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任仲夷：任仲夷调任广东之前和之后

   任老1935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动统治和白色恐怖的年代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抗战胜利，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地方领导职务，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与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十年浩劫”后，任仲夷从工作了26年之久的黑龙江，调任中共辽宁省委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将近10年的时期内，关于他坚持原则，敢于实事求是，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站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最前列和在思想理论上、实践上善于独立思考，敢为天下先的事迹，以及他离休后20年来，在会议上和报刊上发表的言论、文章，提出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发人深思的观点，做一概括叙述，以飨读者。

   反对“两个凡是”

   最先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

　　在我党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还不到三个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便在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并指示于同年2月7日通过“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将这个观点昭示全党和全国。“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坚决“照过去方针办”，执行一条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路线的理论核心和行动纲领。这样，必然在思想上束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使亿万人民的头脑继续被禁锢；在组织上使“文革”中受迫害，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一大批干部、群众继续蒙受不白之冤，使中国的历史继续大倒退。

　　接连写下两篇战斗檄文

　　当时，任仲夷从黑龙江调任辽宁工作不久，这时他想到的是：“共产党人应当永远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有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他毫无顾忌，挺身而出，勇敢地举起鲜明的旗帜，投入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两个凡是”的战斗。1977年7月，也就是在真理标准公开讨论将近一年前，任仲夷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响应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透彻的阐述。1978年6月30日，也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开展思想大论战的当月，任仲夷又立即响应，在辽宁省委信访工作会议上，做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讲话，批判“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要文章，正式揭开思想大论战的帷幕。就在此文发表第三天，任仲夷着手撰写一篇深刻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此文6月写出初稿，经过几次修改，8月定稿，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全文8600多字，刊登在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8、第9期合刊上。该文系统地提出防止“两个凡是”的“三个不要”：

　　（一）不要迷信“特殊身份”；

　　（二）不要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看问题；

　　（三）不要以政治需要为借口反对实事求是。

　　同时，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四个必须”：

　　（一）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

　　（二）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组织保证；

　　（三）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路线；

　　（四）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鉴别标准。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正如《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作者李艳所说：“任仲夷的文章立意鲜明，主题明确：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当前理论上最大的拨乱反正，它必然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更大的解放，使人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迈开更大更快的步伐’。”“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在刊物上发表如此尖锐泼辣、针对性强、理论和实践结合较好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除了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头脑外，……也确实需要‘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勇气。也许正因为如此，《光明日报》于9月9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小平同志表示赞赏。

　　任仲夷并未就此止步。他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上，揭露“两个凡是”的谬论，提倡解放思想，则是从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因此，他从9月起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11月完成，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约一万字，刊登于1978年12月号《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针对性、战斗性更强。与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任仲夷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这是任仲夷的又一篇声讨林彪、“四人帮”极左谬论和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极其有力的战斗檄文。

　　会上再次抨击“两个凡是”

　　还要补充的是，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斗争还相当激烈。会议简报刊登了吴冷西的文章，据说这篇文章，是在《人民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当天晚上，吴冷西打给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电话内容。将一个“电话内容”郑重其事地登在中央会议的简报上，是颇有意味的。他的这篇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凡是派”的观点。这次会议上，任仲夷对“两个凡是”再次进行了大胆的抨击。他在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提出：“这篇文章确实代表了吴冷西等同志现在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的实质，是要从理论上把我们拉回到林彪、‘四人帮’那里去，是要反对或阻挠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前进。”同时指出，吴冷西的这篇作品，“极力摆出一副似乎是在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样子，对别人采取歪曲、诬蔑的手法，把自己编造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例如，他硬说《人民日报》刊登的那篇文章“提出”对马列主义理论“都可以修改”，“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这些都是吴冷西同志自己编造的。接着，任仲夷对吴冷西的观点逐条进行批驳，使他违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彻底暴露。“凡是派”大概是想通过这篇文章以图最后一搏。就在这短兵相接的时刻，任仲夷挺身而出，迎头痛击。“凡是派”在中央会议上挑起的这场斗争，经过一个回合的较量就败下阵来了。

