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定性“傻子瓜子”：有多大的问题也不能抓

凤凰卫视2012年2月15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92年1月19日，大寒，这本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但后来被诗人称作一个春天的开始。这一天上午的九点左右，邓小平在家人的陪伴下抵达深圳。

广东陪同人员：你好啊，广东省委书记，很高兴你来。

邓小平：这样不会招摇过市吧。

广东陪同人员：不会，您放心。

邓小平：我们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吴小莉：在30多年前，一切都还是国营的时代里，贫穷没有那么可怕，甚至还一度作为身份符号被高标榜，而凡是不属于国家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被一割再割，可在很多离北京比较远的地方，资本主义尾巴，其他从来就没有被割干净过，整个八十年代，不少迫不急待的中国人，正是抓着这个小尾巴慢慢地走过来的。

但是到了1989年，抓着小尾巴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们遭到了“倒春寒”，这年的9月，曾因“傻子瓜子”被邓小平点名而出名的年广久，因为经济问题被捕入狱，在羁押了30个月之后，最终以流氓罪被判刑。

1992年1月，邓小平来到深圳时，年广久还在牢里，但据说有公司的职员在街头挂出横幅，“傻子欢迎邓小平到深圳视察”被邓小平看到了他说“傻子都做到深圳来了不错”这又一次的点名为年广久带来了生机，很快他就被无罪释放回家了。

解说：75岁的年广久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一生多次坐牢，罪名从投机倒把罪到流氓罪，各式各样，而他自己认为这一切罪其实都是因为他卖东西。

年广久（傻子瓜子创始人）：我父亲卖黄梨、卖水果的，挑着水果担子，没有私人企业了，叫我们自动离职，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政府的命令就下岗了，就自动离职了。回来卖水果，卖水果吧，国家又不批，那我们肯定要背着，背着那两个篮子挑，长途贩运，坐火车，往回来抓。

杨继绳（原新华设高级记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不断地消灭私有制，不断地消灭私有经济的过程，而改革开放是个逆过程，相反的过程，不断恢复私有经济，不断发展私有经济的过程，相反的，过去就否定，否定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解说：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两个有关农业的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也得到了认可。

年广久：三中全会，百花齐放，我说这政策好，到了1979年下半年，我要办厂，我头一个老婆讲，你老不死的，你还没搞怕，你相信共产党，我跟她说了，你错了，共产党是大家庭，不是一个人讲话算话。

解说：从1978年起，年广久在老家安徽芜湖卖起了瓜子，因为他总是给每位顾客多抓一把瓜子，大家说他是“傻子”，也许就是这多抓的一把瓜子，成就了日后著名的“傻子瓜子”。

年广久：一天要卖十几斤，要赚几十块钱，就慢慢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解说：不光是年广久，浙江温州也有不少到处找寻机会的精明人，到70年代末，温州的个体工商户就超过了三千个，而全国个体工商户有几十万户左右，三中全会文件原则上允许了农村工商业的存在，但究竟允许到什么程度，文件上并没有说明。

郑元忠（温州八大王之一）：当时认为包上地，包农牧副业先富起来，都是正当的。那么我们也就大胆地做，所以我们在1978年我们认为我们做低压电器，不管是柳市3块钱买过来，拿到北京卖5块钱，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是两地的差价，不属于投机倒把，因为你开放了。

解说：1981年，袁芳烈以浙江省副省长的身份主政温州，刚一上任，在路边偶遇的一位普通老太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芳烈（时任温州地委书记）：那我就蹲下来和她聊天了，我说你一年能够收多少钱，她把手一甩，我一年收入六千块，那我问她经营，经营我织出来拿到市场卖掉，我再买点纱再卖，我什么困难没有，我谁也不找，她口口声声说共产党好，现在的领导好，允许我们搞，允许我们致富。那我就想了，这按照通常来讲这是资本主义，我就想这个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好呢。

