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计划生育的那些事

谨以此文作为胡耀邦逝世26周年纪念。

胡耀邦最早从什么时间开始与党的计划生育工作发生关系，我没有做考究。党和政府从1954年开始提倡节制生育工作，1957年提出计划生育这一个概念，然后就一直把它当作全党的事业来抓的，除了宣传部和国家卫生部以外，其他部门和各个方面也还都有所分工。譬如，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就说：

卫生、商业、化工、民政、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和妇联、共青团、工会等团体，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做好宣传教育、技术指导、药物生产、供应和科学研究等项工作。

所以，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应该很早就介入到计划生育工作当中了。但是，本文不想探讨这种仅具有工作关系的问题，包括1982年9月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胡耀邦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做的政治工作报告中把计划生育当作第一个“基本国策”，提出十二亿人口的奋斗目标，都不作为探讨胡耀邦人口思想和他与计划生育工作关系的依据。因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和领导人，党中央确定的具有原则性的工作，不仅都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而且往往也都能代表了他们的意见。但是，那些并不一定就都能体现他们的真实思想和情感，特别是不一定完全都与具有个人特质的思想情感与情怀相符合。本文所要陈述的一些故事，都是胡耀邦在1980年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1981年至1986年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期间，足以体现他的思想观点和独特个性的具体事情。

在切入主题以前，我们必须简单交代一下，1980年前后，胡耀邦对待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与陈云、邓小平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胡耀邦是接受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有关思想认识。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陈云这一有关基本国情的讲话，不仅对党中央决定从1979年到80年代初连续几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对包括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以及中国共产党之后一个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有重大的影响。整个80年代，人们都是在这样的语境和氛围中工作的。中国人口太多，影响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必须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这是那个时期全党的共识。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别有一番认识和做法。

一、胡耀邦对“一胎化”政策的疑虑

胡耀邦是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设置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3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第一次会议。4月7日，中央办公厅按照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召开了人口问题座谈会，征求各方面专家对“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意见。在第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就会议的起因和目的，向与会人员交代说：

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大方针是定下来了。在贯彻这个方针的过程中，干部群众中议论较多。有人说两对夫妇各生一个孩子，将来结婚后生育一个孩子，这样两个劳动力就要抚养4个老人，一个孩子。还有人说青少年犯罪中独生子女比例高，独生子女中低能儿的比例也较高，独生子女中女多男少，有的人还担心今后的兵源问题等。计划生育工作中也存在有宣传不够深入，有的地方搞强迫命令，医疗技术没有完全过关等方面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建议召开一个座谈会，征求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今天请各方面的专家来，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如何既能达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又能避免或妥善解决由此而造成的某些不良社会后果。

虽说胡耀邦是一个多月前任总书记，但早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对于1979年年中开始计划生育部门推行“一胎化”政策，并分别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的支持，应该是清楚的。因为这一政策受到了从党中央主席和3位副主席的明确支持，所以，冯文彬说“这个大方针是定下来了”。我的理解，冯文彬的这句话是重述胡耀邦的。胡耀邦也是承认这个政策的。但是，他对此又有疑虑。也许，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期间，胡耀邦对这个政策就有看法。只是在那个职务上，是不适宜提出这个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一经设立，作为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那个时期里，人们把人口问题看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也在于激进的“一胎化”政策搞得人们很不安宁，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中央书记处将征求专家意见的座谈会交中央办公厅主持，而不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该是有所考虑的。想一想，“一胎化”政策是由计划生育部门提出来并强制推行的，现在再由它出面征求意见，谁还好意思说？但是，我觉得冯文彬当时并没有领会胡耀邦在这方面的特别意图。所以，这次名为中央办公厅召开的人口问题座谈会，实际上却是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在主办。仅从参会的名单来分析，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干部可说是全力出动，而所谓中央办公厅只有冯文彬一个人仅参加了会议个别活动。另外，参会的专家也都是由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决定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和计生办多年来有着工作关系的机构或单位。选择与自己有工作关系的专家，当然有利于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根据冯文彬的讲话，中央书记处征求专家的意见，是出于对“一胎化”政策负面影响的考虑，所以，邀请有不同意见专家参加会议，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时期确实也有对“一胎化”系统研究并提出不同意见的专家。冯文彬讲话中列举两对夫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的问题，兵源问题，就是笔者在几个月前提出来的。我在提交给1979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对“一胎化”政策进行了专门的分析，提出了4:2:1的命题和人口老化的概念，提出了对未来劳动力资源和兵源的影响问题。那个时代还不允许讨论和批评正在执行的政策，我的观点不仅写有文章，而且在全国性的大会上发言，所以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当我发言的时候，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就在主席台就坐。几天后，继续在成都市锦江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陈慕华还直接反驳了我的论文中有关“一胎化”会迅速导致人口老化和劳动力资源短缺等观点。所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至少了解笔者是对“一胎化”政策有不同看法的专家。但是，中央办公厅人口问题座谈会并没有邀请笔者参加。还有，会议显然是由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栗秀珍主导，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不仅首先由栗秀珍发言，而且安排极力主张“一胎化”政策的宋健、田雪原发言，其实就是为会议的方向定调子。

