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



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的产生

　　1979年初，我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工作。当时，国家计委研究室一共有四个研究人员，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所谓研究生产关系，就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自主权。粉碎“四人帮”以后，搞拨乱反正。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是商品经济。胡乔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批评按长官意志，搞瞎指挥。因此，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在国家计委工作，比较了解情况。我发现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由国家管。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定。连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之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我参加了会议，提交了这篇文章，既有一点理论，也有一些设想，影响很好。就是这篇文章，使我步入了经济改革战线。

　　1979年7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研究改革的总体设想。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任组长。起初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我。我们就开始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此外，理论工作者刘国光主张“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

　　当时，对企业本位论这个说法很难接受。尽管我们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国家承担宏观管理职能，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企业的利益来调节。总的理论趋向是，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取消，要以计划调节为主，但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这是一个核心观点。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对企业的认识。企业是全民所有，就要计划调拨，为什么要引入市场机制，承认价值规律呢？为了改变企业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恢复了奖金制度，还要进一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有利润了，就留出一块利润，建立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这样，企业就有了自身利益。在理论上概括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国家在管理企业时就要引入市场机制。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变化、生产结构不断调整，靠单一的国家计划，无法保障经济按比例发展和企业产供销的平衡。

　　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并印发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这个设想的意义在于，结束了过去历次体制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一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以经济办法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三是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四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五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顾全局利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在稿子起草过程中，张劲夫没有传达上面的指示，其中柳随年起了很大作用，我主要做文字工作。张劲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讲着讲着就会激动起来，离开座位，摊开双手，兜一个圈子，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热情奔放，非常有感情色彩，也很平易近人。

　　我记得，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个稿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19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我很着急，到20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我心想，这下完了！他都没看懂，怎么通得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及我们这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

　　1980年4月以后，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这个临时机构被改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体制改革办公室。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杜星垣（1981年3月任秘书长）兼主任，廖季立主持日常工作，薛暮桥名义上没有什么职务，但实际上大事都向他请示。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后，从各方面调了一些人，但正式调入的不是很多，大部分是来自各部委的联络员，要开会，就请他们来讨论。

　　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决策

　　1979年，由于经济冒进的影响，我国开始进行经济调整。粉碎“四人帮”后，经济上要来个快速发展，搞了冒进，引进了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了巨额财政赤字。所以，1980年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改革，而是调整。为此，我写了《要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一文，意思是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财政赤字，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对改革重作安排。我的这篇文章在1980年11月国务院召开的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上印发。11月22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作出批示：“这是徐景安同志就当前经济改革写的一篇意见书，现印发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一阅。徐景安同志原是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现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我认为，他提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很值得重视。”后来中央的方针就改为以调整为主，改革要服从调整。

　　经济调整，就是要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求得收支平衡。这样，钢材卖不出去，机器卖不出去，水泥卖不出去，生产就萎缩，收入下降；而人员不得裁减，工资还得照发，支出不能减少，这就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导致恶性循环。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指出：“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是继压缩基建投资以后，使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二关键一着。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1980年12月22日，国务院总理作出批示：“暮桥、马洪、季立同志：小徐写的这篇意见，我认为可以由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然后再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提到财经小组。”这样，围绕这篇文章，前后组织了5次讨论，发了5期简报。

　　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哪里抓起呢？从大城市抓起。1981年初，我随国务院总理到天津、上海等地考察。每到一处，他都向当地领导介绍说：“我们这次来了个年轻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写了一篇《要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最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经济研究中心围绕他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出路何在？薛暮桥同志有个答案，出路在于调整与改革。”从天津、上海回来，我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思想，也补充了我的想法，于1981年4月为他起草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发展与改革的九条意见。后来，国外有评论认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三大决策是：一是调整结构，发展轻纺工业。苏联是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长期调不过来。我们从1980年开始，就发展消费品生产，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三大件”、“五大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二是农村承包。三是城市改革。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搞消费品生产，怎么发展经济？这又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当年北京卖的蛋糕都是硬邦邦的，咬都咬不动。现在市场上可以说是商品琳琅满目了！

