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邓力群

今年2月12日，邓力群以百岁高龄去世，峨冠点赞，备极哀荣。网上议论纷纷，褒贬不一，勾起我对斯人往事的一些回忆。

知悉邓力群的大名，是在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当时邓力群是刘少奇的政治秘书，我在《中国青年》编辑部工作。听说他准备帮助少奇续写一本“建设时期”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曾托人打听，想争取将它作为重头文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后来，邓力群写书因故搁浅，我的设想也就不了了之。

近距离接触邓近距离接触邓力群，是1982 年8 月中旬，我作为《工人日报》记者，参加中宣部在延边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邓力群是中宣部部长，主持了会议，在会上讲话大力宣扬共产主义思想，我至今还记得他不时摆动手势、神采飞扬的情景。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要一步一步地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分析每一阶段的形势，制定每一阶段的任务，然后一步步地往前走。尽管任务有所不同，但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了解情况，制定政策；既为当前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要体现将来的利益。”

当时我没有想到，邓力群特别强调宣扬共产主义的思想理念，4年后在中共高层引起了重大争论。

1986 年，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把精神文明建设列人议事日程，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草稿完成后，在中央领导层征求意见。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第三次修改稿的会议上，邓力群发言认为，这个文稿与中共十二大文件缺乏连贯性，文稿没有讲共产主义；反映这几年来新经验、新问题不够，没有讲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于是，邓力群提出了一个修改稿，内容有“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等，认为“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邓力群把修改稿送给政治局常委和一些高层领导人，邓小平对邓力群的修改稿不满意，删去了“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那句话。

胡耀邦看了邓力群的修改稿，认为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援引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对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人们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果不对这个根本问题加以澄清，文件就无法通过，在实际工作中还会发生“左”的干扰。胡耀邦将意见归纳为：（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二）共产主义思想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四）这个提法对统一祖国不利。9月13日，胡耀邦执笔起草了一封给中央常委的信，次日征得了赵紫阳同意，联名发出。这封信开宗明义：“我们两人同意起草小组的这个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邓小平看了胡、赵的信，立即批示：“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好，我完全赞成。”李先念也批示：“同意小平同志意见。”为了说服邓力群，邓小平于1986年9月18日约邓力群谈话，相关内容是：

邓小平：新的稿子发下来了，你看了有什么意见？

邓力群：有四条意见。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当然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十二大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十二大决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像这样带根本意义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则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

邓小平：（翻出《精神文明决定》稿，翻到“道德”的一节，其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指给邓力群）这不是讲到共产主义吗？

邓力群：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然你也说过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名词就叫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来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

邓小平：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

邓力群：我的第二条意见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种层次，这是必要的；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终归应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最好表达得清楚一点。

邓小平：文件第11 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决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

邓力群：乔木同志提的。

邓小平：我圈掉了。

邓力群：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邓小平：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邓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不提了。如果发出去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过去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坚持了？我们的整个修改意见，就是为了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是改变过去的方针，而是坚持过去的方针。

邓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邓力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611 ～ 614 页）

党内高层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并不稀奇。但像邓力群这样，在晚年撰写回忆录坦率地直面自己与最高领导人的争论，则并不多见。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不但披露了他与邓小平这次谈话的全文，而且说：“无论他是否高兴，我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至于说出我的意见以后，有的他采纳，有的他不采纳，我既不计较，也不背包袱。”

此前10年，邓力群多次参与邓小平的讲话起草，包括后来影响很大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但此后3年，邓小平再也没找邓力群。直到1989年9月，邓小平决定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再次指名要胡乔木和邓力群来起草中央同意他辞职的决定。邓力群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又表示，不清楚邓小平为什么要找他和胡乔木做这件事。

邓力群卷人重大的政策之争，并非一次。早在1952 年4 月，他任中共新疆分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力挺新疆的主要领导人实施“士改”“反霸”“镇反”三大改革。邓力群主张，“不仅要没收地主的牧畜，还要没收宗教头目的土地，彻底摧毁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他们雷厉风行地在新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布置实施。当时被逮捕的牧主达1000 多人，人心惶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赶赴新疆，立即叫停牧区“镇反”。5月，习仲勋在西北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吸收内蒙古牧区改革的经验，提出对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习仲勋还主张：“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

