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

   实践已经证明，每一次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背后，社会思想的革新和解放都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基础必定会受到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影响，而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每一次思想的解放都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继承和发展，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和历史思想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说，“思想发展中最真的东西，恰恰是话语的断裂、话语布展的边界和理论逻辑中的独特的异质性”[1]9。正是把握了事物发展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统一的哲学观点，我们才会不断地结合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理清认识、革新思想。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重视思想建设和发展。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从思想路线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指出“共产党员应当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2]522。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每一次思想的解放必将影响下一时期社会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正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阶段观念革新和思想解放的物化成果。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3]7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史，也就是我们党不断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思想革新的思想解放史。

　　一　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闸门

　　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影响，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76年10月，随着粉碎“四人帮”以及10年“文革”的结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然而，要在短期内彻底消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不容易。在一段时间里，“左”的思想教条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而且愈演愈烈，党的领导工作不同程度地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严重错误。“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就是要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这只能使中国继续陷入混乱甚至动乱的危局。

　　就在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抓住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首先从理论上批评了“两个凡是”，明确指出“两个凡是”观点的错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锋芒直指“两个凡是”，进而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篇文章被视为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一发表就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大是大非之争，它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4]7。

　　在领导和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5]67， 126，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5]278一方面，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和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另一方面，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标和归宿。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是要实事求是，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可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在人们的思想方法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6]349。通过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阐述，不仅从理论上彻底驳斥了“两个凡是”，也极大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经过一场激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两个凡是”政治路线在党内外遭到孤立而被抛弃，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进行拨乱反正，同时还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思想的变革必将促成政治和社会的变革。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成功召开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为在这次全会上重新确立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打下了理论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其历史起点”[7]35。它为推进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为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就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143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我们党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这次讨论，在理论上不仅使全党关于真理的标准形成了统一的认识，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丰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而且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突破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我们党进行全面的思想解放的重要保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思想转折，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闸门。

　　二　南方谈话解决了思想困扰，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接连遭遇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等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中国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的纷争。西方敌对势力乘机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的思想舆论，国内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化”的道路。与此同时，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一度出现了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议论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党内开始蔓延，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这些争论实际上都涉及到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思想上的困扰势必会引发社会生产的停滞和国民经济的下滑。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曾一度出现较大的滑坡势头。为了解决这一时期的发展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几点意见和看法：“一是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二是改革开放不要怕冒一点风险；三是沿海如何帮助内地是一个大问题，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四是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8]535这是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探索总结的经验。就在思想的困扰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影响的关键历史时刻， 1992年1月，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到武昌、深圳、珠海等地发表重要

　　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到新阶段的宣言书”[9]11。谈话的中心思想是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经济的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在南方谈话的过程中，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372作为判断我们工作各方面得失根本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强调的是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以及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建立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等具体政策措施。“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就是要求大家必须从抽象的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摆脱出来，放开手脚，大胆尝试，把注意力放到研究什么手段和方法才能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来，不要因纠缠于抽象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而贻误改革的时机，以致在根本上损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三个有利于”不仅冲破了束缚人们多年以来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以及认识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关系的思想禁锢，而且也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改革发展中的思想难题，为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指明了路径。

　　在看待和区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同社会主义相联系，而市场经济则必然同资本主义相联系。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373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科学论断不仅为我们确立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让人们认识和接受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创造了思想条件。

　　邓小平南方谈话针对人们在这个时期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1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新思路，有了新突破，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次思想解放，与1978年的思想解放的不同之处在于： 1978年的斗争是从哲学上突破的， 1992年的斗争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突破点和动力源也在经济领域”[11]203。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的科学阐述，不仅对全党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也及时解决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思想纷争和模糊认识。在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这个问题上，他提出了社会主义也要进行改革的思想，而改革就是以社会主义必须解放生产力的理论为基础而进行的；在认识解放生产力这个问题上，他指出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是来自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是来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只有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才是现阶段解放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在判断和评价改革的成败与是非得失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并将此标准贯彻到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在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改革现行的束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势在必行，从而在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此加快了全面改革的进程。

　　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思想解放，是我党在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转折。“这些重要论述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新的理论概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也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系统化”[12]373。它就如同一盏点燃思想的明灯，必将指引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三　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是引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进入21世纪，尽管我们面临的时代主题、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国家发展的主要任务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国际局势、国内情况以及党内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何加强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转变观念来适应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以及党内形势，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成为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经过长期的思考与实践探索， 2001年7月，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大会上，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并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13]1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我们党不断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思想解放的理论成果，是80年建党经验的集中体现和科学总结。

