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尔阶：抑制“投资饥渴症”

1979年，“拨改贷”政策推广试行，这是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目的是抑制当时狂热的“投资饥渴症”。

曹尔阶受命去上海新光内衣厂做调研，询问对方对“拨改贷”的看法，当负责人听说“拨改贷”提前投产的效益可以归企业，当即表示可以马上试点。而他到了一家铜带厂时，负责人听说要“拨改贷”后疑虑重重，怕还不上钱，最后干脆表示不上了。“这让我们很兴奋，觉得‘拨改贷’的作用就是体现在这里。”曹尔阶说。

建行管贷款后，主管此事情的副行长刘礼欣提出“多种摇钱树，不建赔钱厂”，但怎么衡量是“摇钱树”还是“赔钱厂”，刘礼欣心里并没有底，于是他找到了曹尔阶：“老曹，你看这事怎么办啊？”

曹尔阶思索了一会儿，回答道：“这事只有先做调查。”刘礼欣手一挥：“你去吧！”

从哪些行业入手？是曹尔阶首先考虑的问题，思索良久后他决定从当时的“结婚三大件”入手——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上海计划会议上说这‘三大件’每件都有一百元左右的利润，这下各个省都感兴趣了，都准备上这些项目。”曹尔阶说。于是他找来这几个行业的人，发调查提纲，最后汇总到他这儿，曹尔阶最后发现这“三大件”建设都严重超标了，于是总结成报告提交中央。

五年里，曹尔阶做了40多个行业报告，这样的调查在中央各部门里是独一无二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的调查发现不少产品都有重复建设问题，并都与政府部门不擅于运用经济杠杆有关。”曹尔阶说，“不过当时计委坚持认为国家建设只能由他们安排，不能市场调节。”

这些报告引起了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的注意，他就此专门和曹尔阶交谈了好几次，在日后在山西召开的城市经济学会上，曹尔阶又见到了时任国家副总理的朱镕基，他对那次见面记忆犹新：“朱总理专门过来和我握手打招呼，问怎么好久没有看到建设银行的经济信息调查报告了，那么厚的报告他每本都看过。”

也正是那些调查报告，让朱镕基觉得建设银行有实力成立一家专业的投资咨询公司。在1984年全国咨询行业会议上，朱镕基在会上强调投资咨询必须有详实的经济信息调查作后盾，他拿出建设银行的一些调查报告，说这些调查很丰富，为什么不成立一家投资咨询公司？

在朱镕基的启发下，建设银行副行长刘礼欣酝酿组建咨询公司，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建设银行内部由于复杂的人事问题，不想把中国投资咨询公司的规格定得太高，几次讨论都是议而不决。”曹尔阶说。

直到1985年初马洪亲自起草了筹建中国投资咨询公司的报告，由发展中心一位同志以毛笔恭楷直接上报国务院，赵紫阳亲笔批示同意，于是在1986年，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正式成立，曹尔阶成为了首任总经理。

上任伊始，曹尔阶就在大项目贷款的决策权上同计委发生了分歧，“上马时计委拍脑袋、拍胸脯，决策者并不承担项目失败的风险，出了问题还不了钱却要银行行长坐班房，这很不公平！”曹尔阶提出大项目建设银行有否决权，小项目建设银行有决策权，计委很不满意。

最让曹尔阶印象深刻的投资咨询项目是“100套小化肥之争”，当时化工部想把氮粉厂改成1万吨的尿素，然而投资咨询公司核算下来1万吨的尿素是不赚钱的，尿素必须搞到30万吨，才叫经济规模，当时化工部算账电价煤价都是优惠价，出来还有国家补贴，投资咨询公司认为这个项目是不值得上的，于是写了一个报告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化工部坚持认为计委立了项目你们就应该放款，咨询公司的最终意见是“先试点，总结经验后再推广”，实际上暂时把这个项目挡了下来。

“不过最后这些项目地方还是都上了，毕竟还有别的银行，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些项目都是累赘，都成为了银行坏账。”曹尔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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