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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庆老师的一个专访

早年在华尔街做律师,后回国参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初创工作。曾两度在中国证监会任职,2003年1月从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上离任。后出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如果用资深人士来说明高西庆在中国证券界的背景,应该不算言过其实。这位中国证券界的元老,曾是华尔街一家律师行颇受重视的律师,1988年的9月,他回到了北京。

高西庆:大家一直想弄交易所,这件事我们已经鼓吹了一段时间了,而且写了白皮书。

还在美国工作的时候,高西庆等人就编写出了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提案《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高西庆:我们把这份建议叫白皮书,因为是用一个白皮子弄的。那只是一个比较初步的东西。1988年的8月份王波明回国了, 9月份我也回来了。把这个白皮书拿回来之后,很快就跟国内一帮青年学者和企业家一块弄,如果没有国内这些人,这些东西根本不会走很远的。因为我们在国外呆那么多年,对国内情况一点不了解,不可能一下就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当时做成这个事情至少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力量在国内。

主持人:那时这个白皮书已经写了哪些内容?

高西庆:我们通常所说的白皮书一部分指在1988年5月就已经完成了的。那个就是我们在纽约写的,是王波明、李青原和我这么一批人写的。后来那个白皮书是1988年10月到11月写的,有很长的一份名单,所有参与写的人的名单。现在说得多的白皮书是指后面这个。后面这个就比较完整了,包括设想、 政治法律框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框架和交易机制等。当然现在看来很粗了,但是当时一切空白的基础上,至少给人提供了一个讨论的起点。

主持人:您个人写了哪几部分?

高西庆:法律法规部分和证券管理委员会结构这个部分,我都参与写了。

回到北京的第五天,高西庆来到万寿宾馆,参加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这里他见到了当时国内一批热血青年和官员,并立即成为编写中国证券市场蓝图小组中的一员。

高西庆:从1988年9月到10月这段时间,我们全力昼夜加班地写。当时工作的地方就在中创。我每天要骑几十公里自行车,因为我住在经贸大学,每天从经贸大学骑车到石家胡同找到王波明,一块再骑车到珠市口,这个距离最少有二十多公里。然后要从那骑到万寿路宾馆去找王歧山,从那再回经贸大学。这一圈下来大概得七八十公里,所以我回来不久就发现,原来在美国做律师很长时间老不运动已经胖了不少,回来很快就精瘦了。

高西庆过着一种忙碌却充实的生活,当时的他是一位热心证券的对外经贸大学老师。两个月后,由这批年青人撰写的《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获得中南海的肯定。此后,高西庆参与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事被搁置了。不过,他很快在参与深沪交易所的筹建中找回了激情。

高西庆:朱基听经叔平说北京有这么一批人在弄证券交易所这个事。朱基听了很高兴,说你马上把他们全请过来,给他们户口,给他们房子,给他们汽车。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就愿意来弄这事。然后我们去上海开了会,1990年1月份开始着手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在这过程中,大概又过了两三个月,后来说深圳方面也要弄交易所,希望我们去。我们几个人赶快跑去,见到了禹国刚和王健,他们当时在罗湖边上国贸的一个楼里面,小小的一间房子,没有椅子,我们就趴在茶几上弄。

对高西庆来说,那是一段简单而快乐的日子,不过,这种生活在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时有了变化。

高西庆:证监会成立时就来动员我们几个去,我犹豫很长时间。第一反应是不参加。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很急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做事不考虑非常周全的人。在这个体系里,你要很周全,你要瞻前顾后,看上看下, 看左看右; 否则的话, 你会很麻烦。

尽管有顾虑,但高西庆还是接受了邀请,成为第一届证监会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

高西庆:后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做的话,反正有人要做的,当时也知道大概是哪些人要做,那么出来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不理想一些。所以我当时就说做两年,说得非常明确,做完两年就出来。快到两年的时候,我跟刘鸿儒主席说我要走了。刘主席说,你还是帮帮忙再做一段时间。刘主席他是一个在整个机制里呆了很久的人,但是他对年轻人的理解程度高于绝大多数人。他一直在教书,所以他的思路非常开阔开放。也很善解人意。他说帮帮忙吧,作为那么高的职位,他可以说你不能走,不允许或者说不可以,但他说得非常客气。他讲了以后,我也不好意思,那就再呆一段。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这人就是不太适应过多约束的东西,因为我们是那种野路子出来的,不是人家从科员一级一级走上来。

