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薛暮桥：勇指市场取向改革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薛暮桥却“相信商品、相信市场”。这既需要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更需要罕见的政治勇气，他既因此获罪入狱，也因此声名日隆。对此他女儿的回忆颇有意味：上世纪30年代薛暮桥在上海生活过，那时上海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他深知那是有效的；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又亲身参与计划经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数挫折让他很无奈地承认，那是缺乏效率的；如果说比他小一辈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效率可能从理论上推导出来，薛暮桥则是从亲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

1.最早市场取向改革的纲领性草案

1980年上半年，薛暮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体制改革的进一步研究上。这年年中，设立了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薛暮桥被任命为顾问，协助体改办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

当时最大的背景是，大规模开展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试点。到1980年，全国已有6600个国有大型企业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国企“放权让利”的改革，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改革着重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一，有的地区出现了“市场割据”的苗头；第二，由于未进行价格改革，产生了利润分成苦乐不均的现象；第三，各级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各企业为多分利润，对价高利大的产品，抢着上马，极不利于改善经济结构。

薛暮桥对当时试点实际经验总结、探索，反复考虑，觉得“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方针肯定是对的”，“问题还是出现在按行政系统管理企业这一点上。”“尽管放更多权、让更多利，企业仍然是行政附属物而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要根本解决问题，就要按照商品经济客观规律用经济办法来管理。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企业同政府机构‘脱钩’，让企业进入市场自主经营”。薛暮桥认为改革不能单纯从利益分配入手，必须加大流通方面的改革力度。

正是这样，他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6月-7月，薛暮桥连续写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探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和《红旗》杂志上。这些文章表达了薛暮桥当时在体制改革方针和基本原则上形成的新的看法和主张。

1980年9月，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中央召开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作了《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意见》首次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薛暮桥对文件进行说明时谈到：“在起草这个文件的时候，深深感到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要解决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的准则问题”。

《初步意见》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赞扬。各省书记要求印发薛暮桥的发言稿。这是薛暮桥在改革进程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这比陈云在1979年3月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前进一步”。从改革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

2.涉入改革新目标争论

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平息后，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大会确定了要继续搞好治理整顿的方针。经过一番治理整顿，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出现了市场疲软的苗头，不少工厂被迫停产减产，企业亏损面扩大，经济效益下降。薛暮桥密切关注这一现象，他发现“这次治理整顿”与以往不一样，突出表现是“当时的市场疲软呈现了很不平衡的现象”。薛暮桥感到“要解决深层次问题，还必须寻求根本治理之策，也就是依靠推进改革来求得长治久安。”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在改革的方向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新的争论。薛暮桥回忆：“理论界同志积极主张建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他们拥护十三大报告中所说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主张从总体上放弃行政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个改革是符合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以来不断向前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基本思路的。但是遇到了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同志的反对。

当时，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联和东欧剧变，形势十分复杂。有的同志对改革发生了怀疑，重新提出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并且把‘市场取向’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当作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

1990年的7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薛暮桥应邀出席会议，会上在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薛暮桥在会上也发了言，但是由于年事已高，当年薛暮桥86岁，思维没有原来敏捷，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说清楚，回到家中后，薛暮桥内心很不平静。

7月15日，薛暮桥决定在烟台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封信，书面陈述意见，信中提出了“苏东剧变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解释是不够的”。他认为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而采取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改革做法，至多是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信中还提出“当前的经济困难，从根本上说也是由于1984年后改革滞后、宏观调控机制失效、同时又急于求成而造成的。”信中提出了推进建立奠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管理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

1991年春，薛暮桥针对可能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写就《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从商品、货币、市场、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方面进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有关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通过决议，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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