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无止境

再过10年，到了2013年时候，正好是自己的孙辈干事业的黄金时代。展望那时侯的中国，高尚全用的最多的一个字眼是协调。他说，也许那时侯我们将逐步实现几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比如说经济和社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虽然在这些方面目前还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高尚全的名字是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至少，像他那样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亲身参与了中国改革重大战略设计与制定过程的人并不很多。决定了中国改革走向的三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和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高尚全亲历了两个，并且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至今高尚全仍然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长。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对改革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理解。

1982年,高尚全进入刚刚组建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时，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两年后，他参加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工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那个《决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第一个全面规划。就在决定的起草过程中，高尚全大胆地提出了把商品经济的概念写入《决定》的建议。

1987年，高尚全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针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僵化的以行政指令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式，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用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等观点，这个建议被吸收到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

1993年，他又多次提出“应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概念”的建议，被吸收到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于问题的决定》中。

1997年，高尚全又参与起草中共十五大报告，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在这15年中，正是中国经济体制经历历史性变革的15年，而高尚全全部都经历了，而且，他一直处在改革方案的研究和设计部门，参与了诸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重大方案的设计和文件的起草工作。期间，1985年到1993年，他一直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还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在回忆过往的时候，他平静地对记者说：“我是与改革同呼吸共命运的。”而他对改革最初的那种朦胧的感觉萌发于1956年。正是在那一年，刚刚大学毕业3年，只有27岁的高尚全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发表于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而中国国有企业真正开始自主权的改革，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

不过高尚全说，那时侯还没有意识到要搞市场经济，只是在实践中感觉到体制有问题，一是办事效率低，二是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三是影响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这可能是他们那一代人都曾经历过的困惑。

中国改革开放的25年历经多次反复，而在改革最关键的几个时期，高尚全始终是旋涡中的人物。期间，他所经历的忧虑和欢乐难为人所知，而且他很少向外界袒露他的心路历程。这或许因为他的官员经历，他因此保持了一种持重和低调，或许因为他见证了太多的艰难和柳暗花明的时刻，所以始终以平和、乐观的心态示人，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忧喜从此与改革的进程和起伏息息相关。

“这么多年来，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关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大家全面的理解和贯彻，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时候自己是很欣慰的。因为我自己参与了改革，我看到理想得到了实现。”高尚全说这些话的时候，依然是一贯的平和。

不过他并不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困苦。“改革本身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许多困难。而且改革在新旧体制交替和转变的过程当中，对于改革者来说，改革要用新思想和新方法，这些新思想和方法和过去旧的传统的体制和旧的观念会发生激烈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时候不被理解甚至受到压抑，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但是高尚全坚信一点：改革决定一切，只有改革能够决定中国的命运。他说：“我觉得中国的出路只有改革。不突破传统的体制，中国经济也不会健康、快速、稳定地发展，中国就没有希望，所以改革必须进一步的深化。”

10年前，高尚全在参与起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时候，并没有预期到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会是怎样的一个格局，那些影响改革的新生的力量，比如民营经济，还远不像今天这样爆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但是高尚全说，中央的《决定》，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当时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是正确的，现在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按照这样的框架进行。

高尚全不讳言今天的中国仍然面对着体制性障碍。比如说产权改革的滞后；比如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比如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滞后；比如说金融企业改革的滞后；比如说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所以，2002年，当有些人提出“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经差不多了”的时候，高尚全直言“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不止一个场合，他都重复了这样的观点：“改革不是进行得差不多了，而是到了最关键的时期。”。

在他看来，过去20多年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主要地体现在新体制因素的引进、成长和拓展方面。但是，在旧体制的核心部位，要实现它向新体制的转轨，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这既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判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关键阶段的现实依据。

他认为，经济改革不可能不涉及政治层面。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现实利益格局乃至权力架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改变政治改革滞后的状况，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制约。在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改革所涉及的范围，整合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客观上要求广泛的社会参与，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安排，经济改革就难以深化。

也正因为如此，高尚全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产权多元化、资本社会化、分配公正化、管理法治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因此，中国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在这“四化”上下功夫，在这“四化”上探索新思路，寻找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为了实现富民的目标，高尚全在各种场合还不遗余力地宣扬他的民本经济的思想。这种民本经济，就是以民为本位，立足于民，民有公用，民有共享的经济。真正地承认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经营的主体、产权的主体。他更总结了民本经济的四大特点：经济形式以民营经济为主，社会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社区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创造环境为主。这种民本经济能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使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出来而这一切的落脚点都是改革。改革仍然是最根本的动力。

他说，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改革都是无止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是无止境的。改革在遇到权利和利益的调整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阻力，但是我们应当对改革充满信心。因为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03年11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