从证监会出来后,高西庆重拾教员生涯,一年后,他再次出山,担任中银国际执行总裁,直到1999年夏天二进中国证监会,官至证监会副主席。不久,周小川出任证监会主席,自此,中国股市开始第四任证监会执政时代。周小川主政证监会期间,大批的海归派人士汇聚于证监会,下到部门的副职,上到周小川的助手高西庆,都有海归的背景,不仅如此,证监会还以500多万年薪的代价,聘来了第一个海外的副部级干部-副主席史美伦。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完全不同风格的证监会,认同国际化、市场化的监管理想,高西庆找到了理念一致的组织。

主持人:您1999年重新回到证监会,这一段的职业经历和前一段比,有些什么不同?

高西庆:我觉得第一次创业的感觉更强烈些。因为当时是完全没有规制,完全没有约束,当时所有的证监会的重大问题,都是在主任办公会上决定的。刘主席把各个部门主任叫到一块,每个礼拜都要至少开一次会,这就是主任办公会。会上大家争论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并不觉得怎么样,今天回想起来,才觉得在中国这个机制里,刘主席这样的人真是非常难得的,他能够让各部门主任随便地吵,而且常常是他的观点已经出来了,我们仍然不同意,还在使劲地争。虽然有很多现在回头想想非常遗憾,有很多的事没做成,但是想起来那仍然是热火朝天的事情,大家在做一件革命性的开创性的事。

第二次再回去以后,发现多数的事情已经大大制度化了,很多事情已经受了很多的约束,已经不可能再在那种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去做。都要先把给定的很多条件说好了再去讨论,所以我觉得第二次从工作角度来讲,相对来说难得多。但是正是这第二次,我也成熟了很多了,对机制也了解更多了。刚开始那三年是根本不理解这个,当时只要偏一点就坚决不愿意做,认为这完全是背叛,就是很理想主义很幼稚的那种想法。

从证监会出来,高西庆被调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认识高西庆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睿智而不失书生意气,其实这和高西庆早年的经历有关,他参加过学生连,修过铁路,当过钳工,是工农兵大学生,这些造就了他的性格和一种生活态度。

高西庆:我是比较幸运的。我的父母都是非常乐观的人,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也是比较乐观的。我修完铁路后回到西安分到兵工厂,后来大学开始招生。我当年就考了,并很有希望考上,结果考了之后说不算。第二年就不要成绩,只推荐。我在的那个车间是全厂最大的车间, 我是我们车间的青年委员,成天领着年轻人干义务劳动。跟学习上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干活比较好,很卖力。钳工的技术技能我掌握得还可以。所以上大学是工农兵大学生。1974年的9月 到了外贸学院, 1978年1月毕业,然后当年又考研究生。

主持人:你自己有没有困惑过,因为你们这一代人能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好像是比较少。

高西庆:我们那个年代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一场灾难,很多人的梦想破灭了,很多人失去生命,失去家庭,失去亲人。但是与此同时,也给人提供了无数的机会 ,就是因为没有任何限制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小学刚毕业,忽然没有了限制。父亲被关起来了,在监狱呆了五年。母亲到陕北农村去了,就我一个人,每天都得做选择。我每天的选择就是吃几顿饭的问题。当时家里没有钱,我每天只吃一顿饭,多数时间我就得睡觉,睡醒了,实在睡不着了,跑去吃顿饭,然后回来继续睡,这就是我的选择。今天你看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好像很惨,我倒觉得我们比较幸运。我们的幸运之处就在于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一个发展非常快的起伏落差比较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一些自强不息的人,机会就会多一些。

我们发现在高西庆的办公室里,除了三面墙的书柜,还有他的珍藏-一块块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石头,或许,这正是高氏想表达的,学者本色以及本质的率性硬气。

