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上）

1976年清明节的英雄纪念碑前堆满花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走向。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人们既对未来充满企盼，也对过去进行反思。在这新旧碰撞和冲突的过程中，历史的发展是波澜起伏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广大群众看来，1976年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它平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这种合乎情理的愿望和要求并没有很快变为现实，待到北京市委经中共中央批准，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时间已经到了1978年11月。这一重大事件的平反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

　　 

沉重而敏感的话题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随后，中共中央制定“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统一部署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运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全国各级领导班子。随着揭批运动的深人开展，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恢复老干部的工作。这些要求又突出地表现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上。而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又是紧密关联的。

　　1976年3月底，首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掀起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这个群众运动在4月4日达到高潮。4月5日，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采取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该文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处于与外界隔离状态的邓小平被“四人帮”诬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四人帮”被粉碎后，轰轰烈烈的揭批运动址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在指导思想上，这场运动被限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框架内。

　　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人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这种基调下，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自然不可能顺利解决。

　　10月26日，中央宣传口成立。华国锋在对其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应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四人帮”本质极右;批判中要注意，主席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当前要批“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批邓要按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准，以四号文件为准(四号文件即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作者注)。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但同时又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被定性为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妄图扭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方向的天安门事件，自然属于“决不允许翻案”之列。 

邓小平写给中共中央的信(部分手迹)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都展开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而一个月后，即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严重阻碍了全党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和拨乱反正的进行。1977年1月，北京市的李冬民等十余名青年在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根据“两个凡是”的精神，李冬民等人以“反革命罪”被捕，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错案才得以平反。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不能翻，这完全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愿。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王震等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说: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他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讲话中，华国锋把天安门广场事件和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区分开来。前者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因其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后者的行动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应予平反。这两种性质的区分，表明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表示，邓小平可以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在谈到“两个凡是”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一封“揭盖子”的读者来信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但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北京市在一段时间内揭批运动没有能够深人下去，在组织上也没有进行调整，许多问题役有揭批，没有处理。如对北大、清华两校的清查问题、《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事件(即黄帅事件)、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等影响全国的问题，没有及时、彻底地解决。群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1978年5月，贾庭三从贵州调回北京，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他到任后当月，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开始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据那时刚刚调回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的许孔让同志回忆:在1978年5月底到6月初，北京市委召开全市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会议，在会议开始的工作报告中对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以及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5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北京市落实干郑政策的情况做了估计，并布置下一步的工作。到会的很多同志对报告中关于前一段落实政策所做的不切实际的过高的估计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绝大部分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虽然有了落实政策的决定，但对很多人的结论留有尾巴，很不彻底，因此要求会议重新估计形势。

　　针对大家的意见，贾庭三同志在做结论的时候，讲了一段话。他说:我有一个看法，毛主席当年讲:“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这一条适用于北京。我想这一条要明确。贾庭三同志的这个说法看起来是一句老话，但是非常重要。对这一条，与会同志都非常拥护。因为在此之前认识是很不一致的，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还是不肯明确说北京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对许多给予落实政策的人，不说你受了冤屈，还说你有错误，甚至还说有严重的错误。这样，落实政策的结论留下了很多尾巴。

　　贾庭三同志接着说:许多同志不同意会议原来报告的估计，大家认为政策落实问题绝大部分没有完成，我看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比例。我们要按照现在的标准，实事求是地重新把落实干部政策、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这件工作做起来。贾庭三同志讲话前一天晚上，要我找市经委副主任张彭、邢军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斟酌后才将讲话稿定下来。他的话不长，可受到了与会者的拥护。会后，北京市委开始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2001年5月22日采访许孔让)

　　落实干部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纠正冤案、假案、错案。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为原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平反大会。在“文化大革命”期问被诬陷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原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北京市委常委、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邢相生，儿位副局长等23名局处级干部得以平反昭鱿;在这起冤案中受株连、打击和迫害的干警和群众也获得了公开和彻底的平反。在北京市委抓大力度落实几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对揭批运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第几版发表了署名杨西岩的人民来信《捂盖子的是谁》，不点名地批评在揭批运动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捂盖子”的问题。