因为会议参加人员的选择，以及对座谈会的引导，使得会议很难听到对计划生育部门正在极力推行的政策有不同的声音。相反，会议逐渐变成了表态支持和拥护“一胎化”。几年前，一位当年参加会议的原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的老同志对我说，本来是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意见的会议，开着、开着，就成了一边倒地支持只生一个孩子了。冯文彬在最初两次会议期间，还主持召开小型会议准备撰写给中央的报告，后来也放弃了。关于中央办公厅人口问题座谈会，笔者在长篇论文《鹿耶，马耶？——田雪原中央人口座谈会》较为详细的论述，不再赘言。

当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涌过来的时候，其势是很难阻挡的。中央办公厅人口问题座谈会是否达到预想的结果，并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胡耀邦走马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不到一个月，明知“一胎化”“这个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却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人口问题座谈会，征求专家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对这一政策的担心与忧虑。

二、胡耀邦提议制定政策规范计划生育工作

1980年6月26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研究计划生育问题。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汇报。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提出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将当时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涉及到的一些经济政策譬如对“独生子女”的奖励问题，都纳入到长期规划中通盘解决。那个时候，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已经有了较为普遍而严厉的经济和行政处罚。这次会议却要求取消现行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扣发工资、工分、不提级、不发奖金等经济处罚的办法，认为这些做法都是违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会议还提出，计划生育部门在过去宣传的奖励政策不要轻易改变，但也不要再扩大了。不难发现，中央书记处第一次讨论计划生育问题所遵循的原则，和计划生育部门自行制定且延续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政策，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三、胡耀邦提议致党团员的《公开信》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是6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的。据胡耀邦说，这是他提出来的。

几十年来，《公开信》的影响很大，但误解也很多。其中最大的误解，是说《公开信》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即“一胎化”政策。其实，恰好相反，胡耀邦提出搞《公开信》，就是为了纠正“一胎化”的极左错误和遏制实际工作中的极端作法的。1981年9月10日，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上，当胡耀邦说起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说：“公开信是我提出来的。当时一方面看到思想不通，一方面看到强迫命令很厉害。”虽然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计划生育部门利用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把正在全国城乡贯彻执行的“一胎化”活动又推动上了一个新台阶。时至今日，计划生育部门还常常把《公开信》当作推行严紧政策的工具。但是，按照担任总书记职务不久的胡耀邦本意来说，《公开信》不过是一个应急措施。如果不是《公开信》，在当时巨大潮流和氛围中，有关部门要求出台一个肯定“一胎化”的红头文件，事态将尤为严重。特别是从现在的大历史来看，《公开信》不过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制定新的政策之前的一个缓冲、过渡或临时性安排，是由“一胎化”走向“女儿户”的拐点和转向路标。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2010年纪念《公开信》30周年的小册子《论“公开信”》中，已有详细论述。