高西庆:我是属于要求比较简单比较低的这种人,不会要求什么美食啊什么华衣啊。我这人是一个很粗的人,西北农民嘛,我对什么事情很容易满足,属于小福即安之类的。

采访手记

■ 周润

高西庆中等个子,体形保持很好。说话语速极快,说着说着就笑起来, 没有什么腔腔调调,一听,就可以感觉出真诚来。

高西庆刚开始接触股票是在美国做律师的时候。1987年的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上上下下所传递给他的那种近似于绝望的信息,让他当天中午就揣了部照相机直奔华尔街,在那,他一眼看到了七辆电视台的转播车。镜头都对着交易所楼上的窗户,随时准备拍摄跳楼的人。当天晚上,他接到中国总领事馆的电话,想找几位中国留学生就美股表现连夜座谈。事后才得知,中央对此事竟然相当关注。连串事件带给了高西庆强烈的冲击感,他开始想股市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之后,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就在这一次一次的讨论中,一批留学生萌发了回中国搞证券市场的想法。他们动手写了一份政策建议,1988 年,他们把这份建议带回了中国。在回来近20年的时间里,与国内一批人一道,他们经历了中国股市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这批海归际遇不尽相同,或为官,或为企业家,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至今还是中国证券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高西庆的经历则更为复杂,教书,做官,再教书,再做官,反复几次。个中心路的跌宕起伏之大,亦完全可以想象。不过,他说,他是一个非常容易满足的人,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做,很快就会喜欢上。

比较特别一点的是,高西庆的办公室里还架了一个单杠,采访结束后,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引体向上这个项目,一下做了10个。

精彩故事

把“做市商”念500遍就习惯了

高西庆:今天大家说“做市商”这个词,一说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当年大家在讨论推不推做市商这个机制的时候,比较多的同意推这个机制,但是“做市商” 这个词怎么翻译,大家讨论了很久。开始是音译的,中国人有这习惯,后来我就说直译算了,就叫做市商,别人都笑起来了,觉得这个听起来很滑稽,跟做爱联系起来了。说这个很难听,争了很久争不下来。后来我说这样,大家回去之后,把这“做市商”念五百遍,肯定就会习惯了,就再也不难听了,最后因为没有一个更好的词,就定这个了。

为“无纸化”吵了一个礼拜

高西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时,为无纸化交易的这个问题吵了至少一个礼拜。上海方面说,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接受,搞无纸化交易,你没有实物股票给他,就在电脑上的一个条目记录下来,这绝对不能接受。我说不对,你看一下存折,中国的这个存折上有什么证明?这一个个本子谁都可以印出来。你到储蓄所,储蓄所写上你存的钱的数字,发一个存折给你,老百姓都接受了,我说习惯而已。经过了几十年,大家都习惯了,我说这个是一样的道理。现在社会上电脑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完全不必要再去做纸质的股票,光用纸是非常麻烦的。不过,还是吵得很厉害,最后这个事情其实是靠外力解决的。有同事出去考察,到了香港,香港当时正在非常痛苦地经历从有纸到无纸的转变,正在一点一点地收回纸质的股票。香港说你们太先进了,你们居然考虑无纸化交易,太好了。一听这个好了,不说了,我们自己也搞无纸化,没有纸质股票。到今天为止,就因为这么一个决定,节省了我们不知多少精力。

考研时拿过全国第一

高西庆:我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当时考研究生我是全国第一。过了很多年,我的很多学生说,我看见过你们考的那题,什么题啊,初中生都能做出来。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没考呢。他说我当时在幼儿园呢。我说对了,当时能考试的人,就这水平,全国好几千人考就这水平,你看那题很简单,我说是很简单啊,可是整个水平就那样。

遭遇美股黑色星期一

高西庆: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纽约股市暴跌。那天早上我到公司时快10点了。因为我常常上班都干到半夜,每天晚上12点钟以后才回家,所以早上上班的时候晚一点。快十点时到办公室一看,就像电影里一样的,办公室的人一个个都那样,就像谁死了,我当时就有这个感觉。我问发生什么事了,我的秘书告诉我说,股票市场垮了。我说怎么垮了,他说掉得一塌糊涂。对我来说,仍然没有什么感觉。不像美国人,他的家产所有的业务都在里面。对我来说,第一我不愁工作,反正我干两年就回国了。第二股票升跌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炒股票。我们事务所占了五层楼,所有的人,上上下下慌张得要命,办公室里谁也不说话。我去找自己的领头律师,结果人家一个个都觉得很紧张,觉得很不得了的大事情。所以我就揣一个小照相机,跑到股票交易所去了。华尔街口上的那个交易所,停了大概至少有七辆电视台的那种大卡车,上面有电视,摄像机就对着交易所楼上。为什么对着上面?等人跳楼呢。我的一个学长,一个法学院毕业的,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秘书长。后来我问他,他说,好些年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窗口封起来了,没有人能跳得下去。