　　据杨西岩回忆:当时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的教学负责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受到冲击，下放到农村劳动。林彪事件后，回到北京，被分配到西城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改为西城区委党校)。那时的党校并不重视学习，主要搞所谓的大批判，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这一套做法，我心里很反感。

　　“四人帮”被粉碎后，按理说应该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可是，一段时间内，还在继续批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两个凡是”更是严重阻碍了揭批运动的开展〕1978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我看过之后感觉很痛快。黄帅事件的真相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掩盖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究竟是谁捂的盖子?此外，我认为有必要弄清楚“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问题。理论讨论会在东北搞的很普遍，实际上是毛远新利用讨论会来宣传“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等谬论的。北京也搞了〕北京市委曾在市委党校召开专门会议，布置各基层单位进行所谓的理论大批判，并说这是新生事物，是培养“理论解放军”。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心里气愤不过、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事情，市委应该调查清楚，让蒙在鼓里的广大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里的疙瘩.、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这是封公开信，当时也没有考虑什么后果。信写完后，我还在办公室给大家念了一遥，署上我的真实性名、联系地址，就寄出去了。时间大概在1978年5月份。《人民日报》7月底发表。这么做，自然惹怒了上级领导。他们把我下放到粉子胡同居委会，这个居委会归丰盛胡同街道办事处管辖。我的信发表后，有很多读者来信来电表示支持。(2002年2月27日采访杨西岩)

　　杨西岩的来信发表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香港《大公报》分别转载，国内外对此有不少议论，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注意。8月2日，北京市委就关于《人民日报》群众来信的问题请示中央。3日晚，吴德、贾庭三又给华国锋打电话，问怎么办，希望谈一下。华国锋回答说，你们提出的问题是个重要问题，中央常委讨论一下，研究个意见再答复。4日，经政治局讨论，一致决定《北京日报》不转载《人民日报》刊登的杨西岩来信。中央的考虑是，《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人民来信，没有向中央请示，也没有向中央常委请示报告。《人民日报》有权发表人民来信，但发表这样的人民来信，牵涉到政治局委员、市委第一书记，实际上是点了吴德同志的名，不请示报告中央是不慎重、不妥当的。因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转载了，香港《大公报》也转载了，外国记者纷纷猜测。如果《北京日报》再转载，市委再检讨，那就证明是政治局、中央同意的。所以，中央决定《北京日报》不转载。

　　8月5日下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委常委。华国锋对《人民日报》发表杨西岩的来信和北京市委关于《人民日报》群众来信问题的请示，对北京市揭批“四人帮”运动和各项工作，作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中央的指示，北京市委在9月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中央政治局接见北京市委常委的情况，从《北京日报》11月巧日报道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中可以看出一二。

　　这则消息在谈到中央对北京市的指示时称:“中央领导同志对北京市的指示是非常符合实际、切中要害的，对于改变北京市目前的落后、被动局面，搞好各项工作，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到会同志发扬整风精神，对北京市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认真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致认为，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北京市的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形势是好的。但是，与先进兄弟省、市相比，差距很大，距离华主席、党中央对首都的期望很远。最大的差距是揭批查没有搞好。两年来，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单位的运动搞得是好的。但是，市委对运动的领导只是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北京市的实际深人揭批林彪、‘四人帮’，对一些全市性的重大问题没有很好清查和处理。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情不舒畅，积极性受到压抑，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市的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决心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全国前进的步伐，使全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以实现华主席、党中央的殷切希望。”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粉碎“四人帮”近两年来北京市揭批查运动的情况。正因此，中央要求北京市委进一步深人开展揭批查运动，并决定对市委班子再次进行调整。

　　 

