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中国经济学60年的六大进展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6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共和国，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经过60年的发展，国家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全世界公认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目前已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8年人均GDP已达3300美元。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预计再过4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一方面，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和经验的大量积累，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中国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中国经济学在现实需求的推动和良好环境的鼓励下，在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实践中，呈现出百花竞开的一派繁荣景象。

以下是根据笔者的研究和观察，以及50多年亲身参与一些经济学热点问题讨论的体会，概括出中国经济学主要是理论经济学60年来的六大进展。

第一节  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经济学的第一大进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辟和形成了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怎样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样必须很好地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才能成功。这一点，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都是明确的，并一贯坚持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的探索是成功的，有的探索是失败的。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检验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经过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客观规律和中国实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经济理论体系。

先说失败的探索。这包括1958年开始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否定商品生产与等价交换的一平二调，1958-1960年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利润挂帅、按劳分配和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新中国成立头30年一次又一次用阶级斗争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经济陷入困境等。更多的是成功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是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1959年毛泽东总结一平二调错误后提出价值规律是"伟大的学校"，20世纪50年代陈云、孙冶方、顾准、于光远、卓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市场调节作用的远见卓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速度和比例、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热烈讨论和探索。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发展是硬道理和三步走发展战略等伟大构想；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1世纪头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根本转变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和农民工问题、收入分配关系问题、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具体道路问题、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问题、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问题等，也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论证和智力支持。通过以上成功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繁荣和发展了中国经济科学。

为什么有些探索是成功的，而有些探索是失败的？经过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我个人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你的探索是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展阶段。过去许多失败的探索，都是因为不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超越客观实际，结果欲速则不达，碰得头破血流，只好回头是岸。而所有成功的探索，则都能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脚踏实地地解决实际问题。

举一个现在看来最简单的例子。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在所有制关系上就一直存在超越阶段的冒进问题，在城市和农村都一再搞"一大二公"，非公有制经济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受到排斥。稍有露头，就会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砍掉。其实，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实现全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阶段。由于中国经济还比较落后，城市和农村有许多劳动还是手工操作，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所以，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需要包括个体、私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发展，以调动各方面力量，尽快走出贫困落后状态。马克思有一段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1979年改革开放后，先是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就逐步消除了前一段时间所有制结构上超越阶段做法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2008年，光是个体、私营经济吸纳就业就达1.37亿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城镇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人员比例从1978年的0.2%增加到2007年的75.7%。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个体、私营企业平均每年净增工作岗位420万个，占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的58.7%。参见《北京日报》2008年11月4日。个体、私营企业加上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已成为我国增加就业岗位主渠道，可见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获得广泛共识，邓小平起着关键作用。1980年4月，他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8月，邓小平又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传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79年，苏绍智、冯兰瑞率先发表文章，坦言中国并未真正建成社会主义，中国"还处在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参见苏绍智、冯兰瑞《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20世纪80年代初专门写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于光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这本书于1997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的专家论证委员会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2008年，于光远还回忆说，"1981年我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主张要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写入文件，以便更深刻地认识走过的弯路。当时有的同志不同意这样做，还发生了争论。但最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还是写进了文件。"于光远：《背景与论题：对改革开放初期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回顾》，《经济科学》2008年第6期。

正是由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大家对中国的最基本国情有了准确的把握，并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出发，我们党终于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影响面最大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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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理论经济学的第二大进展：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第一大热点，其突出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新中国成立以来讨论最为热烈、争议最大、发表文章最多、成果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1956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一文后，经济学界绵延50多年研讨的第一大热点。

说它是第一大热点，有以下几个理由：

（1）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1959年）和第二次（1979年）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其主题都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问题，实质是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

（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学家形成不同学派，首先是以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不同观点来区分的。如孙冶方是价值规律的宽派、于光远和卓炯是商品生产的宽派、骆耕漠是商品和价值的窄派等。

（3）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家争论最多最尖锐的是坚持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改革还是反对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改革，这一争论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

（4）中国经济学界新中国成立以来研讨的最突出的成果，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一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宝库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学家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大阶段。

改革开放前可以概括为探索时期，主要是从1956-1964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活跃，不少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频频向主流的传统经济理论挑战，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和主张。当时常常处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和破坏很大，一些经济学家挨批，蒙受不白之冤，严重影响理论探索，真知灼见受到压抑。尽管如此，以下一些经济学家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

1956年，孙冶方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鲜明主张。参见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1957年，顾准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设想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即通过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参见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959年，于光远认为，凡是加入交换的产品（只要在交换中要比较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依据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进行），都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几种交换关系，都是商品交换关系。参见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962年，卓炯（于风村）提出，商品经济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就存在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矛盾，还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参见于风村《论商品经济》，《经济研究》1962年第10期。

1963年，孙冶方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的指标。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的就是先进企业，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提出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如陈云在1956年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作为补充；参见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36页。

好景不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过去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均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受到无休止的口诛笔伐。与此同时，"左"的一套经济理论也在发展，比如，毛泽东1975年初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参见《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就是从经济理论上阐发一套比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要片面的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总之，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理论的大倒退。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即开始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一套"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学界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思想异常活跃，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与讨论热烈展开，涌现出大批有价值的成果，并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上得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确认。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实现的。大体说来，第一步是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第二步是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第三步才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第一步，改革开放初期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其标志性举措有：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会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由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全会建议国务院做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额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做相应的提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尊重农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放开小商品和一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利用外资，建立经济特区；扩大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等等。这些改革开放的措施，使国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广大干部和群众都亲身体会到市场机制的神奇作用。