街边上有很多人,各种各样的,说什么样的话都有,有人说,意思是世界末日到了,上帝终于开始在惩罚这些贪婪的人。还有的人在讲,你应该把钱投资在你的灵魂里,而不是投资在这种市场上。讲什么的都有,有唱的,有说的,非常热闹。所以我印象很深,但觉得这是美国的万花镜,跟中国没有关系。

总领事馆的紧急夜谈

高西庆:1987年黑色星期一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七八点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是当时纽约总领事馆,就是中国总领事馆打来的。问我,这个事情会对中国怎么样。我说不会怎么样吧。他说能不能来谈一下,我问跟谁谈,他说总领事要谈。当时纽约总领事是大使级的,级别很高的。我说可以啊。他说今天行不行,我说今天这么晚了怎么行。他说那明天上午,叫几个当时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一起。我说那不可能,白天肯定不行,因为大家白天很忙的。最后约来约去定在第二天晚上。第二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去了,一看,一大屋子人。我以为就总领事一个人,除了总领事及商务经济方面的所有这些头之外,还有中国当时驻纽约的主要机构,什么《红旗》杂志的,《人民日报》的,当时都在那儿。我和王波明、刘二飞后来去晚了,反正就是很晚去的,还有谁去记不太清了。就这样,讲了一两个钟头,他们问问题。我们当时对于它可能对中国的潜在影响根本就没概念,说不会有太大影响吧。但是对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对美国的影响,我们倒是有点概念。

中央密电要求了解美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一”

高西庆:后来我问领事馆的人为什么对美国股票的这次大跌这么重视。他们告诉我,美国股市暴跌以后,中央当天就来了密电,希望他们马上了解这个事情的影响。经过了这次在领事馆的讲解之后,后来又去讲过一次。大概是10月份还是11月份,我们组织了一次比较大的研讨会,有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在那边的机构,好几百人,在一个集体教室里听,大家兴趣也越来越大。后来王东明,就是王波明的哥哥,给我们讲了一些国内情况,说国内有人也在考虑这些事,已经开始发股票了,但没有交易所。结果王波明突作惊人之想,说,咱们是不是也在中国弄一个股票交易所。他刚说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笑了,我说那可能还要很长时间。他说不一定。那天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结果越谈越兴奋,越谈越觉得还真的有可能,我说那也可以试试,最后就决定多召集一些人,讨论这个事。

尼克松的信

高西庆:当时找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华尔街的事务所。有几个所都要我,问我什么工作计划,我说我工作一年就回国。有的律师事务所说,那不行,在律师所的头两年都是你剥削我们,因为律师事务所要培训你,从第三年开始我才能剥削你,你怎么能干一年就走人。当时我的概念是我在美国如果呆得太久,就等于在叛逃,因为我是***员。后来我所在的那个律师事务所,尼克松原来是这个所的头,我进去的时候还见了尼克松好几次。尼克松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认为跟中国的关系是一个长远的战略关系,所以他认为,培训一个中国人也行,用不着要这人非得要干很长时间。所以这家律师事务所后来愿意要我,并且同意我就干一年。我干了大概大半年的时候,我说我准备走了,所里好几个头就来找我说,你多呆一两年。我说那样国家会认为我不想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头就说,我给你们学校写封信,或者给外贸部写封信。我笑着说,没什么用处。他好像很受刺激,他说为什么没有用,我说他们哪知道你是谁啊。后来有一个合伙人就讲,如果尼克松先生写封信呢,我说那当然可以了,尼克松当然是不同的人。结果当天尼克松就答应写封信,过了两天拿出了一封三页半长的信,写给李岚清的。意思说,这个人不光是一个好的中国人,他还是一个好的美国律师,如果让他继续再学几年的话,对中国的好处将大于现在马上让他回去,说了一大通。后来学校回信,同意让我再工作一年。

曾有过最强烈的无望感

高西庆:当时西安,派了两三万初中生,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组成连队,去修铁路。我们在修铁路的时候,有一天看报,好像是1971年吧,登了一则消息,毛主席说了一段话,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后来又有消息说,开始招生了,头一批选了一些工农兵学员。而我当时正是最艰苦的时候,每天都是干最重的活,从天亮干到天黑,三顿饭吃不饱。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我心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酸楚感。我对一个工友说,咱们这是没有希望了。好在,你有一个妹妹,我也有一个妹妹,她们都比我们小十岁,我说只有她们可能还能赶上这个好日子,去读大学,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当时说完后他一句话也没说。