四、与赵紫阳联手制订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邓小平处理华国锋的问题结束以后，胡耀邦、赵紫阳立即联手制订新的计划生育政策。

1981年9月10日，赵紫阳在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上提出了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两个方案，一个是继续在城市执行“一胎化”的政策，在农村，则普遍允许农民生两个孩子。第二个方案，在普遍提倡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允许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民家庭再生一个。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发〔1982〕11号，关于生育政策，文件中说：

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那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

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和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这就是执行到现在的“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文章中的“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1982年1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向中央提出的建议，认为写明“只有一个女孩的夫妇可以再生一个”，会进一步助长重男轻女思想，并建议用这个提法。所以，“某些群众确有困难”是中央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达成的共识，是“女儿户”的一种特别称谓。按说，中央文件作这样的处理，不应该影响政策的执行。但是，恰恰做了这样的表述以后，整个80年代，计划生育部门就是在“某些群众确有困难”方面做文章。现在的不同条件允许生二胎的政策，就是这样来的。中共中央1982年11号文件颁发以后，有关部门不是在如何落实“女儿户”的工作上下功夫，而是在制订譬如“两代或三代单传”、“几兄弟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等等条件当作落实“某些群众确有困难”的政策规定。其实，如果实行“女儿户”政策，农民中可以生二孩的比例一下子就接近50%，相比之下，各级政府不断立法决定允许一些群众生育二胎，其许可生二胎的政策比例却始终没有突破当年生育的10%。

我们且不用管这个文件如何执行，只是用现在的眼光来分析，它该是1980年走到党和国家第一线的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继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之后，联手出台的又一项重要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并没有远离开“一胎化”，但是，在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多农民的国家里，允许农民家庭生了一个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那就是对接近一半人口的解放和解脱。

五、坚决纠正计划生育粗暴作风

当事物出现反常的情况的时候，往往会发生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中共中央1982年2月以11号文件的形式颁发了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生育政策，10月又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颁发中办37号文件，明确“各地已有的规定……，要稳定下来，一般不要再做变动。”这实际上是用中办37号文件取代了中央11号文件。但是，即使这样，钱信忠也没有准备执行自己争取到的中央政策。钱信忠是老卫生部部长。1981年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前，计划生育一直是卫生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认为在中国搞计划生育，最为有效的办法还是“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即生过一个孩子的妇女必须上环，生过两个孩子的一定要结扎。这是文化革命前，他在上海市蹲点搞计划生育总结出来的经验。在钱信忠这一工作思路指导下，不少的地方都是不管育龄妇女是否采取了其他避孕措施，也不管效果如何，规定凡是生育了两个孩子的，40岁甚至35岁以下者，一律结扎。甚至一些已经上了环的妇女，也要求取环结扎。在钱信忠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之前，即使在1979-1981年强制性“一胎化”的几年里，全国妇女每年实行结扎的最高年份也仅只有500多万例，人工流产（包括大月份引产）900多万例。1983年，全国妇女结扎1640万例，流产1437万例。这是共和国至今的最高记录。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大结扎为中心的工作安排，进一步加剧了“一胎化”生育政策以来在计划生育领域的强迫命令和违法违纪行为，尤其在农村推行的大结扎和人工流产、引产，带来很严重的社会后果。“有的地方出现过用野蛮的办法，抄家、封门、砸锅、扒房子、毁坏庄稼、牵走牲畜，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围村突击，拉人游街、变相监禁群众、株连亲属、乡邻等。”有的地方甚至组织“夜袭队”，晚上去抓计划生育“超生户”或结扎对象。

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免去了钱信忠的职务。1984年1月19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108次会议严肃指出，要彻底纠正“强迫命令不可避免”的错误看法，严禁采取野蛮做法，坚决处理违法乱纪的行为。

