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的勇气与遗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总结经,统一认识，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便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故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在建国后比较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国情，坦率承认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并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一次重要会议。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复杂原因，这次会议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今天，当我们重新回头来看这次大会时，会得到许许多多的启示。

　　如果追溯到1960年和1961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共领导人是带着困惑与思索走进七千人大会的

　　“大跃进”后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1960年8月，国家计委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然而，这时党内对形势的困难程度的认识，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大跃进”后的严重困难，主要表现在农业和工业上。而农业的困难又是第一位的。农业的困难，最突出的，又表现在农村劳动力缺乏的间题上，它已成为制约农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大难题。中共中央指出:“如果不立即改变目前农业生产战线劳动力既少又弱的状况，那所谓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所谓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都将变成空话”。由此要求各地“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挤出一切可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农业缺乏劳动力的严重状况。”对工业困难，仅就钢铁生产一项，便可见一斑。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其中说到: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从11月21日起，钢、铁、煤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

　　到了年底，党内许多务实的领导人对客观和主观上的双重困难在认识上更进了一步。12月12日至14日，周恩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剖析“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间题时说：我们做了错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经验不足。今后必须慎重，要很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述说．许多错事中．人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周恩來在这里提醒人们，这种认识是我们走出困境的思想前提

　　为缓解农业减产带来的严重困难．根据陈云的建议，中共中央不得不决定从1961年起进口粮食。此事由周恩來负责具体实施．我国建国11年来，每年都出日镇食，从未进口过粮食．这年被迫进口粮食达500多万吨。

　　1961年4月3日．周恩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说：如果我们不承认有”暂时性、局部性的困难’',光讲“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是不全面的。‘成绩是伟大的．但是．总还有局部性的、暂时的困准．和某些工作上的缺点。对于困难．大家是很清楚的”。

　　为进一步摸清情况．3月间．周思来赴河北邯郸地区调研。在邯郸农村．他发现问题更加严重，群众的积极性和体力、畜力巳遭到严重的破坏．为此．他向毛泽东提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周恩來在会上讲话时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中．许多领导人的精力并不是集中在建设上，'‘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脑子就热了，四大指标都搞高了，钢铁翻一番是勉强上去的．粮食说是丰收．实际上把库存都吃光了”。他点明．大跃进以后的“大办钢铁”所带来的后果是破坏了生产关系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爱护主席．有了困难就要告诉主席。现在．党内有一种不好的空气．好像讲困难就是泄气”。周恩來一方面指出了一些人宁左勿右的思想．另一方面充分估计到了困难的严重性。

　　5月31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沉重地提醒人们：虽然今年农业形势已有好转．但是粮食形势还在继续紧张．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1961年至1962年度粮食形势将继续紧张。

　　面对如此紧张的形势，周恩來提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三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不要五个人吃。

　　为克服困难，做好工作，8,9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针对粮食困难，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1961年到1962年度粮食工作的几项规定》和《1961年到1962年度调拨、购销计划的说明》，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动员起来，根据城乡兼顾的方针，及时征购，同时安排，踏踏实实地做好粮食分配工作，保证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和粮食调拨计划，加速压缩城市人口，减少城乡粮食销量，切实安排城乡人民生活，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迫切的重大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

　　鉴于当时粮食的紧张状况，会议期间，周恩來约有关方面负责人仅谈粮食问题就有十几次之多。农业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会议结束后，周恩來在下庐山途中访问了星子县五里公社玉京大队，亲眼目睹群众的困难生活，他鼓励大家说实话:“不要怕，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现在是困难时期。”又说:“只要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光景一定会好起来!”带着这种沉重的心情，他下到南昌，在饭桌上应邀与江西省委负责人干杯时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增加外调粮3亿斤”。周恩來清楚地知道，江西稍好一点，这显然是国家粮食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