父母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

高西庆:我们的父母是比较乐观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是保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我父亲文革时被关了多年,跟他关一块的人,他那些老同事,那些老战友,人家讲起他来都会讲出无数有趣的故事来,他永远有各种笑话讲,永远有各种有意思的事。所以我是幸运的,有这么一个家庭。我的父母不管多困难,总是要我们勇往直前。我母亲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我们学习,要看书。虽然看书到底会怎么样,有什么用处,没有很明确的说法,但是总觉得应该看书,不看书干什么,就好像说不吃饭怎么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1971年我们当时在山沟里一个转运站上修铁路,那个地方没有人烟,就我们一个连队,一百多人。周末我们到处乱走,走出十几公里以后,发现有一个小镇子,那小镇子总共就只有几户人家,却有一个废品收购站,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也想不明白。这个收购站收购方圆二里地的废品,在那个废品收购站我们发现了成麻袋的旧杂志,50年代的旧杂志。卖给我们一本五毛钱,当时我们一个月一个人只有13块钱,但是就这样,五毛钱一本的杂志,我买了一大摞回来。

没有边防证进不了深圳特区

高西庆: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事搁置下来了。在家里躺了一个月,当时从美国带回来好多录像带,都是一些好多年都想看但一直没时间看的好电影。结果一个月里每天看八小时,看得眼都花了。到七八月的时候,觉得不能什么事都不干。联办就组成一个考察团,让大家去考察一下中国的证券市场,所谓证券市场当时主要是指国债市场,同时捎带看看有没有股票什么的。从武汉开始一路走到了广州,准备进深圳的时候,说深圳要边境证,我们三人都没有边境证,别人都办好了,我们从来没想到要办边境证。当时我们只有护照,他们说护照不行,必须得有边境证,或者护照有出国到任何地方经过的一个签证才行。当时找了很多人,想了很多办法,在广州找了公安局也没用,最后没办法,他们整个团去了深圳,我们三人没去成,把我们弄得很难堪、很难堪。

第一次离开证监会的经历

高西庆:我认为中国证监会是1992年10月20日成立的。所以我给自己定的时间是1995年10月20日离开证监会,正好干满三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辞职报告,我说10月20日就走。10月20日那一天,我把自行车拖在汽车上,把所有的东西,钥匙、电话、BP机、电脑全部移交,然后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了。晚上在家接了个电话,说明天要开会。我说还开什么会,我已经辞职走了,你不知道吗?人家说我是开玩笑,我说开什么玩笑,我说走就走了。后来朱利说,还没批准呢。我说我的关系又不在你那里,我的关系一直在经贸大学,我来这儿完全是义务劳动。当时有一些人说高西庆领两份工资。我说,我是领两份工资,在经贸大学拿最基本工资,三百块钱。在证监会拿基本补贴,合起来的钱,比任何一边的人的工资都要低,多少年都是那样。

世界上所有容易的事都要付代价

高西庆:世界上所有容易的事都要付代价的,我父亲曾经这样教育过我。当时他从监狱放出来之后,官复原职,有人给他送东西。那会儿无非送点点心、苹果。他全让人家拿回去。他说,别人的东西,好吃难消化。你看人家东西好吃,拿了你消化不了,回头你就得难受。

找不用花钱的山去爬

高西庆:我每个周末带着儿子去爬山,找那些不用花钱的山去爬。香山还要交钱。我到西藏去,好几天都住在藏民家里,被跳蚤咬得浑身包。跟我们一块去的藏族向导和拉萨的司机,他们都受不了,我说没有什么受不了。我们住在藏民家里,我觉得是一个学习过程,你看人们藏民怎么生活的,跟藏民去聊天,享受这样的生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不是那种美酒加咖啡讲究享受的人。我不喝酒,不喝咖啡,不抽烟,高尔夫也从来不打。但任何一个运动,我都可以找到很多乐趣,我就属于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的人,让我干什么事,我没选择,但是你让我去干,我就很快会觉得好得不得了,特别愿意干。

人物简介

1953年9月生于陕西。

1983年8月-1986年5月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攻读美国法律。

1986年8月-1988年8月在纽约华尔街Mudge Rose律师事务所任执业律师。

1988年9月回国,任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参与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

1989年参与创立中国证券市场联合设计办公室,任首席律师。

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起,担任中国证监会发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师。

1997年任中银港澳管理处副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

1999年7月重回中国证监会,之后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2003年1月离职。

2003年2月担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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