　　因此，任仲夷被公认为最先以大无畏精神，战斗在这场大论战最前列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之一。有书为证———在陶铠、张义德撰写的《真理标准讨论始末》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最先明确亮出自己观点的是，当时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李艳在《再生中国》上卷中，将任仲夷和宋平、杨易辰称为“跻身于地方大员领先集团之‘三甲’”。张湛彬在其所著《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一书中也说：“宋平、杨易辰、任仲夷是率先为真理标准而呐喊的省委第一书记。”

　　为张志新昭雪

　　大智大勇踏禁区立场坚决

　　张志新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她在“文革”中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因而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张志新被捕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长期监禁中，她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并于1975年4月4日被毛远新下令，以极其惨无人道的手段秘密处死。

　　任仲夷于1977年3月调到辽宁，张志新烈士已牺牲近两年了。1979年1月，在省委扩大会上此事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于同年3月写出专题报告，随后报省委认真研究，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同样要冒政治风险。因为张志新不仅坚定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同时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因此，这样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正如《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的作者向明所说：“需要有相当强的党性，过人的胆识，果断的魄力。任仲夷作为中共辽宁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当然起了正确的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样做，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他为张志新题词，华国锋就不题。于是乎，这平反之事似有“行不得”之疑，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按省委的决定办”，掷地有声。这说明任仲夷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决不看风转舵！

　　为“包产到户”开道

　　粤最早突破计划经济束缚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则从“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如何，是检验我们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实践证明，任仲夷经受得起这个检验，他是全国最先支持“包产到户”的为数极少的省委第一书记。正如万里所说，原来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而且，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手里掌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因此，胡耀邦接受他的建议，于1980年9月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万里说：“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公开赞成比较突出的，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

　　任仲夷到了广东又如何？据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杜瑞芝回忆说：当时在广东，从上到下，对“包”字尤其是对“双包到户”确有一番争论。谁是谁非？谁也说服不了谁。大体上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处于僵持状态。任仲夷调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仅三个月，他在1981年1月召开的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作总结讲话，用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密切了。强调已实行“双包”的地方，都是符合群众意愿的，就不要改过来了。任仲夷的这一席话，为“包”字之争打上了句号。

　　说到开放城乡自由市场，任仲夷在辽宁是抓得最早的。1979年，他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他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因为新鲜事儿多，当时《人民日报》对辽宁的报道很多。任仲夷调任广东后，抓开放物价抓得很紧，到1983年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

　　创办经济特区

　　搁置大连特区南下担重任

　　鲜为人知的是，任仲夷具有“特区情结”，可以说，是创办特区的倡导者之一。任仲夷向来认为，开展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对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尤其是现代，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必然要落后。他回顾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快，搞了156项重点工程，就是由于大规模地利用了来自苏联的外资和技术；如果只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和资金，“一五”期间就搞不了那么多的建设。由于任仲夷具有这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又符合时代潮流的开放思路，他很想把大连建成一个对外开放的特区，并于1980年7月向在辽宁视察工作的华国锋提出，理由是东北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大连是一个良好的港口，地理位置利于与日本、朝鲜、苏联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当时华国锋频频点头，看来有些心动了，但是他说，这样重大的事情，他得回去和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商量。此后，谷牧受中央领导委托，曾到大连考察创办特区的条件。后来中央认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因毗邻香港、澳门、台湾，华侨及在港、澳、台的乡亲众多，建立特区的条件更优越一些，决定先在这四个地区进行试验，大连建立特区的建议就搁置下来了。

