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改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中国体改研究会的讲话

——2004年11月2日高尚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第四届六次会议的讲话

刚才安老讲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讲的都是重大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的改革有重要意义。要我做总结，实际上大家前面都讲得很好，已经做了总结，我这里做一些补充。

大家反映这次会议开得不错。一是年会和论坛相结合，丰富了年会的内容，提高了年会的质量和影响力，二是年会和论坛主题都很突出，大家围绕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讨论各项改革。三是这次会议虽然只有一天半时间，但是信息量很大，从各个方面提供的信息，对于我们今后改革和发展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下面讲两点看法。一是如何提高对关键时期改革攻坚阶段的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全社会来说，还没有很好的解决。为什么我们现在处在关键时期？这方面大家谈了不少。

从改革看，我们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能不能转变好，现在是关键时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了，但是要完善，要彻底地清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这个任务仍然十分繁重、艰巨。现在改革的特点是，改革已经不能普遍增加各个群体的利益，有的既得利益群体甚至要失掉已经得到的部分利益。比如政府职能转变，势必要精简机构人员，削弱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难度很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必然会打破一些行业和它的主管部门的垄断地位，这个阻力也是很大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导致失业的增加，并且引起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变化。因此深化改革的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我们要看到这一点。

从发展来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正处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实行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是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就业、人口、资源、环境等等压力加大了，也是消费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社会需求的升级越来越多样化，消费结构向着发展型、享受型升级，人们对休闲、教育、文化、医疗、保险的消费日益增加，老龄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容易引发某些人的心理失衡和利益冲突。

从社会来看，现在是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多元化的主体正在形成，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最终要落实到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利益主体上，一部分群体，比如说下岗工人、失利的农民产生了挫折感，一部分官员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因此在这个时期如何防止各种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就成为关键问题。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这个时期我们已经走出了低收入的行列。根据国际经验表明，人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的时期，有两种可能，一种向黄金时期发展，一种可能是社会的动荡，刚才安老也到拉美现象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要避免“拉美”现象，要走向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因此，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所以我们要提高对关键时期的认识，改革处在攻坚阶段，这点中央文件上也都讲到了。所以我们在思想上应当把改革作为解决当前矛盾和长远发展的一个根本动力，把改革作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所以不能认为改革已经搞的差不多了，应当说改革是无止境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无止境的。即使到了2020年或者是2050年还是有改革任务，因为从理论上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不断变化的，不断调整的，生产链和生产关系是不断变化的，需要适应，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改革没有止境。从现实情况来看，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已经搞了市场经济多少年了，还出现了安然事件，说明它还有很多的问题，还需要继续改革继续完善。

所以，我们应当树立这样的思想，在改革的组织上应当通过制度安排建立协调机制，保障改革方案的实施。不能认为现在改革部门可有可无了，用不着了，靠部门就可以了，这种看法太简单，既然是关键时期，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组织上的保障呢？所以我说现在我们新组建的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应该把改革作为一个重要的特殊的任务。因为你靠部门改革，实际证明了部门往往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部门，它不可能通过自身完成改革，它没有这个动力，它想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改革的难度就很大。所以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协调机制，建立一个制度安排来推进改革的顺利进行。我觉得应当加强这方面的认识。

另外在各项工作安排上要把改革放在特殊的位置，我们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应当把改革作为重要的任务放在特殊的位置，但是现在有些部门、有些政府认为改革已经完成了，都是讲发展，这和改革处在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是不适应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如何加强改革的理论研究，不能认为改革的理论研究可有可无，我们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改革有重大进展，必须首先在理论上有重要突破，1984年中央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使得改革全面展开，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了。改革提出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什么是市场经济框架，怎么建立起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在理论上突破了以后才有大发展，所以我们应当把理论创新、理论上的突破及加强理论研究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和宏观调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恐怕达成的共识还不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我们十四届三中全会做的定义，就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这是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表述。十四大的时候基本上差不多，十四大的表述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市场起基础性的作用。十四大多了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后来十四届三中全会去掉了这四个字。去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时候，原来一开始也有这个提法，我觉得这个提法应当有所创新，我们应当还是与时俱进，所以我提出来了。因为这种市场经济表述就是把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前提条件，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任务，这是第一。第二，配置资源的主体是谁？这样的表述主体好象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第三谁代表国家？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国务院说当然我代表国家，但是到了省市，当到了地区，到了县里都是代表国家，大家都来代表国家。而且宏观调控新的手段不熟，老的熟门熟路，往往把计划经济那一套，行政控制那一套又搬出来了，认为宏观调控就是要砍项目，就是要压缩，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应当重新研究这个理论。所以我提出要从源头上来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的问题，这个源头就是要从理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宏观调控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虽然宏观调控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从发生的问题上可以看出我们没有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十五大的时候提出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很正确的，是个重大的突破，把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制度，而且是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存的，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我认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一是我们国有经济的布局还要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还要退出一些不适合国有经济的部门和行业。二是非公有制经济还要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三是外资要进来。四是收入分配的格局要发生变化。所以个人的财富增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现在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全社会的财富是38万5千亿，国有资本是11万亿，现在个人的金融资产已经达到12万亿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所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会发生变化，因为国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在党的文件里有表述，就是公有制在量上要占主体、占优势，那么这个优势起码是51％，我担心是不是会变化，因为既然是个动态的概念，它是会变化的，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提出来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扩大公有制的含义，把股份制塑造为公有制的内容，这样的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可以保持，如果这样不行，采取第二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与时俱进了，把主体地位改为主导，以公有制为主导，即使公有制占50％以下也是可以主导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来探讨。