吴小莉：政策最初开了一个小口子，对个体户和投机到倒把分子表现了宽容，那是希望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没想到他们越做越大，不仅自己干，还雇人来干，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就这样越长越大，这与共产主义的理想相冲突，又给当政者带来了麻烦。

解说：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141亩鱼塘，夫妻俩干不过来，就只好雇人，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2人。《人民日报》还开辟专栏，针对陈志雄是否具有剥削性质展开讨论，讨论持续了3个月，最后竟有了个戏剧性的结尾。有人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推出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做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保育均（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解放初期划你是富农，还是地主，就看你雇工是8个人，超过8个人就是说剥削量超过50%，那就叫做地主，雇工在8个人以下，那叫富农。

解说：“七上八下”的标准本可以让理论家和个体户相安无事了，可是在芜湖卖瓜子的年广久严重超过了这个标准。八十年代初，年广久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一下子有了140名工人，当时的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就派干部到芜湖去调查，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上交中央。从那个时候起，邓小平就知道了傻子的事情，当时在山东视察的胡耀邦也听说了这件事。

李汉平（时任胡耀邦秘书）：有多大的问题也不能抓，为什么，他说你一抓的话，这个胡耀邦同志当时考虑，你一抓的话就把新兴起来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就都打下去了，因为刚开始都是提心吊胆。

解说：年广久和陈志雄并不是个案，全国都在讨论“七上八下”，还有长途贩运，借着胡耀邦下来视察的机会，山东的领导也试探着中央对个体经营者的态度。

李汉平：后来耀邦同志他当时就说，他当时讲这怎么叫投机倒把呢，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流通领域就没有什么流通领域，都是连分东西的话，连买个杯子都靠发票，他说这些人不是投机倒把，他们是搞活经济，搞活流通，他们是“二郎神”不是“二道贩子”。

郑元忠：我那钱也赚了，当时七十年代末，刚刚开始讲“万元户”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建房子了，1981年建好，我都建了7万多，所以说当时是首富，应该说是非常富，还不是一般富，别人还是奔向“万元户”的时候，我房子都建了7万多。

解说：郑元忠的钱，让很多人看着不舒服，而在1980年前后，温州地区据说已经有了4万供销员大军，他们奔走各地为企业找原料找市场，为自己找利益。

袁芳烈：那我们当时提出来的口号，就是大力发展家庭工商业，党中央一强调四个坚持，这又心又跳起来了，四个坚持。第一个坚持党的领导没问题，一说坚持社会主义，那时候还没有提出特色社会主义，这心里就慌了，那我这算不算社会主义，那这传统来讲都是资本主义。

解说：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不仅发财让人眼红，而且在经营中，随时与国营企业争夺着市场和原材料，这个社会中原来的上等人几乎都对他们不满意。

胡金林（温州八大王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1978年以后，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里头实际上政策也是很模糊的，到底富到什么程度，我们这样富合法不合法，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我们也不懂政策，终归是我们是赚钱养家糊口。

[page]

解说：1981年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规定个人未经允许，不许贩卖工业品，不许私人从事贩运，严格限制社队企业同大中型企业争夺原料。

郑元忠：当时农村里面有一句话叫“枪打出头鸟”，你露富了，你盖了四间四层楼房，在农村里面还没看到的，1982年，宾馆一样的当时，现在当然是不足为奇，温州讲话当时还叫地委都派人过去看了，那么打击对象是第一个首当其冲，马上就决定下来。

解说：中央精神贯彻到浙江省，浙江省就把经济活动最活跃的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又把下属的乐清划为了重点，乐清又把下属的柳市划为重点，柳市镇上8个先富起来的人被定为投机倒把的典型，史称“八大王”，而郑元忠和胡金林名列榜首。

