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下）

    
    
    　　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虽然闭幕了，但由于与会代表对天安门事件问题的反应强烈，会议的报几经修改，仍未敲定。11月13日，市委进行会议总结。晚上，最后拟定会议公报，并在公报中添加上了后来众所周知的实际上是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一段文字。当时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林乎加、贾庭三、王磊回市委，参加讨。11月14日上午，林乎加、贾庭三又将事情原委以特急件方式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获得同意。11月巧日，《北京日报》刊出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
    
    　　据许孔让回忆:我是作为工作人员市委负责同志到中央工作会议工作的。林乎加同志是会议华北组第一位召人，我是华北组联络员二北京市委常扩大会议基本结束了，但会议还没有总结。11月13日，也就是林乎加、贾三、王磊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两天又回市委一次，进行会议总结。我记那天晚上还开会讨论了公报稿，后来表在11月15日的《北京日报》上。关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已经搞过好几次。工业系统的如叶林、张彭等同志，高校系统的如刘达同志都很着急。林乎加同志到任后听取意见时，其中就包括几个大学的汇报。在我的印象中，刘达同志讲的最鲜明。他说清华大学这样一个重灾区，十年中这么多人受迫害，应该尽早彻底解决遗留问题。所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整个过程，是水到渠成，并不是到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时才研究这个问题。工业系统和若干大学早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市级机关在四五运动中被定成反革命的并不多)。(2002年2月19日采访许孔让)
    
    　　据林乎加回忆:关于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事情，这已经不是新题目，而是个老题目了。两年了嘛。北京市委在吴德主持工作时，已经讨论过为工业系统平反的问题，还写成了文字。我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看过这个东西，认为可以，这就是后来公布在《北京日报》(1978年11月15日)的那个稿子，基本上是原来市委讨论的意见。我问过毛联狂，他都一五一十跟我讲了。他说，当时工厂里闹起来了，反映到市委来，都去找市委管工业的叶林同志，叶林主张支持群众的意见。后来叶林代表市委宣布为工业系统的同志平反至于吴德同志是否向中央报告过，我不知道〕我估计这么大的事情，吴德同志不会不向中央反映的。(2001年2月21日采访林乎加)
    
    　　林乎加的这段话，正好和前文叶林、张彭的回忆相吻合。林乎加所说的“叶林代表市委宣布为工业系统的同志平反”，即是上文提到的1978年8月31日《北京日报》所刊载的那一段内容。毛联压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工作。林乎加还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时(11日)，会议的公报已经改了四五遍。会议结束前一天，中央召开工作会议(10日)，我和贾庭三同志都参加。拿到公报最后修定稿后，我和贾庭三同志商量，觉得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个问题需要向中央报告。
    
    　　11月14日上午，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位副主席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大概是: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已于前天结束，我们准备了一篇7000字的新闻报道稿。由于到会同志强烈反应，要求在报道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这段话的大意是:“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我们在信中还说，这段话是8月吴德同志主持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叶林同志讲话稿时通过的，原文登过《北京日报》，现在准备明天再一次见报，如有不妥之处，请速批示。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很快划了圈。11月15日，《北京日报》公布了上面的这段话。不过，也有遗憾。当时我们要是在这段话前加上“经中共中央批准”这句话就更好了。(2001年2月21日采访林乎加)林乎加、贾庭三的请示，与8月31日《北京日报》所刊登的大致内容的新闻报道相比、又有所不同。后者提及四五运动时，说这是“广大群众对‘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感到无比义愤，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他们深切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这完全是一种革命行动。”林乎加、贾庭三向中央请示的报告中，又加了两句重要的话。一句是“它反映了全囚亿万人民的心愿”，另一句是“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表明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认识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为其平反的力度和决心。
    
    　　北京市委14日的请示很快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准，并于巧日见报。11月25日下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讲到“天安门事件”问题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人，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江苏、浙江、河南等省的省委，对同类事件，也作了类似的处理。
    
    　　写到这里，笔者想再附加一笔。对“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这一问题，年事已高的林乎加同志在两年前就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审阅核实了采访记录，并说没有意见。根据林老提供的线索，笔者又采访了叶林、张彭同志。他们看过采访语录后表示，可以发表。但由于某些史实，特别是叶老参加吴德主持的市委常委会议的时间需进一步考证，文章迟迟没有面世。直到本文发稿前夕(2003年8月)，林老这一时间(1978年8月22日)最后查明。当把此事告知叶老、张老时，他们非常高兴，并说对他们的采访记录，在使用时就以本文为准。
    
    　　 

    新华社电讯稿的发止

    
    