　　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明确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于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于执政为民，并提出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国内外发展的新格局，审时度势，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强自身建设，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次思想认识上的新突破。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一种对党认识的新的理念，具有科学的理论意义。从建党之初到党的十五大，从党章内容中提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等表述中可以看到，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阶级与政党的关系以及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同党的认识联系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把对党的认识同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联系起来，集中阐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先进性的问题，这是对党的认识的思想革新和理论发展。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一种对改革认识的新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单纯从表象来看，“三个代表”与改革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仔细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的先进性，那么一切不符合这种先进性要求的各种具体的制度体制、工作方法、运转机制都需要改革，如果不改革，先进性就不可能体现出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始终体现先进性的要求，这是对改革更深层次的认识。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一种对党的建设的新的认识标准，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把党的建设与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人类发展的根本力量——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地联系起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我们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而且为接下来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夯实了基础，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2007年10月，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次大会不仅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不断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召开的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而且也是我们党面对新的发展课题所开创的又一轮思想解放的节点。我们党历来重视和加强对思想的认识和解放，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前，更是坚定了这样的决心。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就事关国家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其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思想解放的本质就是要打破习惯势力和突破传统思想认识的障碍，树立一个新的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3]1，这不仅是思想解放进行的一次再动员，而且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吹响了前进的号角。以十七大为标志的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核心问题展开，这不仅是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进一步的理解，也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深化认识。这一轮思想解放集中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树立了新的认识发展的标准，这是对传统发展理念的重大突破。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 2007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突破20万亿元大关，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并进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特别是在2008年，我们在奋勇夺取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事实证明， 30年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党变得更加的坚强和成熟，使中华民族变得空前的团结和愈发的不可战胜。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历了无数辉煌成功的背后，我们应当变得更加的理性和冷静。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主要的，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我们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由于我们过去搞建设一味地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忽视了经济发展的附带性指标，比如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突出问题。应该看到，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基础上的，我们的发展成本太高、代价太大、太不科学。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将难以为继。党的十七大对发展进行了全新的认识和概括，指出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又好又快”成为了我们判断发展的协调性和科学性的新的重要指标。“好”是经济发展质量的要求，是发展的前提性指标，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提高质量和效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永续发展的要求，相对来说比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的要求更加突出。“快”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要求，也是发展的重要指标。提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并不意味着发展速度问题无足轻重，坚持“好”字当先，坚持“好”中求“快”，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我们树立了新的认识发展的标准。这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行不断认识的深化，是我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新诠释，是对传统发展理念的重大突破，它使我们转变了对发展方式的思想认识，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第二，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是对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全新理解。创新主要包含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发扬求真务实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伟大成就。在认识创新的重要性上，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3]53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并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七大将改革创新精神与党的建设全面结合起来，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这是对党自身建设的重大发展。

　　在众多的创新理论和实践中，党的理论创新是引领各方面创新的根本保证，而要做到党的理论创新，进一步解放思想和不断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则是基本要求。理论创新概括起来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其次是进一步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因而，在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引发了这一轮的思想解放。

　　当今世界，面对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如何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竞争中赢得和保持发展的主动权，成为了世界各国重要的发展战略。我们党历来重视科技的作用和发展，改革开放的30年同时也是我们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的30年。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以及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不仅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也是一次科技实力的综合展示。当然，我们深知我们的创新能力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3]13，要真正实现由一个生产型国家向创新型国家过渡还需要不断奋斗。同样我们也始终坚信，只要不断进行思想的解放，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结合，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发展价值观的全新认识。“所谓发展价值观，是关于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属性的根本观点，是人类对于发展的价值诉求和社会理想的系统表达”[14]。发展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认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革命时期，我们将发展的价值与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我们将发展的价值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的价值诉求和社会理想的系统表达的集中体现就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将“以人为本”贯穿到科学发展观的始终，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协调统一。党的十七大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发展的价值与人的全面发展、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是对发展价值观的全新认识。

　　发展为了人民，这是对发展价值观中价值实现客体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和价值的最终受益对象。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的唯一标准。发展为了人民，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中国共产党宗旨的根本体现，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

　　发展依靠人民，这是对发展价值观中价值实现保证的认识。发展不仅为了人民，发展更重要的还是要依靠人民，党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从革命时期到现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党就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只有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才会将人民群众作为我们发展的依靠力量。胡锦涛指出：“只有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15]6发展的价值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才能体现出来，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发展的价值也就失去了意义。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对发展价值观中价值实现目的的认识。这里的“人民”不是指某一地区或者是某一部分的人，而是指全体人民，包括每一个社会成员。我们党在正确处理利益多样化与根本利益的关系以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的同时，也要注重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得到了实惠，一方面这是改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在看待和处理发展成果与人民利益关系的方法问题上出现了一些疏忽。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并将GDP目标修正为人均GDP目标，将现代化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扩充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突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一重要内容。发展的成果应当由人民共享，应当由每一个社会成员共享。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将发展的价值观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这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对社会发展价值观的全新认识和理解，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了更加牢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的30年，几经挫折，历经艰险与坎坷。改革的成功与每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党及时、正确的思想解放密不可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史就是我们党不断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思想革新的思想解放史。而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必定会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新的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将推动又一轮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历史是如此的相似， 30年前中国的改革浪潮从农村出发，掀起了中国社会这片汪洋大海的浩瀚波澜，在整整30年后，又一轮改革的内容深入农村，它必将在党的十七大激起的又一轮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将中国这艘社会主义航船不断地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三联书店， 1998.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4]邢贲思，林建公.革命领袖的与时俱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6]吕静.人类思想的精华[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0.

　　[7]宋景堂.邓小平哲学思想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8]曹英，胡利国.百年小平[M].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4.

　　[9]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11]新华音响中心学习部.思想解放史录[M].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3.

　　[12]夏东民，陆树程.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发展观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13]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14]王建辉.“北京共识”：发展价值观的新境界[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5， (1).

　　[15]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