袁芳烈：“八大王”是在1982年的上半年，贯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两个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决定，省委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决定了以后直接就派了一支队伍到了柳市进驻柳市。那可想而知，老早这个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泛滥的典型，到了那儿去以后，工作组一看到处盖着新房子，甚至还有三层楼，四层楼的，一看很眼红这家伙就问吴良志，这个楼什么人的，一看那么高，吴良志说个体户的，投机倒把，投机倒把。

胡金林：那个中纪委姓刘的，当时也是姓刘的一个，他说我是两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才381块一个月啊，你一年赚几十万，这个得了啊，你合理不合理，你这不是投机倒把是什么。

胡万昌（时任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工商所所长）：谁有企业或者前几年赚了钱了，1979年到1982年三年，两年半时间嘛，谁赚钱了，暴露出来了，那就要打击。

胡金林：我说我们是做小生意，你说要我纳税，我也纳了，应该说是合法，最后他们撂出一句话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哎，不对了，我说要下雨了，所以我做准备逃的准备。

解说：胡金林随即出逃，在外地躲藏，大胆的郑元忠直接撞到了枪口上。

郑元忠：那后来，没过几天，那么三个地方同时同一天来找我。

胡万昌：那郑元忠正好是盖了房子暴露出来，当时他的房子在柳市最出名了，他在农村嘛，地也大一点。

郑元忠：我说我怎么了，我没有犯错误，你们过来干嘛。

胡万昌：你这个房子盖得大，你钱哪里来的？我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你反正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来的，我就要打击你，就要抓你。

解说：这是1982年的四月份，郑元忠的这个春天比冬天还难熬，提审持续了28天。

郑元忠：在磨磨磨磨，磨来磨去，磨来磨去到第29天，那一天拿了一瓶墨水，拿了一本草稿纸放在那里，给你最后两天时间，你写也得写，你不认罪，你也得认罪，他很凶过来，不写也得写，我说我就偏不写，我坐在会议室里面29天，那个墨水瓶我很气很气拿起这个墨水瓶，叭砸在那个墙上，只有二十分钟时间，来了一个拍照的，就随意把我拍了几张。

你可以回去了，工商局的，叫我你可以回去了，我走就走，谁怕谁啊，走着瞧，他说最后一句，我们分手的时候就这句话，我回到家里我第一感觉不妙，拿了钱，饭都没有吃，老婆孩子一句都没有讲，我怕他们哭哭啼啼麻烦，拿了这个钱就走。

解说：郑元忠跑了，胡金林跑了，其他几个大王纷纷落网，打击投机倒把的运动不仅在温州乐清县柳市镇取得了胜利，而且席卷到全国。

吴小莉：1982年初，中央公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在讨论这个决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年甚至修改了《刑法》对投机倒把等行为的量刑幅度都提高到可以判处死刑。

温州的“八大王”事件，正是这一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不过到了这一年的9月中共十二召开，提出了“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策管理下适当发展”。个体经济更在这一年的年底首次被写入了宪法，取得了宪法保护的合法地位。在外逃亡的郑元忠就觉得这些都是好消息，估摸着风声渐松，气候有变，决定回家看看。

解说：1983年9月20日，夜里两点钟刚回到柳市，郑元忠就在家中被捕，不到半年1984年初，同样以为风声已过，而回家的胡金林，也未能逃过牢狱之灾。

新闻：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很好，社会治安经过几年来的不断整顿，虽然有所好转，但整个来说还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没有根本好转。

郑元忠：我抓进去，正好是这个机会，正好是严打，抓进去很多看守所里面根本就住不下，16个位置的里面已经32个人了，关押不下，我进去关在九笼第33，当天晚上就站着过夜，边上就一个马桶，坐在马桶边上，你叫谁，就这样的生活，里面33个全是流氓、盗窃、强奸，这全部是这一些。

解说：“八大王”的坐牢充分教育了温州人，搞资本主义尾巴是要承担风险和代价的。有资料显示1980年，温州市工业增速达到31.5%，到1982年却下滑到负1.7%，其后的三年也一直是徘徊不前。