    　　1975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以第一版转第二版的篇幅，报道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在这篇近7000字的报道稿中，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一段文字很快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据林乎加回忆:我们这个稿子在《北京日报》刊登后，曾涛、胡绩伟同志找过我。他们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但我跟他们不熟。他们问:你们这个稿子是不是中央批准的?我把经过跟他们讲了，并说在《北京日报》公布前，我们已经请示了中央。他们说:是不是让我们在全国发?我说:那是你们的事情了。他们研究后认为可以发向全国。据参加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回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了很多部门负责人参加。我也参加了。当时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空缺，我是副社长。本来社长由李普同志兼任，当我调任北京分社任副社长时，中央组织部已任命李普为新华总社副社长，因此，分社的工作由我主持，并参加市委的常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从1978年11月初开始，14号结束，开了一个多星期。当时议论最尖锐的一件事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在清查工作中，各单位都会遇到天安门事件问题。当时听说工业系统如机械局、仪表局内部有个传达。大家说，天安门事件应该有个新说法。当时谁也没有说“平反”两个字，这两个字太敏感了。干脆用“新说法”。对这个问题，在会上反应很强烈。我记得开会的头一天，大家谁也没有回家，关起门来议论纷纷，谁也不睡觉。在会议期间，我还将与会代表对天安门事件的强烈看法发了个内参。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背景。北京市原由吴德同志主持工作，后来由林乎加同志主持。大家对林乎加同志寄予厚望，希望市委能对天安门事件有个新说法。会议期间，市委没有表态，很慎重。会议结束前，市委才定了调子。
    
    　　11月14日下午，开总结会。每个正式代表发了一份报告。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讲话。讲到后边，他离开了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大意是说: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我听后非常激动，心想，这段话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2000年2月20日采访周鸿书)
    
    　　从周鸿书的回忆可以看出，他参加了第二阶段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始于11月2日)，所以，他说“会议从11月初开始”。常委扩大会议在11月11日结束。根据林乎加、许孔让的回忆，市委在11月13日晚进行会议总结并确定公报稿;14日上午，林乎加、贾庭三就公报稿中关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那一段内容紧急上报中央并获批准在此之后，周鸿书的回忆又提供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市委在11月14日下午召开了有全体代表参加的总结会。
    
    　　周鸿书还说:一散会，我坐车赶到了总社。本来想找国内部副主任冯健，他不在，于是我找到国内部主任杜导正。这时已经是14日的傍晚了。我跟杜导正谈了会议的情况。我问他，能不能将这一段内容单发。他说:定要争取。我说:争取吧。我回到沈京分社，心里老在琢磨这件事。如果争取不成，单发给否了，就没有希望了。如果放在大稿子里，还有这份材料。14日晚，我们决定先写成一个2000多字的长稿子，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部分内容放在稿子里;同时尽量争取单发。
    
    　　由于当时市委第一、二、三书记都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所以我在送审稿上还给毛联狂同志写了一段话:联妞同志:此稿(指长稿子)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妥否，请你审定。
    
    　　11月14日晚上约10点钟左右，毛联妞给我打来电话。他说:老周，你送的会议消息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拿出来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诸示乎加同志。他又说:恐怕他也定不了。
    
    　　接着我给杜导正打电话，告诉他大稿子的方案已经定了，并把前后过程跟他讲了一遥
    
    　　杜导正沉吟一下说:那就算了吧。
    
    　　这天晚上10点以后，我给国内部政治组打电话，对他们说长稿子已经通过，你们处理吧。对方说:好吧。
    
    　　第二天(15日)早上，我听广播，没有听到有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我觉得很奇怪。这么重要的一个消息，新华总社却没有采用。然后我到分社上班。走到大门口，传达室递给我两份报纸，是当天的《北京日报》。我扫了一眼，看到上面登载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并从一版转登到了第二版。
    
    　　早8时许，总社国内部的庄重同志来电话说:请你马上到总社来，研究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消息问题。昨天夜里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他说，要告诉北京分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要突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内容。于是，我坐车赶到总社国内部，先到杜导正的办公室。老杜和国内部值班室的舒人、庄重等同志在崖子里坐着等我。
    
    　　我们研究怎么突出天安门本件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要突出这一段，要么放在导语里，要么就单发。摆来摆去，拿不定主意。后来我：我讲一个搜点子。我来的时候，《北京日报》已经见报，我们就把那篇报道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抽出来单发，又可不送审，因为这是市委同意的稿子。大家说:是个好主意。
    
    　　最后老杜拍板:咱们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放在导语里，把稿子整个调整一下。第二个方案是拿出单发。最后由穆青来定。
    