北京市工交系统的举措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和尔后的“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干将的“双追”(即追查天安门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中，共搜集了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108加0多件;从中选出重点600余件编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1984件。北京市群众被拘捕388人，至于以隔离、办班、谈话等方式审查的数量更大，全市被触及的群众数以万计。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群众迫切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可是，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仍认为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只是不再把悼念周总理、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按照这个口径，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期间因悼念周总理而遭迫害的同志进行平反。如1978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为因悼念周总理、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中国民航总局报务员付酒严平反。8月4日，市公安局、崇文区革命委员会联合举行大会，为贺延光等人彻底平反(((北京日报》1975年s月14日)。9月19日，朝阳区委召开大会，为周忠铱、刘建英等22人平反(《北京日报》1975年10月7日)。9月20日，市一轻局党委召开大会，为市自行车一厂的青年工人魏海涛平反(《北京日报》1978年10月9日)。但是，天安门事件是上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性运动，涉及面很广，只对某些个人进行平反，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群众很不满意。

　　在平反过程中，北京市工业交通系统首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978年8月下旬，北京市委在整个工交系统为在天安门事件中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职工平反，其中以仪表局、机械局的规模较大。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经委主任叶林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过工交系统的平反问题，并获得了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同意。为了解这个情况，笔者致信叶林，请他谈谈他所了解的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过程，并附上了采访提纲。收到信后，年近九旬的叶林做了认真的准备，同时还找了当年同他一起处理这件事的北京市经委副主任张彭，就笔者所提的问题进行核实。2001年3月9日上午，笔者专程到北京市委大楼采访了他们。

　　叶林对笔者说:我和张彭同志仔细看了你的来信。你给我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为什么说是大题目呢?因为我们经办的只是其中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和张彭同志是老同事、老搭档了。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是北京市经委主任，张彭同志是副主任。我们在1977年8月下旬恢复工作。在工作期间，我们首先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交战线和国防工业口的广大职工，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他们强烈要求平反。我和张彭同志商议，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影响广大职工政治生命和工作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我们的意见要在工交口进行平反工作。但是，那时我们作不了这个主，所以我就向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作了报告，说明广大职工有这个迫切的要求，希望为在天安门事件中他们受到的迫害进行平反。

　　吴德同志口头上说:可以啊，你们可以这么办。

　　后来我和张彭同志又商议:口说无凭，应该写几句话，有一个书面东西，最好能在吴德同志主持的市委常委会上获得通过。我们商议后就由张彭同志执笔，写了一个东西。我记得那是个晚上，我们俩商议后很快写成了。内容大致是:“1976年春天，广大职工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被‘四人帮’诬蔑为反革命行动，并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市委认为，广大职工悼念周总理、反时‘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决定为广大职工在政治上进行平反。”

　　我记得当时我们写了这么张很短的纸条。当天晚上开常委会，我就拿着纸条到常委会上和吴德同志说:你同意了，我们写了一个书面的意见，我是不是念一下?

　　吴德说:好，常委都在这儿，你念一下。

　　这样我把我们起草的这个东西念了一遍。吴德同志当时表示:可以吧。当时市委常委还有些同志讲:可以。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其中有一个大概是李立功同志，因为他坐得离我比较近，其他人我就记不得了。我来北京工作的时间比较晚，常委的有些同志我还不认识。

　　张彭在一旁补充道:我是在1977年8月前后调回北京市机关，解放后十七年长期在原北京市委工作的。叶林同志过去在国家经委工作，也在那时调到北京工作，主管经委、国防工办、全市工业系统的工作。当时许多职工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意见很大，有些同志还因此受到迫害，始终未得解脱，要求时这个问题有个说法。后来，叶林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给大家有个说法。我们商量应该对在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职工予以平反。

　　有天晚上，市委召开常委会，叶林同志去参加了。那天晚上我没走，就是想听听常委会对这个问题到底有个什么说法。在开会途中，叶林同志出来了，对我说:口说无凭，咱们是不是拟几句话，在市委常委会上讲一下。他们认可了，咱们好办事，有个凭证。我们商量后由我执笔写了几句话，那几句话的内容就如叶林同志所说。

　　据叶林、张彭回忆，这次市委常委会召开的时间约为1977年冬或1978年春。在叶林的提议获得市委同意后不久，叶林受市委委托，召开了一个有各工业局参加的大会，宣布了市委的决定。据叶林回忆:大会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国防工办、工交口的同志都参加了，约一万多人。会前按那时开大会通常的做法，我们以工业局为单位，根据体育馆的方位，事先在草图上划定各个局的位里。会上，我宣布了市委的决定，为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的人平反，大家反应非常热烈。

