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

1978年春，习仲勋同志被中央派来广东省任第二书记，同年底，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他于1980年11月被调回中央工作，离开了广东。我在他身边做些助手的工作。

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时，正是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转折时期。

地处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省，毗邻香港、澳门，海外华侨众多，早在2000年前出现”海上丝绸之路“时就与国外有了频繁的交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破坏性干扰，与海外和港澳的交往完全卡断了，人缘、地缘的优势变为危险的”黑关系“。这样一来，受到严重伤害的就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广大干部群众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心。要求改变这种黑白颠倒的状况，是蕴藏于广东省广大干部、群众当中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力量。习仲勋南来广东之后不久的深圳之行，就使他深深感受到这点。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也有同样的想法。比如当时担任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同志，在1978年9月就提出，由于广东所处地位的重要和有利条件，应要求中央在政策上优先武装广东。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习仲勋在准备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广东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是很有限的，但当时已是一种要求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

习仲勋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又出席了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到来。会议闭幕后，习仲勋和当时一起在北京开会的省委副书记王全国，到中组部招待所看望了将要调往广东工作的杨尚昆同志。1979年1月8日至25日，习仲勋一回到广东，就召集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杨尚昆于会议期间到了广东，参加了后一段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的问题-- 除”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外，还对过去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的问题等，分别提出了纠正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

这次会后，广东省委的领导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习仲勋和省委常委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此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要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page]

就这样，习仲勋和王全国于1979年4月初赴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多次讲了广东的情况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问题。习仲勋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领导同志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讲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他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有利。又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各组汇报时，习仲勋再次讲了这个道理，并得到了当时参加会议的许多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的支持，赞成让广东先搞上去。听汇报时，对于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的问题，邓小平插话说，新加坡吸收外资开厂，利润收入50%可以拿到，还有劳务收入、税收。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美国人问我，你们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我说，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变不了资本主义。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小平还对习仲勋说，广东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特区“，要广东省委”杀出一条血路来“。

会后，习仲勋很快回到广东。还在北京时，他就要我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作好必要的准备。不久，谷牧按中央的决定，率领工作组到了广东，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专门找他谈了话，叶帅对这件大事也很关心。谷牧后来又到了福建，帮福建省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关于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文件，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

对于中央根据广东省委的要求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习仲勋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他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后，省委于1979年5月至6月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习仲勋在会议总结中强调说，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不解放思想，就会寸步难行。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这是我们过去根本没有做过的、不熟悉的新问题。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积极通过实践去探索客观规律，而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怎么能够做到像小平同志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呢？会议期间，叶帅接见了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叶帅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并强调在上下之间、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要加强团结，为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作出贡献。

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开始了新的征程。

1979年9月，习仲勋和杨尚昆出席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接着又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一个讨论经济工作的座谈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办经济特区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要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些，快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搞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邓小平的批示，给广东增添了新的巨大的力量。广东省委对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作了规划，加快了步伐。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批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9月24日和25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一起，到了北京中南海。这次，他们是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广东的工作的，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全力支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纪要是这样写的：”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对于习仲勋、杨尚昆来说，中南海的风光草木，他们是那么熟悉，然而中央书记处两个上午的专门听取广东工作汇报的会，又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全新的东西，这就是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对广东的殷切期望。当时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引用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黑虎铜锤。既然有中央的文件为凭，广东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就要大一点。此后连续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都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和解决两省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责任编辑：

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