六、1984年两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所体现的胡耀邦执政理念和博大情怀

中央决定免去钱信忠的职务以后，胡耀邦主持1984年1月19日中央书记处108次会议和4月5日书记处办公会，分别听取新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代表党组所做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和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汇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情况汇报》的修改情况。这是80年代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的两次重要会议，在这两次会议基础上，中央形成了关于几乎所有工作的1984年7号文件。胡耀邦在这两次会议上就计划生育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胡耀邦提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1982年，赵紫阳肯定了山东省烟台市“开小口堵大口”的经验。胡耀邦赞同赵紫阳的意见，他在108次会议上提出，对农村适当放宽一点生二胎的小口子，坚决制止大口子，严禁循私舞弊的歪口子，少数民族规定一个适当的口子，把这四个口子搞完整一点，使我们的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

在讨论避孕药械和节育技术问题时，胡耀邦提出，要下决心从国外引进计划生育的先进技术、器械和优良药品，提高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干部的科学知识水平。避孕要采取综合措施，在多胎生育情况较严重的地方可以提倡结扎，但引产和流产要严格执行手术常规，两者均应保证手术的质量。要重视培训节育技术队伍，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严防手术事故的发生，让实行节育的人民群众要有安全感。胡耀邦说，这是关系人民生命安危的大事，一定要特别重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口问题越来越被宣传为具有全局性质的大问题。计划生育常常被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生育指标越来越严紧，工作方法越来越粗暴，强迫命令的风气盛行。特别在广大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和农民的生育意愿反差很大，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不少的地方甚至发生了恶性事件。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已经成为影响安定团结的重要因素。当年王伟曾和我讲过，胡耀邦说，要让计划生育部门的同志懂得，计划生育是党的一项局部性的工作。局部工作要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全局。1984年2月底3月初，在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会议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遵照中央书记处108次会议精神，提出改进作风，王伟在这次和以后的几次讲话中，都用“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教育计划生育干部[24]。我不知道这3句话9个字是不是胡耀邦讲的，但那是符合王伟向我所讲的基本精神的。

1984年1月24日，胡耀邦在陕西渭南地区的群众来信上批示说：“工作要作得合情合理，为广大群众同情才好。”在108次会议和4月5日办公会两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都要求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这实际是对计划生育工作和政策的约束、限制和框定。有这样三个条件的限定，计划生育就不再是一个重要性被强调到足以不惜一切成本和代价的程度上，群众利益、群众态度、群众基础，仍然是决定计划生育工作合理性的基本条件和标准。

中国共产党接受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理论体系，把自由和民主，平等和正义，人性和人权等等之类的现代价值观念都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使在强调人民性和关注群众利益的时候，也还要特别地批判人性论。但是，我在研究80年代的计划生育问题和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改革过程中，总是感受到胡耀邦和别的领导人之间的明显差别。文化大革命后期，当一大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在申请复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胡耀邦思考的是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的性质，历史中的问题。胡耀邦能够比较早地提出纠正冤假错案，这不仅是出于政治家的思考，因为那个时候的他仅只是中国共产党众多的高级干部之一，尚且处在第二次被打倒和靠边站的时候，绝对还谈不上政治家或政客需要争得民心时才会表现出来的那种实用主义的心态，而是表明他内心深处本来就有的一颗大众之心。文化大革命以前，胡耀邦不整人，以及对被整的人予以的同情和保护。在担任总书记以后所表现的温和与民主作风，以及对所谓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保护，以至落下了反对“自由化”不力的名声，成为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的借口。现在来看，那正是胡耀邦人品和秉性的表现，和他与生俱来的与万民相通相连的平民之心的体现。我觉得，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他的优点和长处，也是胡耀邦能够历史长存的基点和基础。在全党都把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强调到不适当位置的时候，尽管胡耀邦也具有相同相近的认识，但是，惟有他体会到了身处其境的一般群众和老百姓的感受，能够在那个时代背景和氛围下提出用群众的“安全感”来要求计划生育工作，这不是用一个难能可贵就足以表达的。这是胡耀邦与其他人在执政理念方面存有差异与分歧的根源，也正是由此才导致了别人与胡耀邦的分手与分别。