经济学界也迅速行动。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1979年4月在江苏无锡市举行了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主题是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参加讨论会的有300多人，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大会发言，会议收到论文上百篇，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观点，包括：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调节的作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编《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竞争是其内在机制。参见孙尚清、陈吉元、张耳《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企业是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主张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80年1月，蒋一苇进一步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参见蒋一苇《企业本位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对现有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需进行改革，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编《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总之，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按价值规律办事，是1979年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讨论会的主调，对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起着先导的作用。

第二步，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这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决定性步骤。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就有一批人写文章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反对态度，争论是蛮激烈的。比如，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参加起草工作的袁木等五人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针对近几年在经济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强调市场调节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主张提出批判。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作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的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参见彭森、陈立等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1982年8月，胡乔木批转了这封信件。自那以后，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在论坛上出现了不少批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文章，而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销声匿迹。但是，真理的声音是压不下去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冲垮了上述人为地制造的理论框框。1983年以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以其更强烈的现实背景、更充分的理论论证，重新登上中国的论坛，吸引着千百万人的注意。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多年的争论，做了总结，以党的决议的形式，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三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确立以后，经济学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继续探索。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应明确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化改革。内容包括：企业应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建立和发展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要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1986年，有的文章认为，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模式，主线是国家掌握市场（即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市场参数调节供需，实现对市场的"领导权"），市场引导企业，或者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参见李成瑞《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若干问题》，《财贸经济》1986年第11期。1987年和1991年，吴敬琏等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即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新体制的框架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参见吴敬琏课题组《经济体制中期改革规划纲要》，载《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同年9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标志着对经济改革理论的认识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的推进，改革经验的丰富，而日益充实和发展。

需要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后，有的经济学家对市场取向改革表示怀疑或否定，主张从"市场取向"转为"计划取向"，调子最高的，是"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市场化"就是"自由化"，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参见吴敬琏、张问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载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由于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也由于1990-1991年邓小平几次讲话，明确指出不要以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等，这场理论争论不久就平息下去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而深化。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任务，要求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明确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党的十七提出了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政府、财税、金融、农村改革等任务。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论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深入人心。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利用外资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市场价格理论、公共财政理论、金融创新理论、社会保障理论、效率与公平关系理论、法治市场经济理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三农"问题，等等，经济学界都有深入研究，其中有些成果具有超前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和党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步步深入。举其要者有：1994年分税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1992年以后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20世纪末开展的以明晰产权为中心的集体企业改革，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以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以来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并要求逐步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先后整体上市，20世纪末开始的农村综合改革，近两年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等。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为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不够完善，还有不少改革攻坚任务有待完成。举其要者至少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尚未很好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环境尚未很好形成，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健全，垄断行业改革刚刚开始，宏观调控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收入分配关系远未理顺，社会保障体系相当薄弱，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亟待完善，对外开放有待提高水平和质量，市场经济法制体系远未完备，等等。今后要加大改革力度，力争到2020年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可以预期，随着改革攻坚的深入开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将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使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取得划时代发展。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与探索，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把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计划或市场，说成是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标志，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认识，完全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制订各种经济发展计划，调控宏观经济的运行。而实行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则因贬低和排斥市场的作用，窒息了经济的生机和活力，以致在和平经济竞赛中败北。事实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借助市场，才能重新活跃被指令性计划捆死了手脚的经济活动；只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当然，市场也不是万能的，需要有"看得见的手"如政府的宏观调控等，来纠正市场的缺陷，以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适应相互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今天，只有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振兴中华，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有效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以经济的辉煌业绩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与成熟，从而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

第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型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也是以论述从计划主导型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迄今为止，只有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的经验和规律性，最具有典型意义。揭示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规律性，将为当代经济科学增添新的篇章，从而丰富和发展当代经济科学。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全新的理论体系，既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为这一理论提供素材和养料，也需要经济学家的艰辛探索和理论概括，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和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真理被大多数人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在学术研究上真正贯彻"双百"方针，是经济学家们由衷的期盼。这也是防止扼杀真理、打击坚持真理者悲剧重演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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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理论经济学的第三大进展：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在探索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的同时，对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一、所有制理论研究

关于所有制理论研究方面，分以下三点论述。

（一）20世纪50年代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研究

中国1953-1956年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等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薛暮桥、苏星、林子力合著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当时经济学界着重阐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走的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独特道路，主要是引导个体农业、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方针。因此在短短几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文化大革命"后，有些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对此，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二）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放前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经济论坛上的主流观点还是斯大林的教条，即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低级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形成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在这期间，也提出了一些有创新价值的观点。

1.孙冶方1961年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是可以分离的，认为在全民所有制之下，"经营管理权问题应该代替所有制的地位而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财经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0页。苏绍智持有类似观点。参见苏绍智《试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

2.骆耕漠于1959年提出"大全民"中有"小全民"的独特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还包含有局部全民所有的关系，即在'大全民'所有之中还有'小全民'所有的关系。""这种大小全民的交叉关系，归根到底也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还不够高。这两点使代表全民的国家，对于它的地方经济组织和各部门经济组织以及基层的企业单位，还必须适当利用物质利益去推动它们努力管好生产，好像国家必须适当利用'按劳分配'原则（物质利益）去推动人们努力劳动一样。"骆耕漠：《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新建设》1959年第8期。

3.骆耕漠1957年提出集体所有制是"内公外私"的观点。他说："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毕竟是一伙人一伙人的公有，它们并不是全民所有；--我认为甚至还可以这样说，那一伙一伙的集体公有制经济是'内公外私'的，即它对内为公有，对国家就比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企业和个人对国家还含有更多的'私的残余'。"骆耕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三）改革开放后30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有一系列重大突破。