　　张彭说:当时的这些事情，还不能说是市委为整个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只是给工交口在四五运动中受到迫害的职工平反。

　　叶林对笔者说:当时我们经手的就是这么些事情。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根据广大职工的要求。主要是政治上平反，生活上也没有提解决什么待遇问题。至于你提到的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这个大问题，我想许孔让同志会T解其中的情况，他当时在市委办公厅工作。1978年5月贾庭三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三书记，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过程，参与甚多，可惜他去世了。你可以再找一下许孔让同志。

　　根据叶林、张彭提供的线索，笔者仔细查阅了1977年至1978年的《北京日报》。1978年s月31日《北京日报》载:8月23日，市仪表局党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郑重地为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魏传军、吕德俊等10多名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大会最后，市委负责同志讲了话。他受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委托，在大会上正式宣布，为在1976年中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受迫害的魏传军、吕德俊等ro名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并对他们及其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他说，对这些同志问题的处理，市委是有错误的，这个责任主要由市委承担。他指出，广大群众对‘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感到无比义忿，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他们深切悼念周总理，忿怒声讨‘四人帮’，这完全是一种革命行动。这充分反映了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

　　这段报道与叶林、张彭的回忆大致相同，但时间、地点有出人。经多方查证，叶林是1978年5月担任市委常委和书记处书记的，他参加的这次市委常委会议的准确时间是1978年8月22日晚。出席者为吴德、贾庭三、叶林、毛联汪、李立功、王笑一、刘坚夫、白介夫等市委主要负责人。关于叶林的提议，当时的会议记录很简单。叶林在发言中说:仪表局明天要开个大会，对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一是讲承认是革命行动，悼念总理受迫害，代表市委(市)革委(宣布)，市委是有责任的，机械局后天开会。吴德说:可以吧?

　　此外，仪表局8月23日召开平反大会的地点在工人体育馆，而不是首都体育馆。8月31日，《北京日报》登载了仪表局召开平反大会的消息。

　　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讲话比较起来，1978年8月31日《北京日报》的这段话有三点突破。第一，不再提及“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第二，高度评价了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华国锋的讲话说:“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北京日报》则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革命行动。这充分反映了首都群众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第三，对过去受迫害同志的错误处理，市委主动承担了责任。

　　采访叶林、张彭后，2001年5月22日，笔者拨通了许孔让的电话，说明了要采访他的意思。许孔让同志对这段工作情况有较清楚的记忆，当即在电话里与笔者谈了有关情况。提及叶林、张彭请示吴德，要求给工交口职工平反的事情，许孔让回忆说:那时候，工业系统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叶林、陆禹(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同志)、张彭、邢军的态度都是比较明朗的，都积极推动解决这个问题。

　　那时，我从基层调回机关工作不久，我所在单位也存在着因类似情况迫切希望彻底得到平反的问题。叶林、张彭同志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到市委常委会上，吴德同志主持的市委，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主动做这件事。叶林、张彭同志提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他当即同意了。叶林在会上简要讲了一下，吴德说:可以吧。会上没有不同意见。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可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工交口、国防工业口解决为天安门事件受迫害群众平反的问题走在了前面。机关里关注这个问题的少数同志逐渐了解了解决问题的经过。

　　 

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在1978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常委并作出指示后，北京市委决定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并获得中央的批准。经过了必要的准备，直到9月22日才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市委委员和市委各部、委、办，各区、县、局和直属大厂、高校的主要负责人，共300多人。

　　会议又分两段进行。第一阶段的会议从9月22日至9月27日，主要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5日接见市委常委时所作的指示，吴德作初步检查。9月27日休会。休会期间，与会代表主要讨论、学习华国锋在1978年国庆招待会上的祝酒辞，以及《人民日报》国庆社论《万水千山只等闲》。

　　10月7日，中央决定免去吴德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职务，调中央工作。10月9日，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四人帮”粉碎后，林乎加和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调到上海工作。1978年5月底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关于这一时期工作交接的情况，林乎加回忆说:大概在1978年10月初，天津市委正在开会，我接到电话，让我马上到北京去。我说:我正在开会，开完会再去吧。可是，不行，要我马上到北京来。(作者注:经查，此事发生的时间应在1978年9月，最晚不超过9月中旬)