　　正因为如此，当中央希望广东人作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有一位坚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发动改革，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经过反复挑选和慎重考虑，最后选中任仲夷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心情异常高兴和振奋。他颇有一番抱负，决心在有生之年，利用有三个特区和把全省列为改革开放试验区的舞台，尽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多作一点贡献。然而，在任仲夷和广东省委“一班人”驾驶着这艘“先驱号”航船，刚刚启航，开辟一条前人从未驶过的航线时，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逆风千里”。故此，曾有不少人包括高层领导担心这个“新生婴儿”夭折。但是，具有政治远见和坚定信念的任仲夷，却能依靠省委领导班子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种种困难、险阻；在他主持广东省委工作不到5年的时间里，为使广东的改革开放在全国作先行一步的探索中，经受住了多次严峻的考验。

追忆任仲夷

　　昨天，为纪念任仲夷同志，本报转载了广东《秋光》杂志2004年刊登的长篇通讯《任仲夷调任广东之前和之后》前四部分，引起读者强烈关注。本报将继续刊登下文，敬请垂注。

　　5、上任一个月即遇“调整”

　　“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特区，是中央的重要决策。这么重要的政策，不宜朝令夕改，轻易改变。”

　　面临考验，任仲夷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调整仍是为了发展最严峻的考验之一是在形势突变时，能够审时度势，据理力争，赢得在面临调整的处境中勇开改革船。

　　1980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调整和稳定经济。准备压缩基本建设，对部分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强调集中统一和行政干预。此时，走马上任才一个月，就面临这种严峻局面，不能不令任仲夷思潮起伏，心情复杂。如何处理好调整与改革的关系？他思考了许多，在笔记本上写道：“党中央在大好形势下及时看到了潜伏着的危险，并采取了消除这种危险的果断措施，这是十分正确的。‘潜伏着的危险’好比航道上的暗礁，必须排除或绕过去，这也许要走点曲折的路，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是决不能动摇的。在风平浪静的海面，可以千船竞发，而在大风大浪来临的时候，只有大智大勇的水手，才能把船只坚定地驶向目的地。”在这次会议上，任仲夷作了四次发言，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极其坦诚地谈了自己的认识与意见：“我希望中央和国务院在强调集中统一和行政干预的同时，继续强调把经济搞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以免使干部和群众误以为政策又‘翻个’了。政策总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就是‘折腾’，就会引起波动和造成损失。我认为这是应当防止和避免的。我们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把经济工作搞活不容易，搞死却很容易。这几年好不容易才搞活了一点，如果不注意，可能一下子又退回去。我们有些部门的干部，本来就习惯于统死，一阵风退回去，那是很容易的。所以，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他说：“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片面性，我认为：第一，应当划清界限。该集中的要集中，要搞活的还要继续搞活，要有个界限。……第二，应当继续强调给企业和生产队以必要的自主权，给各级以必要的办事权。……第三，希望政策保持相对的稳定和连续性。……我们最担心的是广东的特殊政策还能不能搞下去。”

他在引用中央文件对广东财政实行包干制度，暂定五年不变的政策规定后，列举出对中央拨款“有关部门就说广东的财政包干了，没有广东的份；在增摊财政任务的时候，又不承认广东的包干了，说广东不能例外”的具体事实，诚恳地提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特区，是中央的重要决策。这么重要的政策，不宜朝令夕改，轻易改变。我们希望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都能支持和维护中央的这个政策。”显然，任仲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据理力争”的是，要维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维护中央政策的严肃性，使之“取信于民”。

　　随后，在1981年1月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讲了一封四名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任仲夷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他说：什么叫“缓改革”？我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很多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他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与小平同志的指示相违背的，与中央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