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认为在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必须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早在1979年就针对当时全国城镇待业人员已达2000多万人，影响社会安定的实际情况，勇敢地提出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广开就业门路的重要建议。明确提出："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绝种，有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参见《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出版社1996年版。他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倡导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是：在公有制推进改革的同时，体制外个体私营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生长点和吸收就业的重要渠道，使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到2007年，中国私营企业达551.3万家，从业人员7253万人；个体户2741.5万户，从业人员5496万人。2008年，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创造了5.18万亿元产值，比上年增长6.5%；就业人数达到1.37亿人，比上年增加近千万人。其中私营企业657.42万户（含分支机构），实有注册资本金11.74万亿元。参见《中华工商时报》2009年2月24日。

改革开放30年实践证明，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确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就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指明了方向。

其次，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认为股份制是公有制包括国有制能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经济学家提出，随着改革的推进，公有制将不只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目前出现许多形式"，"我们应该根据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来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而不是用现成的理论去套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参见何伟《社会主义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形式》，《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1日。

有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样性概念，指出，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还不是"一刀切"和"清一色"，而是一个多样性的复合结构，是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由集体所有制、联合所有制和其他公有制形式组成的，公有化程度由高到低的多层次、多阶梯的占有关系体系。这种公有制的复杂性是与生产力的不平衡与多层次相适应的。应从社会主义商品性再生产的运动中来考察各种占有关系的组合、交错和互相渗透，来进一步分析和揭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十分丰富的具体形态。参见刘诗白《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载《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发展股份制经济。这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中，大量的公有成分控股的股份制经济，应看成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经济学家对此争议不大。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各地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一般认为，股份合作制经济具有不同程度的公有性，其中以劳动者的劳动和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种新形式。

1987年，国家体改委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研究提出的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报告中，几乎都提出了从当时的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的建议，指出由于承包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的先天性弱点，因而企业改革必须朝产权关系重组的方向即股份制的方向发展。参见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编《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8年版。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有重大突破。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一种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十五大后，有的文章列举改革开放以来除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提出和实践的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有：股份合作制、社团所有制、租赁、委托经营、地方社团所有制、公有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乡镇村组所有制等。参见魏杰《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理论根据与观念创新》，载王珏主编《劳者有其股--所有制改革与中国经济论坛》，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论断，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大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说明我们已找到了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正确途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立论更为充分更为坚实了。

再次，国有大中型企业要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除农村外，全国几乎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城镇集体企业实际上是地方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而是他们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和算盘珠，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和经营，利润全部或几乎全部上交，职工工资由主管部门统一规定，企业吃"大锅饭"，职工捧铁饭碗，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企业没有多少活力，经济效益不高。

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在这前后，经济学界则从理论上论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应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经济利益主体。蒋一苇提出了著名的"企业本位论"。参见蒋一苇《企业本位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两权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理论、"承包制"理论等。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人们发现，光是放权让利没有约束机制会导致短期行为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一些经济学家撰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实行的承包制不能解决政企不分问题，不能使不同企业进行平等竞争，并导致企业短期行为，主张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代承包制。参见吴敬琏等著《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有的则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参见厉以宁《所有制改革和股份制企业管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第12期、1987年第1-2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此，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阶段。到21世纪初，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国有大中型企业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初步适应市场经济，竞争力逐步提高；大量国有中小企业，也已通过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经济继续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相当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围绕着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了股份制理论、现代公司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国有资产管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现代产权理论、混合经济理论、垄断与竞争理论、市场主体

平等竞争理论等。参见张卓元、郑海航主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刘小玄著《奠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革命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吕政、金碚主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一系列企业理论创新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国有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

二、分配理论研究

关于分配理论，分前30年和后30年两部分论述。

（一）新中国成立头30年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按劳分配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一个热点。1959年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第一主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另一主题就是按劳分配和计件工资问题。当时主流的观点是肯定按劳分配和计件工资，肯定物质利益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纠正1958年张春桥发表文章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解放》1958年第6期。《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转载。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影响。从那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经济学界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1.1962年，沈志远提出按劳分配具有相对稳定性，按劳分配、物质利益原则同"政治挂帅"不矛盾的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内，"按劳分配制度势必经历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片面地强调政治挂帅而忽视群众的物质利益，也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本身就是'政治挂帅'的一个重要方面。反之，若不重视'按劳分配'原则，不重视群众的物质利益，那个'政治挂帅'就会落空。"沈志远：《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62年8月30日。

2.王学文提出劳动力部分私有决定了要实行按劳分配的观点。他说，"在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之中，带有部分的劳动（对象在生产物中的劳动）个人所有制的因素。这种所有制的存在，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及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残余的存在所决定的。既然有部分劳动个人所有制因素的存在，社会为了承认这种所有者的所有权，就要以全民所有的消费品与个人所有的劳动相交换。"王学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关系与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

3.顾准等提出劳动报酬与企业的经营成果相联系的观点。顾准认为，"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极为密切的联系"，"实行经济核算制，就有可能利用价格与工资率，调节劳动者的报酬。"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1962年，施修霖也提出应"按企业的综合经营效果提取奖金。"施修霖：《关于企业奖励制度的若干问题》，《大公报》1962年5月14日。

4.李云提出计件工资是按劳分配的好形式。他说，计件工资"比起计时工资来，计件工资有把按劳分配的原则表现得直接、简单、明了，因而也为群众懂得的特点"，"计件工资最能体现同工同酬"，"按劳分配这个原则本身就意味着分配要根据劳动的结果，那就不能责怪计件工资太按劳分配了。"李云：《对计件工资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

5.乌家培提出实行按劳分配就要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他说，"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按劳分配规律的基本特点之一。按劳分配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直接决定了物质利益原则。""对这个原则运用得越好越充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也表现得越大越明显。为了创造条件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消灭物质利益原则，必须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充分利用和大力发展物质利益原则。"乌家培：《略论物质利益原则的性质》，《经济研究》1959年第8期。

