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绑”事件：中国企业改革史上的里程碑之一

1987年7月，辽阳一家企业职工上班中。自从1984年企业要求松绑之风吹向全国后，厂长负责制得到确立，该厂实现扭亏为盈。新华社资料图片

福建省政府随后颁发“放权”文件。

黄文麟近照。本报记者孙旭阳摄

《福建日报》刊发“松绑信”。

　　“我们不揣冒昧，大胆向你们要权。”

　　1984年3月，一封紧急呼吁信直送福建省委书记办公桌上，55名厂长要求为企业“松绑”，其实事情的策划者是一名副厅级官员。由这位官员起草的呼吁信写得清楚：省委省政府下属不少部门把住权力不放，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发生在福建省的这起“松绑”事件，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从此以后，在高层决策者的推动下，国有企业开始逐渐挣脱计划经济的“五花大绑”，迈向自主经营之路。

　　向有开明之誉的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推动此事所展现的改革者的热望和睿智，20多年来，一直被亲历者视作无法复制的传奇。

　　研究会成了厂长诉苦会

　　起草呼吁信的副厅级干部叫黄文麟，时年50岁，任福建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会场的气氛太热烈了。”24年后，黄文麟回忆起1984年3月召开的那次会议，仍然记忆犹新。

　　当天，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在福州市二化招待所举行。与会者除了该省55家骨干企业的厂长和经理外，还有政府部门的代表———福建省经委的数名官员，其中包括黄文麟。

　　55名企业代表中，除了一人33岁外，其余都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我们都想做出一番事业来。”时年54岁的杜进兴是福州电线厂的厂长。

　　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本意，是为了加强企业当家人之间的经验交流。但意外的是，因为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的发言，使交流变为了诉苦大会。

　　游廷岩介绍，在日本的企业管理方式下，自己作为总经理拥有的自主经营权，和按照市场需要生产销售所产生的可观效益，让与会同行听了既羡慕又不服气。

　　杜进兴回忆说，“老游以前也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确实很有才能，不过我们自认为不比他差到哪里。”

　　但事实却是，游廷岩的福日彩电，全中国都在抢，而与会的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却只能举步维艰。

　　杜进兴说，原因很简单：游廷岩拥有的企业管理权，绝大部分是这些同行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在国有企业，厂长想给职工修个厕所，都得给上级打报告申请，让他们如何大展拳脚？”

工人打赌骂书记

　　黄文麟说，当时的国有企业婆婆多，管得还严。拿一个省级工厂来说，从厂长到车间主任的任命听主管厅局的；财政拨款归财政厅管；产量计划由省经委下达；工人群体由劳工局管；产品由工商部门包销……

　　“龙一多，就治不好水了。”（记者孙旭阳）

　　新观察：企业改制需要新时代的改革者

　　企业改制，需要的是打破陈规的创新精神，和完善产权、发展市场激励机制的勇气。

　　这项工作发轫于30年前，至今尚未结束。

　　让我们记住一个特殊的日子，1984年3月24日，这一天之所以被定为“中国厂长经理日”，缘起于一封求救信，也可以称为一份呼吁书。

　　当天，《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一封对中国企业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信，在福州召开工业会议期间，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向省委呼吁———“请给我们‘松绑’”。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媒体转发，从而引起了国内一场国企全面的放权运动。人称“项大胆”的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亲自写上短评，批示刊发这封信。

　　“项大胆”从放权的角度，破企业改制坚冰。以当时的社会环境，企业改革不可能涉及产权，而出于一种简单联想———从农村的承包制联想到打破企业的大锅饭，打破平均主义，让“包”字进城———项南说，企业也要搞承包责任制，要包到班组，责任到个人，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松绑”放权与“包”字进城，前者给予企业家管理权，后者给予企业家实行激励机制的工具。一个包字，涵盖了上世纪80年代从农村到城市改革的要义：包字的实质是将部分使用权与管理权让度给农民与企业，通过稍有区别的利益激励机制，调动企业与农民的积极性。

　　任何事后看来稀松平常的改革，在当时都要冒极大的风险，改革意味着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与生活方式的颠覆，这既会遭遇祖宗之法的阻挠，也会遭到利益被剥夺者的抵制。

　　自项南包字进城以后，国企改革一直处于激励手段的不同调整期，从1997年学习山东诸城经验“抓大放小”，到1998年“国退民进”———国有资本要从164个行业中坚决撤出，才开始进入产权改革期。

　　目前选择的是以资本市场、股权多元化、持股者利益均沾的路径，既解决国企产权难题，提高企业效率，又能兼顾民众利益与职工的权利，但结果正如我们现在所见，股市也不是万灵仙丹。

　　国企改革仍在继续摸索之中，面对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制的转型，没有现成药方可供借鉴，完善产权与改进激励机制，是世界性考题。在这条路上艰难跋涉之人，不会忘记当时项南的勇气与决心，正因为项南的存在，提醒所有人，不同的激励机制，向企业家让度经营权是国企改革的立足之本。

　　借助股市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在改革者的肩头更进一步，建立股权激励机制，通过对股东的信托责任，以及股东大会的反制约。股市剥离产权与经营权，解决了产权难题。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股市是一个刚性制度约束的、必须对所有股东尽到信托责任的市场。对规则与法律的尊重，才是国企借助资本市场成功改革的根本。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至今仍处江心。

　　我们需要新时代的改革者。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