袁芳烈：邓小平1982年讲话中，就直接就提到我赞成包产到户，现在还不够，还是保守还是不够，但这些话没有完全传下来。那么有的就说了，这共产党的政策像个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那么老百姓心有余悸，吃不透、看不准，不敢动，想富不敢富，富了又怕冒富。柳市“八大王”现在还在牢里面关着呢，这时候提醒我了，“八大王”的问题到底怎么，具体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胡金林：对他来说，他当时也是决心比较大的，所以他对我来说，他后来说当时也是政治上很冒险的，随时会处理掉。

袁芳烈：到了温州市，我找了谁呀，找了法院院长孙昌，孙昌当时是中级法院院长，因为都是他判了嘛，我就找了他，因为我们很熟，随便说话，我说到底我厉害，还是你厉害，孙昌说那当然你厉害，你是书记当然你厉害，我是书记，我官大，我就厉害。

我说不见得，我说都说我厉害，我天天开会叫解放思想，动员老百姓发财致富劳动去经营，老百姓不动不敢动，我说你这个小院长不厉害这么一张判决书，那老百姓动都不敢动，谁都不敢动，我说我厉害，还是你厉害。

郑元忠：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就4月份马上释放，到了门口的时候，你暂时解放，叫暂时释放，签个字。

解说：此时在安徽芜湖，年广久日子也不好过，之前《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三篇关于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的报道，让年广久甚是得意。他当时以个人名义接管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工厂和厂里一百多号职工以及他们的麻烦，不久就有人来查年广久的税。

年广久：那还有个笑话，什么笑话呢，说我偷税漏税，你看打击我没用，讲我们偷税漏税六万，偷税的话呢，要坐班房，还到处宣传好，有账可查嘛，怕什么，又不是我私人一个搞的，国家净得，我承包，怎么搞到我头上来干嘛。

吴小莉：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保护了处在风口浪尖的年广久，也打消了其他个体私营企业主们的观望心理，其实自这一年年初起，邓小平南下广东的影响力和深圳等特区的示范效应就持续发酵。“全民经商”热终于降临，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这让时红时黑或灰或白的温州人看到了希望。

解说：1984年春天，袁芳烈召开了一个全市公社书记以上干部的会议，传达了中央一号文件，温州敲锣打鼓高调宣布，给“八大王”平反。

袁芳烈：那么从“八大王”平反以后，在全市的这个区域经济和市场又发起了一个高潮。

解说：温州这个有着悠久商品活动传统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第二春，1985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来温州视察，袁芳烈陪同在侧。

袁芳烈：最后到了码头那个地方，站起来，赵紫阳自言自语地说，真了不起，这么大个镇，这么大个城市，这么短的时间没要国家一吨钢材，没向国家拿一吨钢材，一吨水泥，真了不起，他就说这些，那就是赞成，这就是很大的鼓励。再他接着叹了一口气，我们解放以后，我们的农村在历史上不折腾来折腾去，到现在的话是什么样子。

邓小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好多年了，几百年了，我们才多长的时间，我们尤其是耽误了几十年了，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面貌完全不同，再耽误不得了。

吴小莉：今天回望改革初期所走过的历程，学者们普遍认为就是因为尊重了民间的创造性，使得他们的积极性有所发挥，才让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有机地融为一体。无论是农民的分田到户，民私营经济的复苏，还是温州模式的形成，这种自下而上的自发制度演变，得到了自上而下的确认。

1984年，国家决策层终于达成了普遍一致的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年的11月18日，“新中国第一股”上海的飞乐音响股票向社会公开发行，人们思想和观念中的又一个禁区被打破了，而邓小平1992年的一句“要坚决地试”更促生了此后2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风云激荡，千千万万的中国股民也随之进入了一个风雨兼程，心惊荡漾的年代。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