最后，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至1978年的两年间，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是从按劳分配问题着手进行的。从1977年4月至1978年11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在于光远的主持和推动下，我国经济学界举行了四次按劳分配问题理论讨论会。其中第一、第二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揭发批判"四人帮"极"左"的反动谬论，肃清他们诋毁按劳分配的流毒和影响。其他两次除继续批判"四人帮"谬论外，还对按劳分配的性质、对象、形式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参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381-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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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以后关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等问题的讨论

1979年改革开放后，在分配理论方面最大突破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除了要实行按劳分配以外，还要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最早提出按要素分配的是谷书堂和蔡继明教授。他们于1988年就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的观点。参见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载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理论纵横》上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又发表在《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展开过相当热烈的讨论。但不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逐步被党的文件确认。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上述方针，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会不会违背劳动价值论？这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还在1998年，就有经济学家指出，按要素分配并不违背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指商品价值由人的活劳动创造，它涉及的是生产领域，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如何分配，它涉及的是分配领域，根本不涉及价值是如何创造的。萨伊的要素参与分配的理论是要素创造价值，而我们所说的要素参与分配，并不涉及要素创造价值，而是指要素在形成财富中的作用。参见黄泰岩《论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国经济问题》1998年第9期。

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是有关分配问题讨论的第二个热点。

1993年，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此前1986年，年轻经济学家周为民、卢中原就提出了这一主张，周为民、卢中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但未引起讨论热潮。1993年，中央《决定》确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后，一直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历次重要文件都重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这12年期间，可以说，经济学界主流观点是认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考虑如何把做大的蛋糕合理地分配。进入21世纪后，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基尼系数已突破0.4的警戒线，经济学界逐渐有人写文章主张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效率与公平并重。从党的文件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开始，已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直到现在。但经济学家中则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仍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晓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不能改变》，《经济研究资料》2003年第12期。另一种则认为应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效率与公平并重。于祖尧：《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个人收入分配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刘国光：《不能迷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经济研究资料》2003年第10期。我个人认为，在改革初期，为了在分配方面打破平均主义，尽快把国民经济这块蛋糕做大，提出和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对的，必要的。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居民收入分配政策需更加注重公平，遏制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应择机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而实行效率与公平兼顾、大体同等重视的原则，以利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参见张卓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靠深化改革立论》，《经济研究》2001年第7期。当然，这个问题有必要继续深入讨论。

除以上两个问题外，经济学家们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基尼系数问题、库兹涅兹倒U形曲线是否适用于中国以及社会保障理论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出版了王春正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陈宗胜等《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发生两极分化了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论著。
第四节逐渐形成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

理论经济学的第四大进展：探索国民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互相结合，逐步形成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

1979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对外经济问题研究甚少，几乎是空白地带。那时，一般是重复斯大林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即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市场。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中，社会主义各国可以依靠相互间的互助合作，实现经济的发展，"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尽管在具体做法上没有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教条，但对外贸易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等对外经济关系很不发达，处于半封闭状态。

1979年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工作实践中，对外开放最先的两大举措是：1979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又决定将特区命名为"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特区经济发展以吸引外资为主，产品主要外销，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如企业所得税为15%），有更大的管理自主权。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发挥着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此后，中国对外开放由东到西，由来料加工放开制造业到逐步放开服务业等，发展为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有两件标志性事件要专门说一下。一个是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已大胆地走进国际市场竞争的舞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许多人忧心忡忡，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许多产业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但入世8年多实践表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都有所加快。而且，开放促进了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正。许多产业和企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个是从2005年以后，中国从着重"引进来"到重视"走出去"，以便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2005年，我国主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提高到50%左右，资源"瓶颈"制约突出；同时，不少产品生产能力过剩，要到国际市场找出路。从此更加重视"走出去"对外投资，寻找资源和市场。到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已达750亿美元。其中2005年123亿美元，2006年176亿美元。在2006年对外投资中，投资于采矿业的占近一半。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249亿美元，2008年进一步提高到407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万亿美元，占世界第一位，完全有条件更好地"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

在对外开放初期，社会各界一直有争论。邓小平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1984年，邓小平说："我们在制定对内经济搞活这个方针的同时，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又说："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邓小平：《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针对引进外资是否值得的争论，邓小平于1992年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在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的鼓舞和邓小平一系列倡导对外开放的鼓励下，我国经济学界积极展开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学界首先对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在对外贸易中的适用性进行探索。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发表的打头文章，就是由袁文祺等撰写的《国际分工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一文袁文祺、戴伦彰、王林生：《国际分工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该文从理论上论证了发展对外贸易包括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可以取得比较利益，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一些学者支持或持有类似上述观点。参见季崇威《应用比较成本论指导我国对外贸易》，《外贸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陈琦伟：《比较利益论的科学内核》，《世界经济》1981年第3期。

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进一步从比较优势研究转向竞争优势研究。有的文章认为，单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单纯依据资源禀赋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就会跌入"比较利益陷阱",长期下去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为适应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需要，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从以比较优势为导向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实为必然的选择。参见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王子先：《以竞争优势为导向--我国比较优势与外贸长期发展的思考》，《国际贸易》2000年第1期。在这期间，王建还提出了具有较大影响的"国际大循环"理论。他认为，我国经济是发达的重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对内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对外引进外资和发展制造业出口的战略，都不能带动我国经济长期较快地发展。要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必须走国际大循环的道路，即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取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持农业，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和重工业的循环关系，达到消除我国"二元结构"偏差的目标。参见王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经济日报》1988年1月5日。这一观点，对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关于外资理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成绩是大量引进外资，加速经济增长和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3.2万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7754.2亿美元。2008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924亿美元，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7万家。至2008年，我国已连续16年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大规模引进外资，吸引着经济学家研究的兴趣。