七、胡耀邦有意在全国实行普遍二孩

在日月流淌，岁月走过了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度走进胡耀邦赵紫阳的心灵，可以感受到80年代初期，他们刚刚走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联手设计了许多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政策。其中1982年初春有关农业经济的一号文件和农村计划生育的十一号文件，一个冲破人民公社制度束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突破“一胎化”生育政策的限制，允许生了一个女孩的农民再生一个。这是从生产和生育两个方面给农民松绑，是同样重要的解放农村生产力的举措。现在回过头来看，那该是胡耀邦政治战略上的一个大手笔。遗憾的是，“女儿户”政策受到了计划生育部门将近10年的有意无意地抵制，使得整个80年代，全国仍然基本停留在“一胎化”政策的层面上。我曾经指出，一项由党中央国务院郑重颁布的重大政策，历经10年左右的时间才在全国得以基本贯彻，无论在中国共产党90年或者在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1979年12月，笔者在提交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的论文中，曾提出用“晚婚晚育加间隔”允许人们普遍生育两个孩子取代“一胎化”的政策建议。那个时代，经济计划是全社会得以围绕的中心，不可动摇的工作原则。党的十二大确立的十二亿人口目标，成了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紧的依据。1982年人口普查后，笔者利用人口普查资料测算后证明，在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同时，如果实行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的间隔，允许人们生育二胎，也能够在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1984年春节，笔者給胡耀邦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建议实行“晚婚晚育延长生育间隔”和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我不知道胡耀邦是否见到这篇文章，当它转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后，再次被否定了。之所以说“再次被否定”，是因为1979年12月我在全国会议上提出它的时候，当时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已经否定过一次。但是，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这次讨论我的文章的时候，政策规划处的干部张晓彤是同意我的意见的。几个月后，在他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属的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马瀛通合作的《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中，肯定了我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在这篇给赵紫阳的研究报告中，他们建议说：

我们认为，梁中堂同志在给胡耀邦同志的信中，提出的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是可行的。他的推算不准，提出间隔8-10年也很难行通，但如果允许农民在24岁生育第一胎后，隔四五年再生一个，则有利于人口控制，又较易为农民所接受。这个做法，会在多数群众拥护支持下把多胎率降下来，使生育高峰趋向平缓，还可使几个年龄组的生育移至2000年后增加完成本世纪末人口控制指标的可能性。初步推算，采用这个办法，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可控制在12.3亿左右。如果能以《计划生育法》来公布这个办法，可以减小群众对政策稳定性的怀疑。2000年以后，城乡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

1984年7月30日，该报告完成并送达的当天，赵紫阳做了极为肯定的批示。他说：

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

胡耀邦赞同赵紫阳的意见。8月5日，胡耀邦对该文批示说：

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是一分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我主张按紫阳同志提出的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胡耀邦赵紫阳的批示清楚、明白。但是，有关部门并没有按照胡耀邦赵紫阳的批示计算人口发展的情况，也没有“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

为什么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希望推行的重大政策竟然能无声无息？这是推动我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开始，在更为宽阔的领域寻求答案的直接动因。笔者最近10多年致力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研究，仍未寻找到解决这一具体问题的满意答案。但是，我却发现，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得以很快产生以来，从胡耀邦、赵紫阳之先的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以及到此后的所谓第三代，人们总是习惯性地不断呼唤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而惟有80年代的胡耀邦赵紫阳要求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还不断教育和劝说计划生育部门将政策适当放宽松一些。特别是胡耀邦明显在计划生育和人民群众之间首先选择了后者，反对强迫命令，严禁野蛮和粗暴的做法，并提出节育措施要让人民群众有安全感，将节育技术与人民生命安危连接起来，等等。

胡耀邦之后，再无胡耀邦。

（201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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