　　9月28日，中共中央召集民主人士座谈会，鉴于民主人士提出1许多疑问，周恩來耐心地作了回答。

　　在回答“三年农业灾荒是否这样大”时，他肯定地说:是这样大。今年大于去年，不过工作比去年改进，所以农村情况好于去年”。

　　在回答“困难到底要继续多久”时，他坦诚地说，走出困难时期，要看农业的收成和生产的发展，计划从今年起，如果没有意外的特大灾害，在两三年内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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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开好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于1961年12月20日至1862年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周恩來在会上说:“总的还是那四句话:形势已在好转，农村先于城市，困难仍然很多，城市大过农村。”针对当时干部中存在的松劲畏难情绪，他表示:尽管三年来我们工作有错误，造成很多损失，但是要看到成绩是主要的。“就是到了七千人的干部会上，只是鼓劲还不够，还要统一思想。”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改变了会议的开法，并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刘少奇则在讲话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1962年1月11日，由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按中央决定，刘少奇向大会作主题报告。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本来要先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然后再提交大会。但毛泽东对报告稿不是很满意，便向刘少奇和起草委员会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一开始便把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稿印发全体代表讨论，至24日，用13天的时间广泛地征求了意见。正像毛泽东对代表们所说的，“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根据大会各分组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报告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从而形成了报告第二稿。对这一稿，毛泽东较为满意，他后来在大会上对所有与会者说:“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

　　在第二稿的基础上，1月25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交的报告。刘少奇在会上强调:从1958年以来，我们发生了这样多的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1月27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正式印发与会人员。

　　报告点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还提到:“由于农业减产，1961年我们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520万吨(105亿斤)粮食，这是全国解放以来没有过的事情。1962年，我们还需要进口400万吨(80亿斤)粮食。显然，中共中央的这一决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到困难的极点是不会如此的。因此报告提醒人们要正视困难，“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

　　细心的人会发现，报告在反映刘少奇个人对形势的看法方面，是有所保留的。同日，刘少奇按照毛泽东“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的意见，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首先讲了“关于国内形势间题”，这里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对困难形势及其出现原因的看法。

　　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对困难出现的原因，刘少奇分析得更为坦率: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一条是“人祸”(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两个原因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刘少奇认为，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举例说明有些地方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对缺点、错误与成绩的比重，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

　　应该说，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困难形势的估计比书面报告更进一步，但是，仍未彻底解决对形势的认识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仍认为，处于次要的、第二位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改正，已经过去了，“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这一认识显然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即使这样毛泽东是否同意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对形势的估计呢?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对这种估计是有不同看法的。1966年8月5**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_中批评了“1962年的右倾”，所指的“右倾”应该说是包含七千人大会前后对形势严重性的这种认识的。

　　会议原定1月底结束，大家可以回家过春节。可是到29日，许多人反映还有话没有说完，心中憋着一肚子气。甚至有人反映，小组会上有压制民主、不让讲话的现象。为充分贯彻民主集中制，当天毛泽东到大会上讲话:“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

　　他向大家推荐了这样一个办法，不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毛泽东还严肃地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

　　1月30日，毛泽东主动代表中共中央承担责任:“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2月3日，周恩來在福建组会议上，从几个方面表明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既唯物又辩证的态度，他提出，检讨的原则是:“肯定成绩，前途光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检讨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出气和上下通气，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的目的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同一天，朱德在山东组任会议上讲话．谈了自己对经济建没的看法：“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大计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也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朱德的讲话．表明他对形势深深的忧虑。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就‘党的问题”讲话时也讲到：“目前我们党的生活是有严重缺陷的"。“过去几年中．中央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计划指标如果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那就不会发生过重、过死的问题”。

　　林彪对毛泽东在如此境遇下的心态十分理解．他把最近几年造成的困难．说成是“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后来毛泽东在修改他这篇讲话时说：“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实际上．这是会后给政府工作留下的艰巨的后续任务：因此．在2月7日的闭幕会上．周恩來一方面从政府工作角度替大家承担责任：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欲速则不达’。”他决心把调整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来抓。首先“精兵简政”。党政机关．首先要裁并机构，“拆庙”，同时“搬菩萨”。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当天，周恩來便与邓小平商定，次日再召集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举行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有关粮食间题和精简工作的文件。以期加大调整工作的力度。