关于引进外资的积极作用，从大量文献中，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认为外资对促进就业增加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大大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三是没有实证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挤出"了有效益的国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共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四是带进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参见世界银行《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有的论著还把利用外资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相联系。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新的阶段。中国要"综合考虑作为投资东道国和投资母国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保护国内市场和推动别国开放市场之间的利益均衡，以更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参与多边谈判，借助多边规则，平衡各方利益"。"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参见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如何处理好引进外资与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也是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核心是保护民族工业。有的文章指出，国内市场保护，最终是靠企业家，不是靠行政力量。更重要的是，如何来保护民族工业，一定要靠符合国际惯例的办法而不靠行政办法来保护。要使民族工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特殊的被保护者。要从开放角度和积极态度支持适当保护，而不是从关门的消极的角度搞民族工业的保护。参见王林生、裴长洪等《在扩大开放中如何有效地保护民族工业讨论》，《光明日报》1996年6月27日。

有的文章提出，利用外资，从理论范式看主要包括发展经济学的一整套贸易-资金理论，如双缺口理论、跨国公司理论、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和产业转移理论等，这些理论为外资进入中国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提供了理论研究范式，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依据。参见张平《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与创新》，载张卓元主编《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经济学界的共识是，采取逐步放开的方式，先放开经常账户项目，资本账户项目放开需慎重。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那时起，人民币开始逐步升值。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看，此前，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到2008年年底，变为1美元兑换6.83元人民币，人民币升值21%。到2008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46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近几年，经济学界对于如何使庞大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更好地发挥外汇储备作用，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对外开放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的文章对对外开放理论做出以下概括：摒弃封闭半封闭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由内向经济转向外向经济；探索开放过程中的"渐进式道路"，即通过发展经济特区开始进行空间推移的渐进式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以开放促进体制改革和完善，推动政府行为规范，构造经济行政管理新体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引进外资，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走出去"包括对外投资等。在对外开放理论推动下，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放推行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战略，到了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外贸体制改革，外资、外企、外汇、涉外税收和法律法规等改革，推进了全面外向型经济发展。1994年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开始实施"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战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效益。这一战略转型把中国经济和体制带入一个新阶段。从此，"中国的奇迹"越来越让世人瞩目。文章还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已表明，打破旧体制和形成新体制需要开放的推动，没有开放的推动，旧体制的打破是困难的，因为开放给了新体制以"增量"的回报，成为打破旧体制的连续的力量。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是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能在竞争中立足于世界的新经济体制，因此也就需要一个开放的体制，而不是一个封闭的体制，它要吸收人类的先进文明，并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也会在国际市场上（包括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出现一种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竞争"情况，出现外部冲击，产生风险，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因此在开放问题上以我为主是大国开放的重要战略，这种战略能够降低国际化带来的风险。参见张平《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与创新》，载张卓元主编《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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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

理论经济学的第五大进展：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越来越受重视，改革开放后在发展是硬道理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着力研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研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规律性。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的名言。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改革开放，目的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摆脱贫困和落后，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党就提出了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我们不但要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美好的21世纪。因此，经济学界广泛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头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成就。1953-1978年，年均GDP增速达6.1%，参见《经济日报》2008年10月30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发展不够快，不尽如人意。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常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干扰，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丧失了一些发展机遇；二是脱离国情，超越阶段，盲目冒进，特别是1958年起的三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为了研究1958年起三年"大跃进"的教训，北京经济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在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共同主持下，举行了多次关于速度与比例、社会主义再生产、农轻重关系、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座谈会，京外经济学家也发表了不少相关文章，《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这前后发表了大量研讨文章。

关于速度与比例关系问题，薛暮桥、杨坚白等说："不是说在提高速度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客观的可能性，可以不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速度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而且必须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本的比例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参见薛暮桥《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人民日报》1959年1月7日。高速度必须以按比例"为必要条件"、"为前提"，"唯有按比例，才能取得全面、持久的高速度。"参见杨坚白《略论综合平衡》，《大公报》1962年3月26日；杨英杰《论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重点和速度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刘国光说：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在一定时期中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结合。"从速度和比例的种种不同的可能结合中，选择最恰当的方案，使国民经济不但能够在当前的计划时期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而且能够为后续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尤其重要的是正确认识、掌握速度和比例间的数量关系：怎样的比例，必然引起怎样的速度；怎样的速度，又必然要求怎样的比例。"参见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比例和速度的数量关系的初步探讨》，《经济研究》1962年第4期。

针对"大跃进"期间要求脱离客观实际的积极平衡和"跃进的平衡"，有的论著指出，积极平衡应是"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高度统一所产生的平衡。在客观可能的限度内，通过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来改善客观经济条件，使它们适应起来。"参见郭子诚等《试论国民经济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经济研究》1959年第6期。"从实际出发去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是积极平衡而不是消极平衡。如果离开客观可能性而片面地强调需要，那就不可能组织新的平衡，反而会加剧不平衡。"参见许涤新《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3页。

计划工作要不要留有余地，防止比例失调，也是当时讨论的一个问题。有的文章提出，"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缺口'是留有余地的反面。我们要留有余地，就不应当留下这种'缺口'。""计划订的必须积极"，"但也必须切实可靠，决不可以无根据地把不可靠的'潜力'放在计划之内"。"留有余地，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参见李成瑞《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红旗》1964年第16期。

