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改革的市场取向是如何确立的？

——本文摘引自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

从1980年到1984年，我先后参与起草了八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人员就增加了，机械委也合并过来。由赵紫阳亲自担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周太和、童大林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我是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对于改革的方向、目标，认识上有反复。1979年的《总体设想》只是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才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今天看，这算什么问题。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国家通过指令计划、调拨物资、规定价格来控制企业，以确保国家的重点项目、骨干企业的运行。由政府组织企业的产供销，就从中央到省、市、县设立一系列部门，除了计委、经委、财政以外，还有治金、煤炭、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物资、价格……单机械行业就有一机部到七机部。上述提法的改变，关系多少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的分配啊？

当时是两条战线，一条是以小平为首，另一条是以陈云为首。提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成为这两股力量较量的一个焦点。1982年底党的十二大报告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的决定》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过程中，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斗争，邓小平的立场则是摇摆的。1983年由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而被小平接受，发起了“反精神污染”的运动。理论界、文艺界反精神污染，开始到波及到我们。大约是1983年9月，由胡启立召集国家计委与国家体改委以及地方和理论界的一些同志，研究改革计划体制。当时，柳随年已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还有魏礼群、余芝芳等，代表计委一方；廖季立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杨启先、我参加，代表体改一方。会议中争论很激烈。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提出反精神污染。我关于实行政企分开的观点，杨启先关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双胞胎的观点，都被整成“精神污染”。紫阳说：工作讨论中的意见，不能作为精神污染。后来，他又说，经济领域不反精神污染。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联合抵制，这场由胡乔木、邓力群发动的反精神污染，只搞了２８天就结束了。

但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一直在继续。1986年9月28日召开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胡耀邦与胡乔木、邓力群围绕提不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展开了激烈斗争，邓小平站到了胡乔木、邓力群一边，明确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讲十年、二十年。是年12月，北京发生学潮，更坚定了小平反自由化的决心。胡耀邦于1987年l月被迫辞职。反右成为主要倾向，改革停顿下来。特别是1987年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如果继续反右，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就会全面左转，后果将十分严重。

1987年3月13日，我与李峻联名写信给邓小平，说：“高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面施帜，反对‘西化’和‘僵化’两种错误倾向，是我党今后长期的任务。当前，突出反对‘西化’倾向是必要的。但从总体上需要对两种倾向的实际危害作出切实的估计。”“存在西化倾向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文化工作者一部分人，他们的社会影响不能低估。但他们毕竟不掌管国家的领导权。而存在僵化倾向的，大多是实际掌握领导权的一批干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左右国家前进的方向。我党的严重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没有能作出清醒的、恰当的估计，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对两种倾向的实际作用和危害，作出总体上的估计是必要的，以便在突出反对某种倾向时，掌握必要的度，保证我国改革的顺利前进。”信还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形势，要解决三大难题：一是企业改革，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价格改革，处理好国家与老百姓的关系；三是机构改革，处理好国家与干部的关系。结论是“改革需要强大的舆论开路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才能克服困难，胜利向前。”这封信对于小平判断反左反右，哪一个是主要倾向起了一定作用。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的谈话中，就明显转调：“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3）这为党的十三大召开确定了政治方向。1987年10月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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