    　　开完会，我们从六楼往五楼走的时候，庄重时说:老周，你比较熟悉情况，你写个单发稿吧。我原稿上调整。
    
    　　到楼下，他给我找了一张桌子，我动手写单发稿，最重要的是把导语拟好。写完后，我交给庄重。他看后说:可以了。走，咱们找舒人去。他放下还没有弄完的稿子，和我一起去找舒人。舒人看完稿子后，把导语改了一下，加了个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标题写好后，我重抄了一遍。我和庄重送到穆青处。穆青在导语部分又做了几处改动。
    
    　　几经折腾，穆青顿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发吧。
    
    　　当时我很奇怪，这两个方案，我们争来争去，就这么简单决定了?就不必讨论了?我问穆青:这稿子还要送审吗?
    
    　　穆青说:不用了。曾涛昨晚来电话了，我们商量过了。
    
    　　我回到北京分社，把事情经过跟分社的两个记者说了。他们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在语法上是不是有点不通?事件是行动，能不能简单化一下?
    
    　　于是我又打电话给穆青。他说:“天安门事件”得上导语，“革命行动”也得上导语，就这么定了吧。11月16日，各报都广泛采用了新华社的这则电讯稿，就连《北京日报》也在一版采用这条新闻。这条轰动中外的重大新闻，为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推动作用。(2000年2月20日采访周鸿书)
    
    　　关于播发这则电讯稿的经过，笔者采访了当时新华社的几位负责人。据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回忆: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长篇报道后，我和国内部的副主任于明、冯健等同志商量，决定就这一段发一个通稿。我们立即通知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同志到总社来，他参加了市委常委的扩大会议。大概早上9点多钟，周鸿书就定了稿。因事关重大，国内部总编室将稿子送给副社长穆青审定。穆青又和曾涛商量过，得到了曾涛的同意。巧日，新华社就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醒目标题，发出这条电讯。电讯的内容没有变，但标题做了改动，比原来的更鲜明了。(2000年12月18日上午采访杜导正)
    
    　　据原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回忆:当时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参加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11月14日晚上他拿来一个稿子，里面提到了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国内部的同志觉得应该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搞成一个短新闻。当年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主管国内部。他们向我请示。我把这东西看了以后，很赞成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摘，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其余的通通不要。我当时想，这是个大事，这样做有.点风险。但是，这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们从政治上来考虑应该这么做。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
    
    　　本来，我是主持工作的，稿子我定了也就可以发了。但是，涉及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件大事，为慎重起见，我必须与曾涛同志商童，他是一把手。当时曾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我把这个意见通过电话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关于电讯稿的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定过一个长标题，这个标题是确切的，但不醒目。几经反复，最后确定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标题。这个标题一加上后，把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完全突出了。我们决定下来后，把稿子送给了曾涛。此后，我和曾涛通了十多次电话。曾涛也跟我提到，他和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等同志商童过这件事情。曾涛同志还给我透了个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和很多同志都提出来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看到这么多老同志这么高的呼声，我们想这么做没有错。
    
    　　到15日晚上7点钟左右，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像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着我一块儿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夜。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是一片欢呼。11月19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写的书名发表后，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2000年12月18日上午采访穆青)
    
    　　采访中，穆青告诉笔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李年贵手土还有当年的电讯稿原件。笔者来到新华社报刊楼，见到了李年贵。他告诉笔者，因这篇电讯稿被别的同志拿去了，答应过几天将原稿的影印件寄给笔者。他还说，原件有穆青和玛健同志签发的笔迹，建议笔者找冯健同志谈谈。
    
    　　走出李年贵的办公室，笔者采访了冯健。
    
    　　据冯健回忆:我当年在国内部负责发稿11月14日晚上，周鸿书根据记录写了两千多字的稿子，送到总社政治组。政治组负责处理稿子的是庄重。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同志。政治组的同志觉得把关于天安门事件这么重要的问题，放在这么长的稿子里不突出，是不是可以抽出来单发，于是就找到了穆青。曾涛、穆青和杜导正商量。这件事情政治组商量过，但不是在政治组决定的。
    
    　　于是，巧日早上我们把周鸿书从北京分社找来，让他重新写一个短稿子，写完以后就直接送到我这里，因此我拿到的是一个短稿子。国内部值班的编辑是舒人(他已经去世了)，很有经验。他先看，改过个别词句。我在稿子上也改了个别字，都是技术性的。因为这是件大事，既然决定要发，就要早发。新华社那时的发稿和现在不一样。当时叫“模写”。由模写员用正楷字在纸条上“模写”出稿子后，送往模写机，再发往全国。稿子要事先写出，一旦要发，就马上可以发出去。为了争取时间，我在稿子上写了这样的意见:“请先模写，等通知再发。”
    