鉴于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的教训，有的论著还讨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出发点问题。如有的论著明确主张综合平衡应按农轻重的次序进行。说："按照农、轻、重的次序进行综合平衡，就是遵照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这个客观要求，以农业为出发点，以农业为中心，环绕着农业再生产，兼顾工业再生产，来安排重工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全部计划，并求得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参见杨坚白《试论按农轻重方针进行综合平衡》，《光明日报》1962年11月5日。有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以及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矛盾的性质，规定了必须以满足社会需要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在调节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时，既要看到长远的社会需要，又要脚踏实地地从当前实际水平出发，来规定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的合理的数量界限。"参见闻潜、冯立天《略论综合平衡的客观对象》，《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3日。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也是20世纪60年代讨论的一个热点。除了对两大部类关系等一般问题讨论外，现实性较强的问题是关于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制约作用问题。有的经济学家在肯定第一部类在扩大再生产中的主导作用、决定作用的同时，认为还必须看到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制约作用。因为扩大再生产不但需要有更多的机器设备和原料，同时也相应地需要有更多的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参见实学《关于扩大再生产公式的初步探讨》，《光明日报》1961年12月4日。有的文章进一步认为，把消费资料的作用只归结为制约作用，不够确切。"因为它令人感到：似乎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消费资料生产只居于被动地位，甚至只起牵制作用。事实上，制约作用不仅存在于消费资料生产方面，同样地存在于生产资料生产方面；促进作用也不仅存在于生产资料生产方面，同样地存在于消费资料生产方面。"参见曾启贤《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两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针对"大跃进"中提出的所谓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计工本，不讲经济效果带来的严重损失和惊人浪费，经济学界特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关于经济核算内容，有的文章提出，企业实行经济核算，不只限于成本核算，还包括资金核算。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核算"应该包括成本核算和资金核算两个方面。"因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劳动，而且要占用一定数量的资金。""从社会的角度看，降低某种产品所必须占用的资金，就意味着提高了资金运用的效果，用同量的资金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劳动的经济效果。"参见何建章、桂世镛、赵效民《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内容问题》，《经济研究》1962年第4期。有的文章则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包括生产中和建设中核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核算，包括生产中的经济核算（主要是劳动成果和生产成本的核算）和建设中的经济核算（主要是投资效果的核算）。前者保证现有生产能力的合理利用，发挥最大的经济效果；后者保证用尽可能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新的生产能力。"参见薛暮桥《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红旗》1961年第23期。

经济核算中有没有一个最综合的或中心指标？如有，这个指标是什么？这也是当时讨论的一个热点，而且颇具超前性。早在1957年，孙冶方在《从"总产值"谈起》一文中，就提出，所谓中心指标应该是企业管理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了它便能带动其他指标，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最集中的表现，它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反映了生产的实际情况，能推动企业管理。完成这个指标非但不妨碍其他指标的完成，而且必然会带动其他指标的完成。参见孙冶方《从"总产值"谈起》，《统计工作》1957年第13期。沈经农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中心的统帅指标只能是一个，而不是两个或更多，否则就无所谓中心了。经济核算体系的中心指标，就是利润指标。参见沈经农《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5月28日。

与此同时，也有人主张以成本和利润作为评价企业经济效果的主要指标，两者并重。产品成本是产品劳动消耗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产品成本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反映生产产品劳动消耗的高低，它是企业技术经济活动的综合指标。利润指标，它反映了成本高低的因素，又反映了成本所不能反映的其他指标对经济效果的影响。两者都是综合性指标，应该并重。参见杨润瑞、李勋《试论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人民日报》1962年7月19日。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92年，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研讨逐步成为经济学界研讨的第一热点。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如何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更是成为学界和政界的焦点。而且由于20世纪末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已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改革问题不像此前那么突出、紧迫，因此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改革经济学"已逐步演变为"发展经济学"，研讨主题位置已经转换。参见黄泰岩《三十年中国经济学发展与变化》，《理论动态》第1799期（2008年12月10日出版）。这个论断是有一定根据的。

先看党的文件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论述。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零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零零零年的两万八千亿元左右。"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零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九五"计划建议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提出，"制定'十五'计划，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21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任务。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二零二零年力争比二零零零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还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报告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主要是："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零二零年比二零零零年翻两番。"

与此同时，经济学界也广泛而积极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1.关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从1981年2月开始，北京部分理论工作者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战略座谈会，直到1989年3月共举行了49次，对中国"三步走"、"翻两番"战略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翻两番"任务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写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一文，《人民日报》1982年11月19日。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1982年11月23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到北京医院探望孙冶方时，说："前几天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看过了。你对翻两番的意见是很好的，对'基数大，速度低'的观点的批判是很有力的。中央开会讨论五年计划时，陈云同志特别提到你的观点，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你的文章。"《惦念》，《人民日报》1982年12月6日。

2.关于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在经济学界争论最大的是中国工业化在进入21世纪以后是否已进入必经的重工业化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等持肯定意见。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道向前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工业化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我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时期已成定论，其主要特征便是我国正式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如果抓住了重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保持20年的高增长。""当前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又不是局部过热，也不是没有新特点的正常发展，而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为主要特点的历史阶段。"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我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经济日报》2003年12月1日；《我省产业发展绕不过重化工业阶段》，《南方日报》2003年9月11日；《重工业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力》，新华社北京2003年11月29日电；《二次工业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工业化进程》，《商务月刊》2004年3月2日；《我国四大重点行业投资分析》，《经济日报》2004年6月16日。与上述观点不同，吴敬琏多次撰文不赞同上述观点，指出上述观点是根据"霍夫曼原理"得出的结论，而德国的霍夫曼1931年根据20多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的经验数据概括出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品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的结论，是在当时还没有把第三产业（服务业）看做一个基本的产业做出的。在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后，霍夫曼定理关于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将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预言没有实现，因为增长最快的是服务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兹把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他的基本结论是，和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在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的产出高增长中，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应归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据此，吴敬琏认为，中国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济作为今后的指导方针，才有可能实现持续较快增长。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由于对住宅、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需求增加，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会超过对服务业的需求。参见吴敬琏《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2005年9月出版）。