　　七千人大会后，困难时期并没有过去。刘少奇和周恩來等人对形势不怕说“漆黑一团”，却有了剑“黑暗风”的嫌疑。阶级斗争和经济工作又一次搅在了一起

　　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共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分赴各地视察，毛泽东于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到湖北、浙江等地;朱德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等地。刘少奇、周恩來、陈云、邓小平等人，则留在北京全面主持中央的调整工作。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经济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的情况，发现当年预算中仍有五十亿财政赤字，认为当前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重。对这一点，刘少奇在会上坦率地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良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为此，他果断地提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他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过去，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对刘少奇所主张的“透够底”和“揭问题”的办法，恐怕毛泽东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从夏天以后毛泽东所表明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

　　针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形势，陈云在会上提出克服困难、应付非常时期的一系列重要办法，明确地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体上要五年)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主张“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间题”。刘少奇还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由陈云更充分地讲一讲经济情况和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久，经刘少奇提议，请陈云出山，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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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月8日的财经小组会议上，周恩來是这样说的:“讲到经济形势，就应该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的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少奇同志说把困难估计足够，比估计不足要好得多，就是多说一点困难，也没有多大害处。”他认为，这几年由于瞎指挥和技术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使工业生产力遭到一些破坏。从各种情况看，农业的全部恢复，可能五年还不行。“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180度的大转变。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

　　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3月16日，周恩來和刘少奇、邓小平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等有关情况。毛泽东基本同意其他常委关于当前财经情况的意见和所采取的措施。3月18日，刘少奇、周恩來等人回到北京，当天中共中央批发了陈云、李先念、李富春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批示中重申:“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毛泽东所说“中央小型会议”(常委工作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为引起党的高级干部对困难形势的充分认识，常委们多次强调了困难的严重性。在解释“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时，周恩來说: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还说: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

　　邓小平在11日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当前工作中的间题我们还认识不够，有一些间题还要研究”。

　　会议作出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会议基本同意周恩來、李先念提交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

　　会后，周恩來派李富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草稿。毛泽东同意周恩來等人在报告中提出的调整方针。但是，与西楼会议一样，这次会议毛泽东仍未在场，会上过多地讲困难，恐怕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來、陈云等人是有分歧的，这也是后来周恩來作带有检讨性的解释的一个原因。

　　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來去东北，李富春去华东，李先念去中南，薄一波去华北，分别进行调查研究和督促调整计划实施的工作。

　　应该说，在中共领导亲自带头下各级、各方面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为党的领导机关了解实情、作出正确的决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1962年是个极不平静的一年。就在这年的夏秋之季，印度军队不断向我进攻，中印边境形成“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班禅向中央写了一个反映西藏和其他藏区问题及群众疾苦的意见书(后来简称“七万言书”);在困难形势下一些人产生了畏难情绪;“还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企图利用我们经济生活中的困难，进行危害人民的活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群众和党政干部之间矛盾尖锐对立的情况，……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渐渐地，人们又开始把视线由如何扭转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转向对阶级斗争的高度警觉。这是党内对形势认识出现较大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

　　夏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8月6日，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便提出三个让与会者颇费思索的问题:(一)阶级: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二)形势:国际形势究竟怎么看，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个问题。但毛泽东在讲到形势间题时，认为党内(包括刘少奇、周恩來、陈云等人)春天对国内经济的困难形势估计得太严重，是刮了一股“黑暗风”。毛泽东认为春天以来一些领导同志把困难形势看成一团漆黑了，使党内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发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在9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黑暗风”等三风，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决策重点发生重大的偏离，以至为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能不能认清形势，是能不能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归根到底一条，是要彻底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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