　　确立改革的市场取向

　　从1980年到1984年，我先后参与起草了8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1982年5月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人员就增加了，机械委也合并过来。国家体改委主任由国务院总理兼任。薄一波、安志文、周太和、童大林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我是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对于改革的方向、目标，认识上有反复。1979年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只是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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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今天看，这不算什么问题，但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国家通过指令计划、调拨物资、规定价格来控制企业，以确保国家的重点项目、骨干企业的运行。由政府组织企业的产供销，就从中央到省、市、县设立一系列部门，除了计委、经委、财政以外，还有冶金、煤炭、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物资、价格……单机械行业就有一机部到七机部。上述提法的改变，关系很多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的分配。

　　当时对提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无论在领导层还是理论界，都争论得很厉害。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确定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争论。1983年发起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也曾波及到我们。大约是1983年9月，由胡启立召集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以及地方和理论界的一些同志，研究改革计划体制。当时会议争论得很激烈。我提出的关于实行政企分开的观点，杨启先关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双胞胎的观点，都被说成是“精神污染”。后来有中央领导提出工作讨论中的意见不能作为精神污染、经济领域不反精神污染等意见，使“反精神污染”不了了之，我们才得以幸免。

　　但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分歧一直存在，致使反右一度成为我国的主要倾向，改革有被迫停顿下来的危险。1987年3月13日，我与李峻联名写信给邓小平，说：“高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面旗帜，反对‘西化’和‘僵化’两种错误倾向，是我党今后长期的任务。当前，突出反对‘西化’倾向是必要的。但从总体上需要对两种倾向的实际危害作出切实的估计。”“存在‘西化’倾向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文化工作者一部分人，他们的社会影响不能低估。但他们毕竟不掌管国家的领导权。而存在‘僵化’倾向的，大多是实际掌握领导权的一批干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左右国家前进的方向。我党的严重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没有能作出清醒的、恰当的估计，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对两种倾向的实际作用和危害，作出总体上的估计是必要的，以便在突出反对某种倾向时，掌握必要的度，保证我国改革的顺利前进。”我们在信中还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形势，提出要解决三大难题：一是企业改革，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价格改革，处理好国家与老百姓的关系；三是机构改革，处理好国家与干部的关系。结论是“改革需要强大的舆论开路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才能克服困难，胜利向前。”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这实际上为中共十三大的召开确定了政治方向。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思路，改革的市场取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价格双轨制的出台

　　农村承包，企业改革，都讲利益了。有利就干，无利不干，这是很自然的。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积计算价格，那就大量生产薄玻璃；按重量计算价格，就大量生产厚玻璃。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召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德清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地点在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会议分7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我一直在这个组。在这次会议上，有人主张对价格实行“调”，有人则主张“放”。有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柱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柱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这个思路，在当时具有很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人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

　　会后，我为这次会议撰写了一份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我写出这份报告后，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等人说：“金苹果已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深刻意义的是，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体制的基础。后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双轨制的好处是明显的，一下子放开，经济承受不了，观念也接受不了，干部也需要培训。当然，双轨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

　　住房制度的改革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方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方米租金0.11元，远不够管理、维修之用，致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这同价格改革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要骂娘。提房租、涨工资呢？住小房子的，可能有好处；住大房子的，就要多掏钱。算下来，还不如不改。改了以后，国家还得多掏钱。1984年5月我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唯一出路。”具体做法是：“变住房无偿分配为补贴出售、优价出售和全价出售”，“变低房租为半价、全价房租”，“公有住宅折价出售”，“住宅建设产业化”。1984年底、1985年初，我两次向国务院总理面议，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方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方米50元出售，国家就可收回450亿元，投入住宅再生产。极而言之，把房子白送给老百姓，也是财政甩了包袱，不用再补贴了！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职工也不愿接受。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房子伸手向国家要，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国务院总理赞成我的意见，成立了住房改革领导小组，我是小组成员。

　　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形成了两种意见，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我则主张卖房。我对房管局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当然不赞成卖房了，房子卖掉了，房管局局长就当不成了。住房在地方手里，住房改革自然由地方决策。这样，全国出现了青岛模式，提高房租，发放住宅券作为过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价出售，一步到位。经过10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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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项就是土地制度改革。1982年宪法第10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条规定看上去是保护国有土地、保护国家利益，但由于国有土地不得出租、也不准以任何形式转让，结果被无偿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深圳特区起步的。因为建设急需资金，就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确定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海南洋浦把土地批租给外商，也许存在租金过低的问题，有人指责是“卖国行为”，将使我国重新沦为外国的租界，掀起轩然大波。