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陈佳贵、黄群慧提出了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经过2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后，中国已经从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以实现由工业经济大国向工业经济强国转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为核心任务的新阶段。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要求选择新的战略。在技术进步战略方面，应重视战略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加大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投入；在经济增长战略方面，要切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重化工业也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产业发展战略方面，三次产业要有新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在经济体制改革战略方面，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3.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中国经济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迅速起飞，1978-2008年年均GDP增速达9.8%，超过同期世界平均增速3%的两倍多，被世人称为"中国的奇迹"。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中也碰上一系列不可持续的问题，因而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任务。20世纪90年代，鉴于当时主要靠资本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而不注重效率提高的外延式扩张的缺陷，提出了要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21世纪初，鉴于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难以为继，提出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的增长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显然，要求转变的内容丰富多了。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之一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进一步提出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更显紧迫、重要。只有大力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并取得实效，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实现较快增长。这点已得到经济学界广泛的认同。有的经济学家指出，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一项硬功夫、慢工夫，需要有长远的打算和努力，需要有改革的深化与之配合，有时还会同短期的保增长有矛盾，所以做起来有难度。必须从实现科学发展和又快又好发展出发，不折不扣地落实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三个转变的要求，才能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均衡较快增长。参见房维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应当慎之又慎》，《中国经济报告》2009年第1期；张卓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理论动态》第1807期（2009年2月28日出版）。

4.研究现代经济增长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实证研究成果的出版，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引入，包括发展经济学的"结构模型"、"比较优势"、"干中学"等理论的引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开始流行。1994年，林毅夫、蔡昉、李周发表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专著，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提出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以后陆续出现"低价竞争模式"和"低价工业化增长模式"等。新的研究范式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持续性，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参见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和"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2003年起，连续在《经济研究》发表十篇文章，认为，一国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路径存在着规律性东西。如以纵轴为人均GDP，横轴为时间，中间的曲线为产出线，则大致呈S形。S形增长曲线又可细分为"马尔萨斯均衡"（贫困陷阱）、"工业革命理论"（经济赶超）、"卡尔多典型事实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理论）、"新经济分叉"（新增长理论）等若干与相关理论对应的阶段；同时，针对有些国家经济赶超失败的事实，给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同上书，第3-6页。

5.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国要不要着力发展大城市，是不是主要靠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城市化，一直有争议。2007年，党的十七大总结实践经验，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有的经济学家曾对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有过系统解释，提出，要从片面追求数量扩大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提高，逐步提升城镇化水平。一方面，要继续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提高各种生产要素对城镇发展的支撑能力；另一方面，要合理把握城市规模，优化调整城镇结构，着力提高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质量，持续稳定地发挥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参见宁吉喆《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243页。

6.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除"大跃进"期间出现极其严重的比例失调、黑市价格飞涨外，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其主要表现是物价基本稳定，通货膨胀被隐蔽起来了。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起飞，经济增速加快。1978-2008年，年均GDP增速达9.8%，比1953-1978年年均增速6.1%加快3.7个百分点。在这期间，也出现过急于求成的问题。有的人主张经济增长应尽量快些，主张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在急于求成影响下，1985年、1988年、1993-1994年、2007-2008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党和政府不得不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以恢复宏观经济的协调和稳定。在这过程中，也不断有经济学家反对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支撑经济的短期高速增长，认为这样做既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也不利于改革的深化。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时，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就认为，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价格改革是不能"闯关"的，也是不能成功的。事实正是这样。1988年第四季度，被迫宣布停止"闯关"，改为实行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也曾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与发展思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中国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纲要》，《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8年版。主张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推进改革与发展。而要稳定经济，就必须治理通货膨胀。到后来，尽管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认识还有分歧，但多数人认为，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率是应尽力避免的，年CPI上涨率控制在4%左右应认为是比较理想的，属于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范畴。

实现经济稳定发展，要求寻找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均衡点。如果要使物价上涨率控制在两位数以内，争取在4%左右，经济增速就不能太高，根据中国国情，一般不宜超过两位数，特别是不能连年超过两位数，否则必然出现宏观经济失衡。2003-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五年达到和超过两位数，不仅带来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而且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造成消费和投资、内需与外需、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失衡。2008年第四季度起经济大幅度回调，虽然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密切关系，也是经济失衡被迫进行调整的结果。参见张卓元《2008年中国经济理论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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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经济学方法重大革新

理论经济学的第六大进展：经济学方法重大革新：注重创新，紧密联系实际，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有用成果，重视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勇于提出各种对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伴随着经济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经济学方法也有重大革新。举其要者有：

一、注重理论创新，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创新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直至改革开放前，不少经济学论著受教条主义束缚，比较热衷于对经典著作的注释，或者规律排队，或只做简单的政策宣传，缺乏独立思考，不愿标新立异，创新精神不强。由于政治与学术界限很难划清，新的观点一冒出来，常常被扣上可怕的政治帽子进行批判，实际上扼杀了人们的创新精神，把真理的声音压下去。这样，百家争鸣的方针根本无法很好贯彻。对马寅初人口理论和孙冶方价值论的大批判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改革开放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经济学家们大开眼界，逐步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深入现实生活，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对外开放理论、中国式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等，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0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励理论创新并身体力行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同经济学家的大胆探索并硕果累累相结合，使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创新成果成为中国经济论坛的主流。

