“新鲜言论”。他历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和筹委会委员。现在，他在学术领域依然活跃，担任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等多个职务，并多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

在对“十一五”规划建言献策时，高尚全直陈观点：当前中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是经济体制发生根本转变、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消费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时期。“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应把政府治理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

“我一年中至少有1/3的时间在外地。”高尚全笑着自称“闲不住”，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经常下到基层去进行调研，也常参加或主持各种论坛，还得飞来飞去到几所高校去给学子们“传道解惑”。

计划经济和“8吨文件”

1956年10月23日，这是一个让高尚全印象极其深刻的日子。当时，高尚全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研究室工作，专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

10月23日，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招待所格外热闹，原来这个规模并不大的招待所里居然“宾客如云”，住下了1440个人。

年经的高尚全十分好奇，为什么会来这么多人呢？打听的结果让他十分震惊：这1440人全都是机械部下面企业的工作人员，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此，只有一个目的：伸手要人要财要物。

“企业没有人了要找部里来，没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没电了，没煤了，或者产供销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要找部里。”这种现象深深触动了高尚全。他不禁开始思考，为什么企业无论面对什么事情都要找部里？

苦苦思考之后，高尚全得出结论：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凡事都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则通过指令性计划和发文件、开会来运转经济。当时，高尚全调查了机械部的二局，一年内下发的文件居然消耗了8吨纸。

“这种体制怎么行呢？难道企业盖个厕所也要打报告等待批示？”高尚全立即开始着手调研，随后写成调研报告《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发了高尚全的报告。

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高尚全的“新鲜言论”日益增多。

1984年，他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工作中，提出了“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的观点。

1987年，他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针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僵化的以行政指令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式，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原载198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1993年，“应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概念”的建议被吸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1997年，参与起草党的十五大报告，“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要致力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等建议均被吸收进十五大报告中。

另外，1996年，高尚全在主持香港特区筹委会经济小组工作时，曾担心香港在金融上出问题，从而影响香港回归祖国。他极富预见性地提出密切注意国际汇市动向、防止国际游资冲击港元的对策建议，得到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并及时批示有关部门采取积极对策。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体制不适应经济发展形势，政府开始简政放权，把14个权力放给企业。”高尚全高兴地看到，企业如同长大成人的孩子，开始“独立自主”地在市场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离开父母在外闯荡的孩子尽管面临更大的压力，却同时获得了更大的动力。

不过，在高尚全看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一些弊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目前政府仍然管了不应该管的事情，同时政府应该管的事情还没有管好。”他决心找出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

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二三”

“这是改革不到位的重要原因。”经过长期思考和大量调研后，高尚全再次“语出惊人”：在继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着力于为创造财富来营造良好的环境。

2000年，高尚全开始系统提出，目前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

“在我看来，政府职能的本质，归根到底是服务。”高尚全认为，当前必须转变政府职能，万能的政府应转变成高质高效的政府，具体来说就是“越位”的要退下来，“缺位”的要补上去，“错位”的要改过来。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高尚全应邀列席。会上，高尚全提出6条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建议“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或重点”。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

2005年11月，中共中央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

到底该怎样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呢？高尚全认为，就是把过去管制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把过去无限的政府变成有限的政府。他把自己的思考概括为“解决一个矛盾，搞好两个服务，创新三个理念”，即解决人民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公共服务同公共产品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今后政府应把主要精力和主要财力都集中到满足公共需求，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政府要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为人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持久、和谐的环境；三个理念则是坚持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坚持“非禁即入”鼓励创新，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凡事都要经过允许、审批才能干的理念，坚持依法行政并完善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

三个理念的诞生和高尚全去北欧访问的一次经历颇有关联。

前几年，高尚全在访问北欧时，有一次专程觅到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老板来自浙江青田，出生于上海的高尚全见到老乡自然非常高兴。闲聊一会之后，高尚全将话题导入了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他问老板，比起在国内，在北欧办企业的感受如何。老板回答说，这里不仅方便多了，也容易多了；在国内要办个企业，不知要跑多少部门、盖多少图章，而在北欧一概不用，“想送礼都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但有一条例外，如要经营药店必须经过政府审批，“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其他为了谋生的经营我只要按照他的法律照章纳税就行了，不用去磕头”。老板的回答让高尚全感触很深。

