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倡“先富”、“共富”大政策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政策”。这个“大政策”，贯穿于他领导和指导我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实践的始终，也贯穿于他的理论思考的始终，并在实践中将共同富裕思想升华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本质要求。

一、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

粉碎“四人帮”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摆在我们党和国家面前的突出困难是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怎样才能更快地使国家和全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这些我们过去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没有搞清楚、更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日益凸显。1977年7月，当邓小平再次复出时，他面临的依然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

8月初，邓小平刚刚复出不到一个月，就在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时重新提到了按劳分配问题。他说：“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得清楚。现在有人把不是毛主席的东西，强加给毛主席，说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这根本不行。50元工资加到100元，加到200元，也变不了资产阶级。

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领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政策”从1979年开始率先在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地区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配套实施。

在邓小平看来，由于劳动者之间和地区之间因所处的具体条件不同，出现先富、后富和富裕程度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创造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1979年4月17日，邓小平在谈到设立经济特区的问题时指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7月15日，他在黄山听取中共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主要负责人汇报时明确指出："9亿人口的收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大政策”的实施逐步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人们被压制多年的致富愿望被激发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走上富裕之路。紧随其后，政策的效力迅速扩展到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一些先行改革的试点企业及城市，形成了有相当气候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二1980年7月，为大好形势感到欢欣鼓舞的邓小平感慨地说：“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不仅全国，一个省、一个社、一个队也是这样。百分之二十先富起来，会把其他的带动起来。”

  当改革的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向城市之际，1983年1.月，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人家都拥护的新办法”。他明确提出判断新办法好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还说，几年的实践证明，“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二、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

“大政策”的实施，不仅触及了按劳分配的问题，也开始冲击人们的一些传统观念。这一时期，安徽出了个经营“傻子瓜子”的个体户，其雇工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怎样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这一新情况?是支持鼓励，还是压制打击?人们在观望。1984年10月，邓小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雇工问题“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随后，他又说：“目前，有的雇工达20人，有些同志就着急了。我说，不要着急，这只是个别现象，不必改变现行的政策，过几年再说。”看得出，这时候邓小平着重强调的是这些现象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而经济发展才是“改革的大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服务于这个大局。由此，动不动“傻子瓜子”，就有了象征意义，不单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一种战略性的考虑。但在邓小平的思考中，问题还有另一面，就是这个时候不动并不是永远不动，而是过几年再说，这也意味着这个问题早晚需要正视、解决，关键看实践发展的需要。

在“大政策”运用到实践的最初几年间，邓小平始终注意在实践中验证并不断完善这个政策，并注意从人民群众鲜活的实践中总结经验。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反对平均主义、鼓励“先富起来”，思考和提出问题的重点是放在鼓励先富、扶持先富、引导先富上。实践证明，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事实上，在实施这个“大政策”之初，邓小平心里还有一本账，即“先富”、“共富”问题与改革大局密切相关，更与我们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社会主义不能搞平均主义，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们还要避免和防止两极分化，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早在1981年12月12日，邓小平向外国客人谈到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时就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要逐步增加人民收人，不允许产生剥削阶级，也不赞成平均主义。”“西方有人认为我们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这不确实。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我们犯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错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力”。

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伴随着80年代中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变过程，贫富差距开始显现。人们开始担心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会变，担心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要变。针对国内出现的这此疑虑和国外的种种猜测，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毫无疑问，这本账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是从不含糊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两极分化”呢?邓小平作出了一个明确的政策界定：“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当然，“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他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日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中国现在有10亿人口，到那时候l2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1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他坚定地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扶持，对经济还很落后的一部分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南区和其他贫困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并给以必要的物质技术支援。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的差别，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别，而绝不是那种极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穷的两极分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在解决动力、途径和实现根本目标等问题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四、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由于政策对头，我国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1984年7206. 7亿元增长到1988年的14922.3亿元，整整增长了一倍，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20世纪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迈进。在这一进程中，邓小平对“大政策”思考的侧重点开始由“先富”转向“共富”。

   1984年11月9日，邓小平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问题。他指出：“近几年来，我们在农村进行了改革，百分之九的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

1985年9月23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要达到的目的。他说：“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③他的这个思想被写进了这次代表会议于9月2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参考文献：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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