第三，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现在我们讲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样一个定义，那么国有经济不能退出，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你退了不就削弱了吗？这个问题我们怎样来认识，有几种现象怎么解释的问题，比如说如果这个理论作为指导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那么有些现象怎么解释？我举的第一个例子，比如说浙江的问题，浙江国有经济不到10％，那么应当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很薄弱的，只有不到10％，但是浙江的经济发展很快，走在全国的前列，大体上是第四位了，人民很富裕，社会很稳定，浙江的现象能说不是社会主义吗？当然不能说。所以我到了浙江就提出了民本经济的概念，因为创造财富的主体从政府转向老百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老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主体摆正了，创造的财富就多了，人民就富裕了，社会就稳定了，经济就发展了，老百姓得到实惠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国有经济少就不是社会主义。第二，我们再从苏联垮台来看，苏联垮台的时候它的国有经济占90％以上，结果照样垮台了，说明他的国有经济没有支撑社会主义制度，说明它的90％的国有经济比重没有支撑苏联共产党的继续执政，这个现象怎么解释？第三个事例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的国有经济比重大体都占30％左右，这样高的国有经济比重没有人说它们是社会主义。第四，我们再来看看越南，越南改革以后非国有经济比重大大降低了，我们大概比他高20个百分点，你说越南是不是社会主义呢？所以这些现象我们怎么样来分析？怎么样来正确对待这样一个理论？要不要与时俱进？

关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我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时候，也讲过这些意见，中央领导同志也听过这个意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需要继续探讨。

最后我想讲一下今后研究会的工作。去年在北京开年会的时候，我讲过三个不变，就是说研究会这样一个机构不变，研究会的年会不变，每年开一次，研究会和各地的研究机构的联系不变。那么现在看来没有必要变化，还是不变。去年在盛大的宴会上，我们改革战线的老同志说，这不是研究会的最后的晚餐，因为前面讲了我们改革处在攻坚阶段，改革是处在关键时期，我们没有必要取消这个机构，还应当加强这个机构。我们开这次年会之前，我看到表上有一些省市的研究会没有了，所以我建议要加强跟各地发改委的联系，我想发文件是不容易的，但是写封信总可以，所以我们用研究会的名义跟各地的发改委的主任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三个意思，就是体改研究会的主管部门是发改委，我们介绍了体改研究会的情况。第二是希望各地在机构变动的时候跟我们体改研究会的联系不要中断了。第三是希望发改委的主任来参加我们的改革论坛。讲了三个意思，这个信发出去了。因为我们担心新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往往不是原来体改部门的，也许他会认为没有必要再互相保持联系了，所以我们发了这个信。信的意思也很明确，我们希望各地在机构变动当中，保留体改研究的机构。但是体改研究会仍然面临着生存和发展问题，李罗力副理事长介绍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机构怎样生存，怎样发展，怎样面向市场经济？怎样通过在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当中来生存、发展、壮大自己，确实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关于明年年会的主题和地点，我们希望和各地研究机构取得联系和进行协商以后再和各地的研究机构联系。我们也希望各地研究部门有条件召开年会的，希望在那里召开的，可以跟我们联系。最后我想代表研究会对会议作出贡献的深圳市人民政府、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商报，各个媒体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我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第四届六次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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