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也要勇于创新。21世纪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体现了这一点。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提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此后，经济学界开展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入研讨。据我体会，主流的观点大体是，马克思关于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论断是正确的，至今没有过时。尽管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但未获多少人认同。与此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崛起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逐渐增大，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60%、70%以上，所以，应肯定大量的服务劳动，包括商业劳动、客运、通信、咨询、金融服务等劳动，也应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也是要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

2004年以来，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已于2008年8月写出第二稿。该书的任务就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二、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实际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是经济理论研究逐步走出科学的殿堂，广泛参与和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农业人口占80%的发展中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的课，又要使广大公众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方面，这一伟大的实践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研究的支持和提供各种选择方案，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路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的实践，又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材料和经验。特别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是全世界经济学家都很有兴趣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正在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对大量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寻找其客观规律性，不断丰富经济科学宝库。

经济理论研究紧密联系实际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改革开放后，不少经济学家成为党政决策的智囊，一些经济学家参与党和政府重要文件起草工作，一些经济学家担任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顾问，经济学家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宠儿"。在社会实践巨大需求的推动下，各种应用经济学迅速发展，一派繁荣景象。金融学，财政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国际贸易学，区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统计学，数量和技术经济学，国防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等，都有很大发展，论著甚丰，学者日众。各种经济管理学科，包括工商管理［内含会计学、企业管理、旅游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农村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内含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也成为研究和学习的热门，吸引着越来越多有志于经济学研究与学习者。

三、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其他一些应用经济学等。它们以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西方经济学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是自然的永恒的，这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它们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中概括出的原理和概念，对我们认识和掌握市场经济活动的规律，是有用的，不可轻易否定。比如，凯恩斯关于用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降低失业率等理论，对我国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就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西方经济学关于用立法形式规范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市场监管等也是适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中一系列金融创新理论也很值得我们借鉴。一些西方经济理论，也被人们用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其中有产业组织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制度效率理论、成本-效益分析理论、现代公司理论、厂商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西方经济学中稀缺性、机会成本、边际效用、均衡价格、GDP和GNP、生产函数、消费倾向、基尼系数等概念，也是我们分析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改革开放前，几乎是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否定西方经济学中包含现代文明的成果；现在则存在另一种倾向，全盘肯定西方经济学，似乎用西方经济学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是非常片面的认识。封闭僵化不行，改旗易帜也不行。正确的态度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为指导，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认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的规律性，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

为了学习和借鉴，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版了大量西方经济学代表作，除了过去翻译出版的斯密、李嘉图、凯恩斯、马歇尔等著作外，翻译出版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进入21世纪后，还翻译出版了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克鲁格曼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参见黄范章《改革开放30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载张卓元主编《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四、重视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

"文化大革命"前，经济学论著一般只有大体规范的分析，调研报告都不多。改革开放后实证研究开始流行起来。经济研究既要进行规范分析，也要进行实证分析。过去，我国经济学界论著不少是从概念到概念或政策注释，不利于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影响经济研究的创造性思维。实证分析主要对经济运动和经济过程进行客观的如实的描绘，分析其中的机理，而不对其做价值判断，也不必提出必须如何、要求怎样等说教。实证分析特别是其中的案例分析，类似于毛泽东倡导的"解剖麻雀"，有助于经济研究从具体的典型入手，掌握资料和信息，以便于寻找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并通过多个案例的比较，发现一些重复出现的共同的东西，使经济理论研究不脱离实际、违背认识的规律。一个时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博士论文，都进行实证分析，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案例研究也不仅见之于实证分析的论著中，还出版了专门的案例研究论著，对推动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经济理论研究离不开统计资料和数量分析。从概念到概念，没有数据的文章，很难成为经济科学论文、学术论文。"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经济学界比较注重对生产关系及其变革研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影响下意识形态味道很浓，对数量分析不够重视。改革开放后，经济学界不仅重视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问题研究，而且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问题和具体政策等问题研究，这就要求有充分的数据来分析问题和论证自己的观点或对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运行进行数量分析的文章越来越多，运用数学模型分析经济问题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像进出口依存度、能源消费系数、电力消费系数、恩格尔系数、投资率、储蓄率、消费率、投资消费出口贡献率、城市化率、CPI和PPI、人口老龄化率，等等，几乎是经济学文章不可或缺的。这是一个好现象，有助于打破人们对经济学是不是一门比较精密的科学的疑问。

五、勇于提出各种对策建议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又好又快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经济学家的主要关注点和着力研究的课题。为了更好地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经济学家们都自觉地努力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可操作的对策建议或政策建议。党和政府也鼓励经济学家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智力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各地区、各企业都处于竞争环境中，地方政府和企业都经常要求经济学家为本地区、本企业如何提高竞争力、加快发展建言献策。因此，经常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进行各种各类咨询活动，官方半官方经济咨询机构像雨后春笋大量出现，也为经济学家大胆提出各种对策建议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不仅地方和企业需要经济学家建言献策，中央政府同样需要经济学家建言献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政府调节和宏观调控的经济，如何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运行，如何制订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也需要经济学家提出好的建议和对策。各种各类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和预测报告很受重视，各种经济改革方案也可供政府和决策部门选择。进入21世纪，经济咨询活动也不限于国内咨询机构和团体，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有关机构、跨国公司驻华机构等，也不断参加到这项活动中来。比如，2005年我国制订"十一五"规划时，世界银行就主动提交了《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2004年12月）的系统报告；与此同时，联合国驻华机构也提出《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联合国系统驻华机构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箴言》（2005年7月）等，其中提供了许多可供我国借鉴的外国经验和数据。现在看来，国际组织的参与，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更好地用世界眼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大有好处的。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4.国家体改委综合司编：《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8年版。

5.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6.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逢锦聚主编：《政治经济学热点难点争鸣》，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9.张卓元主编：《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柳欣、刘刚主编：《中国经济学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执笔人：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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