　　到了北京，华国锋同志找我谈话。大概在玉泉山。他对我讲:刚刚到天津，现在又调你到北京。我说，屁股还没坐稳呢。他说:北京市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有的干部时吴德同志有意见，有些问题要让他讲清楚。吴德同志又讲不清楚。他怎么能讲得清楚呢?那个时候是上面命令的，他是奉命执行。吴德同志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主持工作。

　　华国锋同志还说，你过去在上海，现在在天津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城市各方面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中央研究的意见，认为你到北京工作比较合适。

　　我说，天津的工作到现在还焦头烂额，没什么头绪。北京的情况我接触很少，我原来在计委工作过几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浙江被关了5年，很多情况不了解。地方部门现在都是初步地应付局面，还不能说已经走上轨道。华国锋同志说:不但城市，全国也都是这样。中央考虑过了，已经决定了，你不要再提了、去天津的那些话，大家都讲过多次了。他还说，你有什么事情打电话找我。我的意见是，明天找中央几个同志一起，你把困难摆一摆，大家听一听〕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我把华国锋同志找我谈话的情况以及面临的困难跟小平同志、叶帅、先念等同志说了。

　　先念同志讲:哎呀，这些事情我天天都能碰到。你解决不了，你找我，我给你想办法解决你过去在计委工作过，有什么问题你自己去和计委打交道，大事你找国锋同志、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讲:大家都熟悉了，都知道了，有事商量就是了。

　　在我没到北京以前，中央已经调了贾庭三同志从贵州到北京当第三书记，实际上是，他主持工作。他也是个老北京了，以前也跟我一起在“小计委”工作过两年。我想有事的话，我和贾庭三等同志商量解决吧。(2001年2月21日采访林乎加)林乎加到职后，主持听取了各方面的工作汇报，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为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复会做了准备。11月2日至11月11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会议主要讨论和部署揭批查运动、进行大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动员以及对当前工作的安排。吴德到会作一补充检讨。

　　11月3日，贾庭三代表北京市委做了《分类指导，加快步伐，搞好揭批查运动》的报告。贾庭三说，两年来，北京市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是有成绩的，但总的说来，是落后一r。长期以来，对运动的领导只停留在一般口号上，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北京市的实际揭批“四人帮”，特别是一些对全市以至全国有影响的重大问题迟迟没有清查，甚至采取了定调子、划框框、设“禁区”的错误做法，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致使北京市的运动冷冷清清，揭批查运动没有很好开展起来。针对这种现状，贾庭三讲了今后的部署:第一，为了加快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前仍然要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第二，要抓紧把清查工作搞好，搞到底。第三，结合揭批查的斗争，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第四，要认真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参见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

　　会议各组讨论贾庭三的报告时，代表们反应热烈。建委口的同志建议，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由市委直接为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财贸口的同志说，加快揭批查运动，当前需要抓的几件大事，其中之一是为在天安门事件中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有的代表说，贾庭三同志在插话中讲了这个问题，希望在文件中明确写上，不然我们回去讲多讲少，不好掌握。广大群众很关心这件事，这个问题早讲比晚讲好，早讲早得人心。这次会议最好能把市委的态度传达下去。其他各组的同志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

　　11月11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此后，北京市委将常委扩大会议情况上报中央。北京市委认为，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和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加快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前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为此，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对各单位的运动，区别情况，分类指导，加快步伐，争取在今年年底，多数单位揭发、清查的群众运动基本上告一段落，以便为明年大干快上做好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市委并决定今年内要开几次全市性的批判大会，批判梁效和洪广思、第三次理论讨论会、反“右倾回潮”、黄帅事件等问题，以及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所谓“五大领袖”和严重打砸抢事件的首恶分子。第二，要加快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抓紧解决一批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按照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坚决落实作为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搞好治安、交通和市容卫生这三项综合指标。第三，要加快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开展一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大发动，并立即着手制定规划，培养人才。第四，要加快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转变领导作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就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前一天，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林乎加、贾庭三、王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