对于当前学界争论激烈的“效率与公平”问题，高尚全也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有人说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结果扩大了差距，现在要倒过来变成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样行不行？我说不行。”高尚全认为，效率与公平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不能混淆起来。既然大力提倡搞市场经济，就不能不讲效率。计划经济时代，每人一个月3两油、半斤肉，但老百姓显然不满足于这样的公平。

在高尚全看来，“只有在效率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更好的公平，要进一步提高效率，也要更加注重公平”。当前社会中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必须关注，政府应该通过公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2005年8月9日，高尚全在对“十一五”规划建议建言献策时提出，“十一五”时期要尽快解决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二天，这一建议就被国务院领导批示并转给国家发改委。　　　　

推销椰汁和创办中改院

1990年，身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应邀到海南去进行调研。半个月之后调研结束，高尚全打算飞回北京。但是，他却被当时的海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热情“截留”了，“你不能走，先把意见留下，海南到底应该怎样改革开放”

高尚全很快拿出了10条意见，认为海南必须依靠热带资源、海洋资源和旅游资源三大优势来打造“海南”品牌。在高尚全看来，海南必须全力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在全国乃至全球叫得响的品牌，就像可口可乐、雀巢咖啡等品牌一样能让人印象深刻。

首先，高尚全的眼光落在了极具热带风情和汁液甘美的椰汁上。从此，椰汁就像海南的一张名片，让全国人民都记住了并喜欢上了它。

不过，如何让海南的椰汁走出海南，面向全国呢？高尚全认为首先要占领首都市场，要占领这个市场首先要进入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让全国人民品尝国宴饮料。他生平第一次当上了“推销员”。

后来海南省邀请了一批学者和企业在钓鱼台国宾馆，让他们与椰子榨成的纯天然椰汁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小小的椰子“就这样将大家伙征服”，此后又一路顺利地进入人民大会堂，成为国宴饮品。现在，椰汁给海南创造的年销售额达到数十亿元。

高尚全给海南打造的第二个品牌是“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这是他10条意见中的第7条意见。

“过去的研究院都是官办，伸手向国家要经费，我们在海南应该用改革办法来创办一个研究机构。”在高尚全的构想里，这个研究机构人数不多，但效率很高；专职人员只能占极少比例，但要把全国各个领域学术成就最高的专家“一网打尽”，让他们成为中改院的专家网络，经常就国家经济领域里一些重大宏观的话题进行探讨，有些意见最终形成报告被递交给国务院。

1991年，中改院在海南顺利创办。如今，中改院的专家网络显然已不仅仅局限在国内，国外的众多专家也被“网进来”，而中改院也逐渐走向全球。中改院建院以来共举办了56场国际研讨会，对2005年中国改革攻坚形势和趋势、社会再分配、政府转型与和谐社会等重大话题进行研讨。

“这是小机构，大网络。”高尚全对用改革的办法创办的中改院颇为满意。

“荣毅仁是我的好学长”

“他是我的好学长。”在回忆起和荣老交往时光时，高尚全发出由衷的感叹。

高尚全印象中的荣毅仁，不是人们心目中高高在上的国家副主席，而是一位比自己早15年进入同一个学校的亲切学长。

荣毅仁191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高尚全则是1929年出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两位从未见过面的校友在70年代末先后来到北京，并逐渐结识。

“我们那一届是圣约翰大学的最后一届。”高尚全告诉《第一财经日报》，1952年9月，教育部决定进行全国范围的高等院校系科设置调整，圣约翰大学的各院系分别被并入相关院校，这所创建于1879年的教会学校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不过，大学时代的美好记忆却一直留在这对师兄弟心中。

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荣毅仁辞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开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一职。就在这段时间内，高尚全作为小师弟，曾两度前往荣老家中去谈天说地。

“他没有什么架子，非常平易近人。”高尚全至今清晰记得，有一年中秋前后，他到荣老家去拜访。刚刚坐下，荣老就兴致勃勃地让人端上自家厨师做的月饼，并笑着说“这是外面买不到的，一定要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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