    　　稿子模写完了，穆青一回来，我就把稿子送给他。穆青在上面签字:发。(2000年12月18日下午采访冯健)
    
    　　这次采访结束后不几天，笔者收到了李年贵的来信，信中还附上了当年新华社电讯稿原件的影印件。李年贵在信中说，此稿的手迹是北京分社周鸿书的。在影印件的左上角，穆青批示:发。穆(“发”字的左下角还有一个“省”字，也是穆青的笔迹，意思是发首都中央级报纸和全国各省报)。“15/11稿”是当时国内部值班室主任舒人的手迹。影印件的右上角是冯健的笔迹:“请先模写，等通知再发。冯15/11。”
    
    　　应该说，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过程中，北京市委功不可没。新华社正是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公报的基础上，向全国发出电讯稿，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因新华社电讯稿的措辞与《北京日报》略有不同，事后中央向北京市委问明原因，市委还向中央作了简单的说明。
    
    　　据许孔让回忆:北京市委把决定正式登报后，新华社又发了一个短消息，标题用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文字表述上同《北京日报》就不完全一样了。新华社的新闻见报后，11月16日这天夜里，北京市委又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明情况，大意是:今天各报刊登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市委没有宣布这个题目，特此报告。
    
    　　这份报告内容是当晚林乎加同志口授，由我记下来，又经林乎加、贾庭三同志审定的。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中央负责同志有的在会上。林乎加同志要我抄清后，就同贾庭三同志一起签发了报告，还要我就送交中办在会上的负责同志。我说明送中央文件要送一定份数，是否排印后送出。他当时较着急，说:那不又得几个钟头。我说文件很短，拿回机关找印厂马上就办。他说:那索性交给毛联狂同志看一下吧，随后虽经毛手，还是手抄的立即送出了。
    
    　　11月16日新华社的消息见报后一两天，林乎加同志邀请了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几位负责同志，还请了乔木同志，谈了一下。贾庭三、王磊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谈话很简单，没有讨论，主要是新华社负责同志讲了一下编发这篇短稿子的过程，其他同志没说什么。林乎加同志说:我们的消息已经发了，新华社发这个稿子我们确实不知道。中央问我们，我们说明了这个情况，今天把大家找来的意思，就是打个招呼吧。当时我们几位工作人员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新华社和市委两个新闻稿讲的不完全一样，有点出入，所以市委负责同志同新闻单位负责同志沟通一一。(2002年2月19日采访许孔让) 

    
        
        　　北京市委加紧为天安门事件彻众平反

    
    
    　　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是历史走到转折关头的必然，是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广大群众的热烈呼声，北京市委的带头作用，社会舆论的浩大声势，陈云等老同志的有力推动，汇成一股扭转乾坤的强大合力。更重要的是，党中央顺应民心，作出决定，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1978年11月巧日，就在《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文章指出，在落实干部政策、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中，“有一种看法:凡是上了文件的，或者高级领导人说过话、作过批示的案子，即使错了，也不能动。现在有一些‘复杂’案件，并不是因为案情本身多么复杂，难以弄清，而是由于上述原因，一拖多年，不能解决。这种不从实际出发，只从文件出发的看法，根本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完全错误的。”文章指出，关键在于能不能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有错必纠。
    
    　　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高度评价了这部讴歌四五运动的话剧。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演出队《于无声处》剧组应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于11月14日到达北京并将向首都人民演出四幕话剧《于无声处》。11月16日，中宣部、文化部、总工会、北京市委、上海市委负责人观看了在北京的首场演出。对首都人民来说，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喜日子里，观看描述当年天安门事件的话剧，更具有一番不同寻常的感受。一时间，千万人争相阅读剧本。在剧场，在电视机前，观众与演员一起悲哀、流泪、焦急、愤怒，和着男主角欧阳平的声音，喊出震憾天地的“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的话语。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确实是民心所向。
    
    　　从1978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全面复查。据1978年11月18日新华社发出的电讯稿《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报道:经过大量调查证明，天安门事件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关押的38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分子(只有3人因当时犯有偷盗等罪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为这些因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被捕的同志进行平反时，都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对1976年4月8日该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进行了批驳，向世人澄清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
    
    　　为彻底解决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11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1978年第302号文件:《关于抓紧解决为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及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发至工厂、企业、公社，传达到职工、群众。通知要求:
    
