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华国锋没有设“框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天安门事件等八个历史问题“作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

　    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工作会议,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个会议与会者提出了解决历史遗案的要求。
        最早提出召开工作会议的是华国锋。很长时间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对工作会议设定了一个“框框”。所谓“框框”指的是华国锋提出的三项议程（即两个农业文件、两年国民经济计划、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讲话）,设定“框框”就是说华国锋要把会议锁定在三项议程里面,不许突破。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会议讨论三个问题,是中央常委的集体决定,不是也不可能是华国锋个人决定的。1978年高层高度关注引进、农业、经济速度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为此,中央政治局常委考虑召开工作会议,为实施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铺垫认识基础。会议开始后,与会者超出原定议题,提出了解决历史遗案的要求,不仅华国锋没有预料到,恐怕其他常委也没有预料到。虽然未曾预料,华国锋也没有用三项议程的“框框”去限制。迄今无人举出华国锋设定“框框”压制的任何具体材料。事实上,华国锋不仅没有用所谓“框框”限制,而且对与会者提出解决历史问题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肯定“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据于光远回忆,华国锋在11月25日的大会讲话中,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华国锋的讲话谈了八个历史问题：即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六十一人案”、彭德怀案、陶铸案、杨尚昆案、康生和谢富治问题、地方性重大事件。讲话文本下发之后,华国锋还加上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于光远称,华国锋对上述问题“都作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可以肯定,华国锋不是作个人讲话,而是代表了中央常委的意见。同样可以肯定,他本人对解决这些问题是赞成的。按于光远的回忆,华国锋讲话之后,“讨论就更加深入地开展了”。所谓设定“框框”,没有什么根据。还要看到,预设的三个议题始终是会议讨论的内容,没有材料表明与会者对讨论三个议题有异议（至于对文件本身有意见,是另一回事）；会议也没有撇开原定议题而“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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