　　据此，任仲夷回广东后，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他在同年1月16日广东召开的党代会上强调指出：“实行调整，并非意味着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取消。”“我们一定要把调整同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很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他特别提出“在七个方面不是要退，而是要更快更好地前进”，也就是要“七个狠抓”，即狠抓农业，狠抓能源、交通和轻工业，狠抓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果，狠抓外资的引进与利用，狠抓劳动就业，广开生产门路，狠抓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工作，狠抓市场和人民生活。“总之，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调整，退够站稳，扬长避短，使广东的经济更稳定、更健康、更活跃，做到收支平衡、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生活提高，迎来更大发展的新局面。”后来，任仲夷向中央汇报说：“从去年初以来，在贯彻调整方针的过程中，我们注意了全面理解中央的政策，注意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强调把实行调整和广东执行特殊政策统一起来；把集中统一和搞活经济统一起来；把某些方面的‘退够’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前进统一起来。这样做防止了走回头路，防止了把经济搞死，防止了松劲情绪。上半年全国经济下降，但广东的经济从年初开始，逐季上升。”实践证明，以任仲夷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理解中央的调整方针，并在执行中紧密结合实际，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完全正确的。

　　6、“我还差点过不了关”

　　面对多方意见，任仲夷等坚持实事求是，主动承担责任

　　“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最严峻的考验之二是在1982年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次，用任仲夷的话来说：“我还差点过不了关。”当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起因是中央政治局某常委看到中纪委的一份报告，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有极其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陈云同志在报告上写了极为严厉的批语。并且认为，中央纪委的报告反映的问题，是严重毁坏党的声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必须极端地重视，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通知虽然是向全国发出的，但事因广东而起，广东当然首当其冲，是重点之重点。

　　同年2月，中央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上严厉地批评了广东。在会议印发的几个文件中，有一份非常耐人寻味的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本来，走私同实行特殊政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有人并不是这样看。而且，早在1980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提出坚决打击走私贩私和投机倒把活动。1981年，省委又两次组织了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与此同时，陆上层层设卡检查，并扫荡取缔了沿海18个主要私货市场。这样，便使得走私浪潮得到了遏制。但是，由于省委向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也不够了解，加之反走私经验不足，防范措施跟不上，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本来，对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和创办特区，一直就存在着争论，其中有一个论点，就是当时曾有人竟把办经济特区与帝国主义用大炮将我们的国门轰开，强行在中国搞的租界相提并论，甚至画上等号。现在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编发这样一个文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任仲夷和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任仲夷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在研究处理走私问题的政策时，任仲夷、刘田夫坚持实事求是，主张划清政策界限，并主动承担责任。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否定了中央个别负责人提出的要从严处理一批人，以儆效尤的主张。

　　然而，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讲得非常尖锐，譬如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任仲夷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说：“不能笼统地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又有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任仲夷和刘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还有的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该如何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呢？会后，任仲夷找了胡耀邦同志汇报说：“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7、惟一一次向中央写检查

　　广东形象在全国被歪曲，任仲夷等省委领导面临不小压力

　　“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的观点”

　　两省座谈会结束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任仲夷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

　　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任仲夷明白主要是说他），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任仲夷提出请田夫同志一起去，耀邦同意了。第二天，他俩再度赴京。当晚八时许，耀邦等领导接见了他们，一直谈到深夜。耀邦等中央领导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耀邦向任仲夷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仲夷一一做了解释。还有一位中央领导也讲了话。任仲夷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要任仲夷对下面严加管理。最后，耀邦对任仲夷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任仲夷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查。第二天，任仲夷先将检查征求刘田夫意见，然后送给耀邦。耀邦看了两遍，说可以了。任仲夷说，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他说，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惟一的一次自我检查。任仲夷和刘田夫这次进京，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这些干部用“二进宫”这个词，与京剧“二进宫”的内容毫无关系，只是指两次进京，并且两次都受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同时通知到会的还有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会议期间他在仲夷耳边半开玩笑地悄悄说，开了两天会，我才明白，原来福建是“陪绑”的。意思是两省座谈会上批评的主要是广东，福建来是做“配角”的。

　　也就在这期间，谷牧副总理到广东来考察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及创办特区的情况和经验，当他见到任仲夷时，第一句就说：“仲夷同志，现在人家对广东议论纷纷啊！”确实，当时广东在全国的形象不怎么好，内参、传媒经常登广东不好的东西。听说上海的干部到广东出差，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

　　可见，当时广东省委的压力是何其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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