    　　(一)对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捕关押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凡尚未宣布平反的，都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宣布平反，充分肯定他们的革命行动，表彰他们的革命精神。凡在关押期间被扣发工资的，要一律补发;补发工资时扣除了在公安局关押期间伙食费的，应退还本人。凡调资、就业、升学等受到妨碍，造成损失的，应一律改正，合理解决。凡家属和亲友受到株连的，应由公安部门和有关单位负责消除影响。
    
    　　(二)天安门事件后，市委1976年26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深人批邓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知》作者注)是错误的，市委已决定撤销。根据这一错误文件，在所谓“双追”中受到迫害、审查的同志，要一律宣布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按照上述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三)1976年清明节期间，市委由有的领导同志出面，借口清明节是“鬼节”，清明扫墓是“四旧”，限制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这完全是错误的。因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悼词、诗文等而受到审查的同志，要按照上述规定，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四)天安门事件后，经市委批准，由当时的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部、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分别召开大会，表彰、奖励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的集体和个人，并为他们“记功”、“授奖”，这些都是错误的，应一律撤销。此后，又组织了所谓天安门事件的巡回报告团，同样是错误的。要在深人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刘传新的斗争中，肃清流毒和影响。
    
    　　(五)各单位对有关同志的档案材料，要认真清理。已平反同志的人事档案中，只保留平反决定，其它诬蔑不实的材料，一律要当面销毁。公安部门的预审档案，由市公安局负责清理。所有在审查中被迫交出的诗文、笔记本，被迫写的“检讨”，凡是保留下来的，均应退还本人。上述问题，责任在市委。下边的干部和群众执行了市委的错误指示，是没有责任的，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不要歧视。通知还要求，各区、县、局接到通知后，应抓紧把这项工作做好做细。有些单位，过去平反不彻底，善后工作未做好，应进行检查，加强领导。通过为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受审查的同志彻底平反，做好善后工作，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受到教育，提高觉悟，增强团结。
    
    　　11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街头出现大字报的情况。邓小平说: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应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加寸立(《邓小平思想年潜》，第91页)。
    
    　　关于这次听取汇报的情况，林乎加回忆说:报纸公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大家议论纷纷。全国各地很多人要求平反。比如说，湖北方面就要求为武汉七·二0事件平反等。我们事先对这些问题没有估计到，事先和各省打招呼就好了。当时，西单也出现了大字报。这些情况，中央都知道了。那段时间里，华国锋同志每天打电话问我情况。后来我把问题集中归纳了几条，在电话里和他讲了。我说，中央最好能有个态度，这样我们好讲他赞成。
    
    　　11月25日，华国锋同志、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找到我、贾庭三和团中央的韩英、胡启立，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应和北京街头大字报的情况。我汇报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公布后，群众的反应以及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并说我们需要中央的明确指示，答复群众。小平同志有一番讲话，讲得很好。我做了记录。小平同志说，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拉，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些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提出了要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我们现在时冤案、错案、假案平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相信，毛主席如果在世的话，这些问题也会逐步解决的我们要准确地、全面地去理解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他说，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但与他的伟大功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小平同志还说，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中央和各省市都在抓紧处理冤案、错案、假案。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宣布给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湖北省委提出为“百万雄师”平反，中央已经批准了、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果道，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可以写信、来访。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各方面的人都团结起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小平同志还提出，有些问题和中央各部门可以研究一下。如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要肯定，要保护，也要帮助这些青年人，做些思想工作，使他们按照中央的部署来办事。还有些受迫害的人没有平反的要很快平反，有气的，应给他们一个讲话的机会。要研究一下怎么做思想工作，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
    
    　　小平同志对我们说，一定要把首都的工作做好。要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要把这种热情引导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不做工作，不向正确方向引导，就要陷于被动。
    
    　　接见结束后，根据我的记录，并以贾庭三同志的记录为补充，将小平同志的讲话进行了整理。我和贾庭三同.态把记录上报中央，并报告了华国锋和小平同志。我在电话里跟华国锋同志讲，我们准备开一个三级干部偿行义，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各组要求看这份稿子，我们的意见是给池们。华国锋同，志说，那当然给了。
    
    　　很快，我们在11月29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有465人参加。贾庭三同志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主要是小平同志的讲话，还由赵鹏飞同志宣读了小平同志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的谈话和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谈话。小平同志在11月26日就国内形势回答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子提出的问题时，谈到了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不对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革命行动，这是我们中央批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表示的态度。不久前，《人民日才时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国际上反响很大。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天安门事件讲的。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这些讲话宣布以后，全国逐渐稳定下来。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我想，华国锋同志内心是支持的。但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毛主席批准的，华国锋同志的“凡是”观念束缚他〕天安门事件能够平反，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功劳。(2001年2月21日采访林乎加)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这是对历史作出的公正、有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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