针对不同政策主张的严重争论，当年6 月2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做总结。刘少奇认为西北局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新疆分局的主张是错误的，邓力群因此被调离新疆。

邓力群说他自己“有股牛脾气”。在他一生中，坚持己见，顶风抗上的情况发生过多次。1975年，邓力群被邓小平选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为该室7 位负责人之一。是年9月，为筹备中的《思想战线》杂志，他主持起草了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政论文章。不久形势生变，毛泽东决定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次年2月，这篇文章成了“四人帮”重点批判的对象，位居“三株大毒草”之首。面对政治高压，胡乔木顶不住了，低头认错。邓力群却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打了一个报告，声明文章不是邓小平授意，没有经邓小平看过，写成初稿后，胡乔木没有向他提任何意见，他也没有向邓小平汇报文章的内容。“这个初稿的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全部责任。”

邓力群在批邓浪潮中敢于承担责任，粉碎“四人帮”后得到好评。随着邓小平、陈云掌握中央政局，邓力群也得到进一步重用，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在中共十二大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成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话语权很大。在此期间，他力主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向他认定的“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频频出击，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胡耀邦“磕磕碰碰”，引起国内国际的关注。

由于邓力群很左，逆改革的历史潮流而动，

终于被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淘汰出局。他在《十二个春秋》里回忆了这段经历：“原来提名十三大的候选人，我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列上的，接到李锐的信和赵的材料后，邓就加了一个括号：候补政治局委员。

十三大代表，我当选了。中委的候选名单也提出来了，但中委实行差额选举，我从正式中委的名单中落选了。结果报告了邓小平，说没选上中委啊，邓小平的回答是：承认选举，不做变动；后来又说，到中顾委做中顾委的常委。结果，中顾委常委也没选上。

就我来讲，对落选一点反应和不高兴都没有，也不是，我的思想境界还没有修炼到这样一个高水平。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剌激，当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绪有那么几天不舒畅、不愉快，总觉得不太公平，也有点尴尬。但很快就想通了，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就平静下来。

我记得落选以后，我到王老（王震）那里去聊天，恰好万绍芬也在那里。她也落选了，急得不得了，跑到王老那里去诉苦，让王老给想办法。王老就对万绍芬说，你应该向邓力群学习，他不是也落选了吗，他不在乎，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719 ～ 720 页）

对此说法，万绍芬提出了质疑。因为万绍芬在中共十三大并没有落选，而是当选了中央委员。公布的中委名单，万绍芬就排在万里之后。万绍芬落选是发生在第二年的全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原来中央内定她担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她在差额选举全国总工会全委会委员时落选，就不能担任全国总工会领导职务了。她读了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以后，写了一篇文章，纠正说传，坦率讲述了自己在全总落选的经过。由此我想到，邓力群所谓“王老就对万绍芬说，你应该向邓力群学习”云云，显然应当打一个问号。只是王震已经作古，没有办法核对了。

质疑《十二个春秋》中一些叙述真实性的不止万绍芬一人。如书中提到的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副所长冯兰瑞读完该书后，就写了《五问邓力群》一文，与之商榷。胡耀邦原政治秘书刘崇文，原警卫秘书李汉平，也都写了文章，对该书

关于1988 年胡耀邦和邓力群在长沙见面谈话的叙述，提出质疑和纠正。邓力群完成《十二个春秋》时，已经90 岁了。他在后记中说，这份自述是由他讲述，请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记录，然后约请当代中国研究所4位同志修改加工，最后由他逐篇审阅定稿的。人到老年，记忆有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本书不回避高层矛盾，引用了一些稀见的讲话原始记录和手稿，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胡耀邦传》的作者之一、中央党校教授李公天就对我说过：“编写《胡耀邦传》时，对邓力群是如何反对耀邦的，找不到第一手材料。邓力群在‘自述’里洋洋得意地、详细记述他‘与胡耀邦同志磕磕碰碰’的过程。我们把这些材料写人《胡耀邦传》，大大丰富了这本书的内容。”

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代表性人物，邓力群已经远行。观其一生，真正给人留下记忆的，是他不顾中共在历史上深陷“左”的错误并屡遭重挫的事实，在改革开放之后仍拒绝改变固有观念，阻挠国家朝现代化转型。这个鲜明特征，使他的名字成为党内某个派别的一个特殊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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