　　1984年，我应上海方面之邀，到上海讨论开发浦东问题。当时碰到一个难题，就是政府拿不出钱来建黄浦江大桥。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向日本银行贷款，再用养殖对虾的钱来还贷。看可怜到什么程度！政府连建桥的钱也拿不出，谁也不愿开发浦东。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使用土地要花钱，浦西的地越来越贵，自然到土地成本低的浦东开发，政府从土地中受益，盖一座桥还不是小意思。

　　还有一件趣事，新华社内参登了这样一篇报道：上海住房紧张，侨眷手里有钱也买不到房。香港来了一个商人，对市政府说，只要划一块地给他，就可解决这个难题。政府正为这事头痛，就给了他一块地。他从香港请了一个设计师，画出图纸，就在报纸、电视上做广告，预交房款，在规定时间交房。结果房子被侨眷一抢而空。他请施工队建房，自己就回香港了。就这样，他没掏什么钱，大捞了一笔，还为上海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报道最后说，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干，让一个香港人做呢？没错，在当时的体制下，自己就不许做。这个香港人不是打着房地产开发，而是打着帮侨眷解决住房困难的旗号来干的。此后过了10多年，我们才明白房地产是一件赚钱的买卖。

　　事情就是这样，有利也有弊。明白过来了，也出了问题。土地转让、房地产开发中产生了一批新的暴发户。利用出让土地不公开、不规范、不公平的制度漏洞，官商勾结，大发横财，加剧了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土地的巨大收益没有纳入预算，也成了各级政府的小金库，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买车大都从这里开支。

　　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制度改革也名正言顺了。

　　股份制试点与股票市场的兴起

　　企业改革怎么搞，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一种是搞承包，政府同一家家企业谈承包基数，这有很大的随意性，效益上去了，好处由企业拿走；完不成的，企业可说出许多理由，政府也没办法。一种是利改税，一刀切下去，企业接受不了，再来一个调节税，企业没有什么积极性。一种是股份制。我是主张搞股份制的。但对如何搞股份制改革，争论也非常激烈。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是小企业适合搞股份制，大企业不适合搞股份制。

　　1986年9月，我写了《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一文，提出：“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重新构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细胞，这个环节的突破启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它可以不同程度地解决企业制度、企业领导体制、投资体制、政企分离、条块分割以及资金短缺、规模效益、积累与消费的对立、生产要素的组合和流动等问题。”这篇文章对股份制作了全面分析：一是企业吸收职工入股，增加了一层与企业资产的联系，“船中有货怕潮涨潮落”，对企业和职工具有更强的动力和压力；二是股份企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了企业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与厂长负责制之间书记为核心、还是厂长为中心的矛盾；三是实行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分离，即面向全社会的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与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的分离，国有资产则分管理与经营两种职能，分别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四是迅速地筹集资金和有效地组织供给是企业的要求，股份经济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及经济联合发展所要求的自主地迅速地筹集社会资金的需要。五是建立证券交易所，通过股票的发行、转让，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带动生产要素的转移，适时地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1986年11月26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将这篇文章以《国营企业推行股份制是改革的重点》、《股份制将促进国家管理职能的改善》为题发表。

　　然而，对股份制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则认为股份制中国家占大头，换汤不换药，没戏。几乎每次改革都碰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来自旧观念的反对，另一方面要求改革彻底、过瘾、痛快。国家占大头，是会带来毛病，但所谓“彻底、过瘾、痛快”的改革是等不来的，改总比不改强。争论不如下去试点。1987年我以中国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河北沧州、浙江湖州和温州推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后来上市了；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这样跑了一年，感到很辛苦。当时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李灏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当市长、书记。应他之邀，1987年底我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我到深圳后，在李灏的支持下，在深圳一步步推行股份制改革。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到1990年，在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有近2000家。在我的主持下，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搞市场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资本和土地作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必须建立相应的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热、房地产市场热，就会带动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刺激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热。所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深圳人觉悟比较早，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展开研究。后来由李灏拍板于1990年12月1日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我是副理事长。然而，几经风雨，差一点被关闭。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初到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

　　对于深圳的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不少外国人很不理解。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到深圳考察，问我深圳搞了5家上市公司，对全国来说有什么意义？我说：意义就是示范，成功了，就可以推广。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改革很关注，但对搞深圳特区、搞试点都不赞成。实践证明，试点是有意义的。我国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是成功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截至2007年9月底，深沪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497家，总市值达253156亿元。从1993年到2006年深沪两市共筹集资金1162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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